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后国家政策全面解冻，知识分子僵化政策有了松动迹象，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鞠躬致敬，从而赢得知识界的广泛拥戴。
1958年2月以后，陈毅的主要任务就是外交了。可是在中国人的印象中，这位陈老总在“广州会议”的讲话是他长期分管或兼管的科学文化的“施政”演说，是他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万言书”。
问题还得从头说起。
分管科学与文化，就是分管知识分子。国务院分工陈毅管这一项工作是很对的。
要管知识分子，自己就得热爱知识、尊重知识。陈毅对知识的追求是如饥如渴的。战争年代他的行囊或大或小，多半是书。当上海市长，他“微服”上街逛旧书店；对于善本古籍，只要有文史价值，不论内容“红黄兰白黑”，都下令图书馆、博物院妥为收藏保存或影印出版。调中央工作后，古籍书画较多的北京琉璃厂更是常客。有病住院，在他是乐事，可以大量读书。1955年1月，他牙病住院11天，除了每天送来的文件报纸不能不看外，他通读了杜甫集、《白氏长庆集》、冯至的《杜甫传》，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他不仅阅读，还在书上评点，在日记上写读后感。像对李白、杜甫、自居易，有的专家偏爱一个偏恶另一个到偏激的程度。陈毅写道：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要求，这便构成中国文学上的优良传统”，“其价值应放在不同尺度上去估价，不可乐此恶彼。”
由于他知识丰富，而且能作胸襟宽阔、目光精微的分析评价，许多知识分子就愿意接近他，希望和他交朋友。陈毅在科学、文化界的朋友不仅量多，而且质高；不但是知友，而且是诤友。著名学者、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元济，年龄比陈毅大34岁，陈毅与他也成为“忘年交”。1950年，张老83岁了。因商务印书馆经济困难，发不出工资了，来向陈毅市长要贷款。陈毅却给他深谈改善经营管理之道。谈得老先生豁然开朗，钱也不要了，回去就搞整顿。从此友谊更深，每逢张老生日，陈毅必送筵席上门祝寿，调任副总理后也不忘记，直到1959年张老92岁仙逝。
陈毅副总理既然分管科学、文化，对共产党的科学、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制订，其作用是很切实的，他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意见或参予修改文件。
陈毅应召于1955年12月底赴杭州在毛泽东领导下参与农业发展纲要的修订工作时，他的文件包里还装着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指示的征求意见稿。同样也是急件，因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1月中旬就要召开，他也得把修改意见正式写出来送中央。陈毅就双管齐下，交替进行。到1月4日，终于研究确定，陈毅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信上说：“这几天搞十七条条文的修改补充，故把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指示意见一事办迟了。现各同志已提了一些意见，特送上供参考，”“我昨夜又把中央指示读了一遍，觉得该指示颇为全面。各同志的意见均已提到，只是应否对某几点着重多说一些的问题。”
陈毅认为需要多说一些的问题主要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改造与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区别。他写道：“……知识分子的改造与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各有其难易。资产阶级改造在某几点上反较高级知识分子较为容易。即是说思想体系和作风的改造较之企业的物质改造当然是更困难，更应是长期的。”“还应说精神与思想改造当然更要讲究方法，”“……把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两种改造略作比较加一小段，我认为有必要。”
陈毅还转达了毛泽东几次与他们谈话中“约略谈的意见”，“一、认为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文件不如工商改造指示明确。二、许多问题应提得恰如其分，免翘尾巴。三、认为曾希圣提的对中层知识分子的关心和处理应写到指示中。”
北返途中，毛泽东与修订农业发展纲要的原班人马讨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回到北京，陈毅到家就接到周总理的通知，要他参加修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随即去参加修改。日记中记着，他直到深夜1时半才回家。
因此，周恩来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也包括陈毅意见在内。
正如陈毅所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是“颇为全面”的。对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其力量，不断提高其政治觉悟，大规模扩大其队伍，尽可能迅速地提高其业务水平，都讲到了。报告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上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报告特别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还具体规定“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的时间可以用在政策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指示和报告都是符合当时知识分子队伍基本需要的，对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先进、中间、落后和极少数敌对的情况也有明确的分析，并没有象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反右的拔白旗”以后那样给广大知识分子一律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所以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报告，与随后不久，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激发起加强自身思想改造、学习马列主义和钻研业务的热情。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陈毅没有参加。因为他在1956年秋季因疲劳过度，在出席印度驻华大使的宴会中突发脑贫血晕倒；经查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肌硬化等病，休养长达一年多未能视事。
然而作为副总理的陈毅即使能够“视事”又有何用呢?反右扩大化之风刮起后，不可抗拒。陈毅的好友不止一个被划为右派、陈毅的成都老同学、勤工俭学同去法国、同被押回的金满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也被打成右派。陈毅所能做到的，只是照常和他来往，并汇集大包材料，让他撰写有关留法勤工俭学的书稿，使他得到些慰藉而已。
当然，既然管科学、管文化，在具体工作上陈毅还是有权照顾各种人才，促进各种业务的。他对中国围棋(以及象棋)的发展作的贡献便是突出事例之一。他多次召集棋艺界讲话，传达中共中央的关怀和国务院的规定。他告诉大家：贺老总同意，钱由他出，编制上划归体委管理，待遇可按大学教授、讲师的标准，可以自办棋类刊物，出棋谱、出个人专辑，光明、文汇、新民等报刊登载棋谱和比赛情况。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新中国第一部《围棋名谱精选》很快问世。陈毅的题词说明他的见地。
纹枰对坐，从容谈兵。
研究棋艺，推陈出新。
棋虽小道，品类最尊。
中国绝艺，源远根深。
继承发扬，专赖后昆。
敬待能者，夺取冠军。
后来，他又把围棋溶合进中日友谊的暖流中去，确实推动了两国棋艺的发展和人民的友好。日本棋院先后授予他名誉七段、名誉八段。
对于多种体育、文艺活动，他都很关心，而且积极使他们成为外交工作的开路先锋，东方歌舞团便是他很重视的“文艺大使”。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又来了。陈毅的头一度发热膨胀，也跟着说了一些冒进的话，但当外交部院子里也筑起了小高炉冒烟炼铁的时候，他的头脑很快清醒起来。外交部不办外交!花大功夫去炼报废的铁疙瘩!尤其是全国不讲科学，把真正的科学家耻笑为扯革命后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陈毅感触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