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楼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了少奇提出的关于转发陈云、李富春、李先念三个报告的意见，同意根据少奇同志在会上讲的意见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批语，照理应该收进《刘少奇选集》，它代表了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上的基本观点。
西楼会议还决定，重新成立财经领导小组，李富春任组长。
最后，少奇同志说：好啊，经过讨论，我们都同意转发他们三个人的报告，也同意中央转发的批语。但是，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明天，我、总理、小平，到武汉，把文件带上送主席审阅，会议情况口头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少奇同志作为第二把手，在同毛主席的关系上很注意，处理得很好。
第三天少奇同志从武汉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主席都同意啦。”高兴得不得了。对此我曾想过，毛主席的同意，是不是勉强的，或者是应付的?我认为不是。因为西楼会议这一套，完全符合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所肯定的综合平衡、农轻重为序安排计划的说法。
少奇同志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对我说，把中央的批语再斟酌一下。批语里大致有这样的话：对陈云同志的意见，在讨论中，中央部门就有不同意见，这次下达以后，你们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少奇同志于是考虑，批语里是不是把在中央讨论时持不同意见同志的名字写上?他的目的是为了启发党内民主。但是我讲，写上恐怕不好。少奇同志没有坚持。这样就没有写上，发下去了。
毛主席同意了，文件下达了，我们这些在钓鱼台写东西的工作人员都很高兴，高兴得不能平静。还一起讨论，经济工作最好还是由陈云同志来挂帅；富春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他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远不如陈云。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要我向少奇同志去反映，建议由陈云同志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我对少奇同志一说，少奇同志同意大家喜出望外。
开始陈云同志表示不愿接受。后来周总理告诉我，少奇同志力劝陈云当组长，并对他说：我对你支持到底。
陈云同志当了组长去上海以前，召开过一次经小组会议，讲了一次话。他讲：他管计划工作么克服困难呢?陈云同志讲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比如说到，线袜子容易穿破，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以后计划对城市人口每人每年供应一双尼龙袜子。又比如说到，要逐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都是很实实在在的。
少奇同志继续在西楼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怎么样转发陈云等的讲话，中央要不要搞个文件。有同志说七千人大会对全国的形势作了估计，没过多久，我们对形势又作不同估计，好吗?少奇同志说，这样的事党史上有的是，一次大会作了估计，过了一段形势变了，又作新的估计，新的决定。他列举了好几个事例，直接作了回答。
陈云同志在谈到对形势的估计时，说：现在粮食已经掉到了1957年前的水平，看来，要恢复到1957年水平，没有六年也得五年，方针是准备慢，争取快。在这个问题上，有同志表示也不同意。对整个形势的提法，少奇同志认为现在是非常时期；陈云同志讲是恢复时期。有同志又说，刚刚提出调整的“八字方针”，现在怎么又搞成一个恢复时期，岂不是倒退了?小平同志变通了一下说，对外公开讲调整时期，党内讲恢复时期。
讨论到基建、计划等，是坚持高指标，还是采取低指标时，少奇同志支持陈云说，过去老是高指标，完不成时来回调整，变成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这次搞个低指标好不好?是制定低指标，超额完成了，有利于提高积极性，还是高指标完不成，有利于提高积极性?他认为，低指标超额完成，更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党内有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情况，是最好的情况，没有不同意见，鸦雀无声、表面一致，就危险了。少奇同志在这个会议之前、会议过程中、会议之后，都起到了别人没能起的作用，让大家敞开谈自己的意见。会上还讨论了毛主席讲的公开的反对派、秘密的反对派是什么意思，各有各的解释。
西楼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了少奇提出的关于转发陈云、李富春、李先念三个报告的意见，同意根据少奇同志在会上讲的意见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批语，照理应该收进《刘少奇选集》，它代表了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上的基本观点。
西楼会议还决定，重新成立财经领导小组，李富春任组长。
最后，少奇同志说：好啊，经过讨论，我们都同意转发他们三个人的报告，也同意中央转发的批语。但是，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明天，我、总理、小平，到武汉，把文件带上送主席审阅，会议情况口头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少奇同志作为第二把手，在同毛主席的关系上很注意，处理得很好。
第三天少奇同志从武汉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主席都同意啦。”高兴得不得了。对此我曾想过，毛主席的同意，是不是勉强的，或者是应付的?我认为不是。因为西楼会议这一套，完全符合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所肯定的综合平衡、农轻重为序安排计划的说法。
少奇同志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对我说，把中央的批语再斟酌一下。批语里大致有这样的话：对陈云同志的意见，在讨论中，中央部门就有不同意见，这次下达以后，你们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少奇同志于是考虑，批语里是不是把在中央讨论时持不同意见同志的名字写上?他的目的是为了启发党内民主。但是我讲，写上恐怕不好。少奇同志没有坚持。这样就没有写上，发下去了。
毛主席同意了，文件下达了，我们这些在钓鱼台写东西的工作人员都很高兴，高兴得不能平静。还一起讨论，经济工作最好还是由陈云同志来挂帅；富春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他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远不如陈云。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要我向少奇同志去反映，建议由陈云同志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我对少奇同志一说，少奇同志同意。大家喜出望外。
开始陈云同志表示不愿接受。后来周总理告诉我，少奇同志力劝陈云当组长，并对他说：我对你支持到底。
陈云同志当了组长去上海以前，召开过一次财经小组会议，讲了一次话。他讲：他管计划工作，所恢复，城里人下去，给他一块地种，起码能够糊口，不会饿肚子。
总起来说，西楼会议以后，解决了一个综合平衡问题。原来只是工业一块，农业一块，商业一块，工业是工业的问题，农业是农业的问题，商业是商业的问题。经过西楼会议，把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商业财贸和生产的关系，开始协调起来。一句话，有了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路线，还要有总体的工作路线；有了局部的具体工作路线，还要有全局的具体工作路线。拿现在的话来说，有微观的，还要有宏观的。只有一个一个部门的，困难过不去，经济恢复不可能。有了前面这个基础，再加上综合平衡，才能渡过困难，发展经济。少奇同志对西楼会议的贡献，就在这里。这些事情，是少奇同志倡议坚持，得到周总理、陈云、小平、先念等同志全心全意的合作。
陈云同志身体不好，接着到上海休息去了。周总理综合当时讨论的全部意见，向我们讲了一次关于经济工作的全面调整，据此整理出财经领导小组准备提交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
当这个报告正式提交5月中央工作会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来讨论这个报告时，有同志还是不赞成城市人口下乡的措施。特别是柯庆施唱高调，表示不同意。多数大区的同志支持这个报告。有人讲，过去的经济工作方面的报告看不下去，这个报告顺畅得很，说到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个报告经毛主席批发全党遵照执行。
1962年8月，周总理主持起草了粮食的购销要统筹兼顾农村和城市的文件，经过多次修改，最后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作为中央文件下达。邓小平同志对此文件非常满意。他说：我们有一个粮食问题的好文件了。
1962年春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广州开知识分子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1962年五六月间，少奇同志还就调整政法工作的问题，找中央政法工作小组谢富治谈了一次话。说：这些年，我们的专政，专得不妙啊。要总结四年来的政法工作，要我去帮助。经过多次座谈会，公安部座谈会，高等法院座谈会，高等检察院座谈会，起草了一个《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
“大跃进”中，政法工作一样很“左”。公安部提出了要在几年之内实现十个“无”，无火警、无车祸等。谁违反就法办。把拘捕权下放到生产大队，大队有权拘留人。政法部门很多干部还有一个观念上的糊涂，认为凡是受到刑事惩处的人，都是专政对象。
少奇同志就讲：政法部门应该有两个形象：“熟烘烘”的和“阴森森”的。在人民群众看来，你f『：的形象是热烘烘的；在敌人看来，你们的形象是阴森森的。他说，政法部门承担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任务，不只是解决敌我矛盾，更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经过你们一处理，都变成了敌我矛盾。所以这个时期的调整，实际不只是经济调整，是经济、政治、思想三条战线上一起进行的全面调整。 全会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不传达，
全党继续进行经济调整
也就在这时候，新问题跟着来了，中间有一个波折。
政法工作总结完了以后，恰好要开北戴河会议(1962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的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之前，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要田家英带一个调查组去农村了解整社整风情况。
田家英首先来到韶山。韶山是毛主席的故乡，老百姓讲话没有什么顾忌，毫不掩饰。调查中，田家英问他们，“六十条”这套办法行不行?少数农民讲行了，多数农民讲退得还不够。田家英他们又到湖北、安徽去调查，都是同样的意见，认为退得不够。怎么办呢?这些地方的农民都讲：“分田到户”。
田家英带着这些意见回到北京，毛主席还在外地没有回来，他先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同志同意田家英的意见，认为采取这样的办法解决人民的当前严重困难，也是可以的。少奇同志当时的心情，他曾经流露过：从来没有想到，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我们的错误，使我们的人民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灾难。田家英处理人民来信，看到有人信中说，他们的眼泪都流干了。所以刘少奇和田家英他们两人当时的心情是完全相通的，他们都恨不得能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办法来为人民排忧解难。少奇同志还叫田家英去征求其他同志意见。
陈云同志从上海回来了，他在上海郊区农村也作了调查，他的意见同田家英的意见不谋而合。陈云同志还说：现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把田分给农民，有利于动员农民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
陈云同志要向毛主席提出建设。有人就劝他，不要和主席讲这些，特别不要讲“分田到户”。陈云同志说：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有意见，向自己的主席讲，有什么不好!陈云同志向毛主席讲了。毛主席听了，当时脸色不好看。不过，没有责备。后来知道，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初期曾找陈云同志个别谈话，进行严厉批评。 1962年7月，到了北戴河。少奇同志叫我们起草一个通知，把农民、干部对农村工作的意见集中起来，发到各级党委征求意见，要他们作出赞成或反对的回答。
田家英同志要在这个通知文件里写上“分田到户”的问题。我说：这样做不行吧?铁托宣布解散集体农庄，我们说他修正主义。我们如果分田到户，人家会说我们什么?田家英这个人思想很纯，他说：我们秘密搞，不宣布，几年后重新恢复集体经营。我说：几亿农民的事情，你能秘密得了吗?
北戴河会议头一天，毛主席讲话，批评了田家英的主张，但说田在组织上没有错误，作为秘书向他反映是可以的。会上没点陈云同志的名。对邓子恢，批评得非常尖锐，说邓的意见，实际上是搞单干，所谓经营管理的创造，是骗人的。原来邓子恢同志曾总结安徽“田间管理、包产到户”的经验，多处作报告，也向毛主席讲过。毛主席对此批评说：邓子恢那次同我讲话，一讲就是三个钟头，训了三个钟头。我要说点话都说不上。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不但观点不能同意，而且组织程序也不对，组织上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会上讲形势、阶级、矛盾，说有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越到上面越厉害。
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形势估计，对农村估计，以为有30％的生产队散掉了，实际上真正散掉的也不过10％，比实际情况多估计了20％。
会议从北戴河一直开到北京，9月下旬开八届十中全会。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都批了“单干风”。党的基本路线再次确认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了共同的呼声。
少奇了不起。在当时大家谁都不再提调整工作的情况下，他提出：现在大家都讲阶级斗争了，调整工作还要不要做，调整的方针还执行不执行?而且在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就说了这样的意见：“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经验，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传达的范围、方法、方式要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敢于提出这样问题、提出这种意见，可不简单。
毛主席真高明，他说阶级斗争的讨论到全会为止，不往下传达。接受庐山会议的教训，在中央全会讨论就行了。庐山会议，如果当时只在全会上讨论，不往下传达，就不致于走这段弯路。全党还是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工作。毛泽东明确说：“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与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会议最后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且提出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经济工作。
少奇同志的讲话，代表了我们的意见。在场的人很高兴，又替少奇同志担心。毛主席这样一讲话，使到会人员，放心了，等于下了一道无声的命令：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西楼会议决定的一系列政策，贯彻执行的效果很好。1962、1963年，经济逐渐全面恢复；1964年，经济发展开始超额；1965、1966年，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康世恩同志讲：经过这五年调整以后的年份，是建国以后最好的时期。宋平同志也讲：经过调整得到发展，为后来“文革”能够渡过困难打下了可靠基础。这个时期，工业增长，农业发展，大庆石油，两弹一氢，这些重大突破，都展示了西楼会议议定的方针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邓力群朱元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