在中央的号召和催促下，农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进行了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掉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适合的管理、炊事人员28000多人。这里所谓“不纯分子”、“不适合”的人，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再次收回社员的自留地作食堂的菜地。三是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原则。不难看出，在这次整顿中，大办食堂的“左”倾错误更加发展了，公共食堂越来越纳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其结果是农村公共食堂更加增加了。据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88．6％。
1960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为了解决社员的生活困难，11月，中央要求“各地应当争取在今年内把食堂办好”，并且提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口号。12月，中央在批转河北省的一个报告中强调“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1960年底，有的地区农村公共食堂又一次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委抽调了14万名干部下乡，对18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采取“粮、菜、代(食品)混吃的办法”安排了社员的生活。
综上所述，在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我党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左”倾思想没有根本转变，硬是坚持公共食堂制度，并且提出和执行了不少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政策，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从而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
农村公共食堂的解散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重申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实事求是年。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及各中央局、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组织力量，亲自深入基层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农村公共食堂是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工作会议上，讨论和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由于当时对食堂的情况还不十分明了，加上有的农村基层干部“不同意完全把食堂吹掉”，因此《农业六十条》仍作了这样的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食堂”，公共食堂必须真正实现自愿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和具体要求，可以办全部人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公共食堂。社员的口粮，可以分到食堂，指标到户，节约归己，也可分配到户”。很明显，《农业六十条》对于办什么样的食堂，以及社员是否参加食堂，给了社员选择的自由。
广州会议后，中央和各省主要领导人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4月1日到5月15日，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两县进行调查，他发现“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认为“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刘少奇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4月下旬至5月下旬，周恩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作调查，他向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报告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要“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3月26日至5月5日，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进行调查，在他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陕西“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河南禹县干部说：“在食堂问题上，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食堂办不好，生产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据朱德在豫东地区的调查反映，“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1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40％至50％。”4月，胡乔木到湖南省韶山公社进行调查，4月14日在他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到：“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说，食堂问题之所以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每天生活中引起许多不便。分别说来，(一)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1／3～1／2，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的积极性。(二)食堂不利于发展养猪等家庭副业，粪肥减少了，生产队的农业收入和社员家庭副业收入都减少了。(三)食堂烧大柴，破坏了山林，同时又减少了灰肥(因为大柴灰少)。(四)由于食堂实行供给制，许多辅助劳动力本来可以劳动的不劳动了。(五)很多社员感到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而社员和食堂工作人员之间以及社员相互之间的纠纷增多了。(六)基层干部在领导食堂方面，往往要比领导生产花费更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4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转发了这个报告。
中央领导同志的实地考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正确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奠定了基础。1961年5、6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说，我们党内有许多人是唯心主义，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只听人家的，下面反映的情况很多不真实，就是没有听取群众的。会议以调查所得的大量材料为依据，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规定，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至此，党纠正了用行政命令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左”倾错误，各地农村在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过程中，有领导地停办了公共食堂。对此，农民十分高兴。
深刻的启示
恩格斯曾经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陕。”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和解散，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定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基础。我国农村人口多，底子薄，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1960年，每一个农村人口只有320斤粮食，2．9，斤植物油，2A斤猪肉。单凭这样的物质基础，要办好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把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统统包下来，是不现实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应当强求一律，生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绝不能简单地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要求全体农民在公共食堂吃一样的饭菜，过一样的生活，这是行不通的。
历史的教训，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引向胜利。
(沈家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