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跃进的灾难，毛泽东发出“领导干部要做调查研究”的号召，全国上下形成规模空前的农村调查热潮，一些相关政策也得到了调整。
1960年冬，农村中的严重问题已经大量暴露。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提出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开展整风整社。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o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1月13日，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这次会议为14日至1 8日召开的九中全会作了准备。毛泽东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我们党制定比较符合实际晴况的政策，比较有效地纠正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正在中央全会结束的时候，一篇题名《调查工作》的文章，出现在毛泽东面前。毛非常高兴，这是他3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早已丢失，多年来一直念念不忘。这篇文章是田家英亲自送给他的。文章的发现经过是这样的：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到各地收集革命文物，他们在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从革命博物馆借来。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篇重要文献，但对于它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它的真正价值，是估计不足的；这篇文章的重新发表，对于后来我们党的思想建设会发生那么大的作用和影响，引起研究者那么高度的重视，更是想不到的。这个文献被田家英知道，立即送给了毛泽东。
对这篇文章，毛泽东在1961年3月11日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接着在3月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又都提到它，并作了说明和解释。从批语和两次讲话中可以使人们了解，这篇文章是为着什么写的，是怎样写出来的，以及毛是如何地喜爱它。
1961年3月11日的批语写道：“这是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夏，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在1961年3月13日广州会议上说：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1929年冬天，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对这场斗争作了结论。这以后，也就是1930年春天，写了这篇文章。前几年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来了。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
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会议上说：
这篇文章是1930年春季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释文：参看毛泽东1964年3月25日所写的批语，见后。)这篇文章是最后找出来的。别的东西找出来我不记得，这篇文章我总是记得就是了。忽然找出来，我是高兴的。毛泽东在3月23日会议上对这篇文章的解释，我认为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点，在解释第三个问题“反对本本主义”的时候说：这里面包含一个批评、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是好的，比如六次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六大决议有部分的问题，有若干缺点和错误，就是正确，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第二点，在解释第六个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依靠外国帮助我们打胜仗。这还没有料到后头的王明的路线，立三路线还没有出现。我们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
《调查工作》恰好在刚刚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候，被毛泽东重新发现，这是一件大好事。它的重要价值被重新发现，成为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较变思想作风的有力武器。
这篇文章尽管如此重要，但毛泽东对于是否公开发表持谨慎态度。他在3月23日的会议上说：我不赞成现在发表，只在内部看一看就是。他说：现在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文章会有些人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他再三提醒人们说。这篇文章发下去的时候，有些要解释一下，主要是讲基本方法。民主革命时期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这个文章是为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不是这个问题。就讲清楚这一点。
毛泽东这些话本身就包含着辩证法的精神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
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将《调查工作》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时，把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如把“布尔什维克”改为“共产党人”，把“苏维埃”改为“政府”，“六次大会”改为“党的第六次大会”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作用和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要求公开发表。1964年经毛泽东同意，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中首次公开发表了。此文收入选读本时，田家英又作了一些文字修订。为了敲定文章写作时间，他3月25日晚送请毛泽东最后审定这篇文章时，写信说：“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希望主席再回忆一下，如果能记起在什么地方写的，或者写作前后有什么较大事件，我们便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考订出比较准确的写作时间。”
毛泽东当晚将定稿退田家英，把文章题目又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写了一个批语：“此文是在1929年写的，地点记不清楚。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毛泽东在这个最后的定稿上，亲笔加了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是毛对这篇文章所作的唯一的一处涉及实质内容的改动。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增补。但是通观全文，这个思想原本就有的，不过没有作出这样概括性的表述罢了。
把文章写作时间定为1929年，田家英表示怀疑，请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同志将毛泽东1929年冬至1930年5月这段时间的活动搞了一个详细材料送给毛泽东。他看后将写作时间最后定为1930年5月。 《反对本本主义》是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对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有重大意义；它又是一篇具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将永远闪耀着它的光芒。读者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在这篇文章里都有了。这篇文章被寻找出来，受到重视，并能公诸于世，这要感谢当年文献的收藏者和收集者福建龙岩地委的同志、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和政治研究室的同志，特别要感谢田家英。
1961年1月中旬，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陕要结束了，毛泽东把田家英叫去，说：“你这次没有参加会议，我怎么不知道?”随后让会议组的同志给田家英送去一套会议文件。
1月20日，田家英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1月2日下午，我正在中央档案馆同那里的同志一起编辑毛泽东著作全目，突然接到田家英的电话，要我立即回中南海。我急急忙忙赶回来，读了毛泽东的信，即作出发的准备。田家英领导的浙江调查组，迅速组成，第二天离开北京，22日到达杭州。这次调查，是在国民经济持续恶化、接近崩溃的地步，是在毛泽东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头脑比较冷静的时候，也是在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决心扭转困难局面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贯热心作农村调查，对国家困难深为忧虑的田家英，此时此刻被委以重任，能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点力量，自然感到高兴。浙江调查组，经与浙江省委商量，按照毛泽东抓两头的调查方法，决定在嘉善县(后同嘉兴合并)选一个差的生产队，在富阳县选一个好的生产队。我被指派到那个差的生产队，叫和合生产队，是田家英重点抓的点。当时所说的生产队，就是后来的生产大队，略相当于现在的大自然村。调查组有省里的同志参加，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的薛驹，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次调查。毛泽东住在杭州，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
调查组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既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重要问题，又在当地干部中起了表率作用。
田家英对这次调查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两句话：“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他拟了一副对联，作为调查组的工作守则，上联是“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是“敢想敢说不敢做”，还有两句话，叫做“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为什么不讲“同劳动”呢?当时正值冬闲季节，调查工作又很紧张，搞“同劳动”，势必流于形式，反而影响调查。但在生活上，田家英对调查组的同志要求十分严格，不准搞特殊。有一个调查小组，一到公社，公社干部送来一大碗猪肉，调查组的同志吃了。田得知此事，赶到那里，狠狠批评了一顿，生气地说：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你们还吃肉!让他们都作了检讨。后来，在富阳县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还就此事向当地干部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调查组有缺点，开始公社给肉吃，没有断然拒绝，是我们的缺点。”所谓“敢想敢说”，就是要打破思想框框，在调查组内部不设禁忌，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所谓“不敢做”，是指对外特别是对当地工作，有意见要通过组织向省委领导反映，不准在下边指手划脚，随意指挥，以免干扰地方工作。
田家英在调查中，十分注意搞好同当地干部的关系，很尊重他们，又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原则引导和教育他们。在一次有县、社干部和调查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田说：“调查组的同志不能骄傲，不能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从上面来的调查组总是给老百姓做好事，而不是要东西(公粮)，所以往往给人家好的印象。公社干部的日子比我们不好过。挨骂的是你们，好话都是我们说。”这一番话，既教育了调查组的同志，又深切地体谅当地干部的难处，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团结。
说实在的，当时下去调查，只要态度端正，发现问题并不困难，实在是问题成堆，俯拾即是。但要说容易，也并下那么容易。关键在于能不能冲破思想束缚，有没有提出问题的勇气。经过反右倾运动，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一些问题明知不对不敢说，也有一些则是把错误的误认为是正确的。就拿食堂问题来说，调查组的两个点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点上的调查，由于没有深入下去，仍然受旧框框的束缚，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如何把食堂办好；另—个点上的调查，由于真正了解到群众对食堂强烈不满情绪，认为食堂难乎为继，应当解散。田家英参加了那后一个点的调查，赞成他们的意见。但是，善于不善于发现问题是一回事，敢于不敢于向毛泽东反映象食堂这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又是一回事。当时，主张维护食堂的人，包括一些高级负责人，包括其他一些调查组，还大有人在；过去有些人因食堂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事，人们记忆犹新；中央刚刚发出的“十二条”指示信明文规定，必须“坚持食堂”，等等。所有这些，田家英不是没有考虑，但最后还是向毛泽东反映了真实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田家英敢于直言的精神，在重要关节上又一次显示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即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我们所调查的地方来说(有相当的代表性)，既不是天灾，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造成的。田也向毛陈述了这个意见。我参加调查的那个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通常是600多斤，1960年竞只有291斤。这个数字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他找来那个县的县委书记，深谈了一次，并批评了他。
田家英很重视做历史的调查。他直接指导我的调查工作，让我和省里的一位同志对和合生产队的生产情况，从土改后到公社化的全般历史，作了详细调查。参加的人不多，请来一位老贫农、一位老雇农、一位老中农和生产队队长，共四人。我们促膝交谈，有问有答，既是调查会，又是讨沦会，连续谈了五、六天。这样，对这个生产队的历史及现状了解得比较透彻，这对于了解土改后中国农村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情况，大有益处。有了历史的比较，哪些东西是好的应当恢复，哪些东西是不好的应当抛弃，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比较看得清楚了。田家英把生产队的情况，从历史到现状(包括规模、体制、生产等)，向毛泽东做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