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七七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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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一九三七年7月5日

七君子事件与宋庆龄自请入狱

1937年7月5日,备受国共两党敬重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自请入狱。

宋庆龄是一位备受国共两党敬重的人物。1927年国民党分裂,宋庆龄站在左翼一边,参加武汉政府,她认为这样做是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惟一选择。武汉政府失败后,她悄然出国,前往莫斯科,1929年被选为世界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后又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归国后的宋庆龄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宋庆龄与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主席。宋庆龄以她的威望,发起了多次人权运动,拯救了许多的被国民党逮捕的优秀革命者和进步人士。

抗战时期,宋庆龄虽未像许多将领那样率兵打仗,但是仍活跃在抗战工作的前线。1936年5月31日,宋庆龄与马相伯、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

1936年11月,上海日商纱厂中国工人举行反日罢工斗争。救国联合会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予以支持。同年11月23日,南京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逮捕入狱,史称“七君子”事件。

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

南京政府企图将七人转解苏州高等法院审判。在张志让等辩护律师的反对下,11月23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开庭。法官被迫驳回捕房律师和公安局特务的请求,裁定将“被告”“责付”辩护律师,听候审理。

而11月25日,公共租界捕房在国民政府压力下,不经法院裁定,将沈钧儒等重新逮捕,并秘密押赴苏州。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罗织十条罪状,向被告七人提起公诉。沈钧儒等据理驳斥。

由于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蒋介石对她还算客气,没有对她动手。面对此情此景,一心为公的宋庆龄岂能熟视无睹?

于是,宋庆龄、何香凝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积极营救七君子。

1937年7月5日,宋庆龄率12人以“抗日救国罪”自请入狱。

仅仅两天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舆论压力所在,蒋介石也不得不将“七君子”无罪释放。宋庆龄又打了一个漂亮仗。

1937年12月,上海沦陷后,宋庆龄秘密赴香港,先后在香港、广州组织保卫中国联盟,致力于战时医药工作和儿童保育工作,后转道后方重庆等地宣传抗日,1945年5月,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在当年的“七君子”中,王造时是结局最悲惨的一个。上海解放后,除邹韬奋、李公朴逝世外,其他四位“君子”都调到北京:沈钧儒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为商业部部长,史良为司法部部长,而王造时则失业于上海。

因为生活的磨难,王造时的长子、次子及长女都患了精神病,小女因不与他划清界限,成了“小右派”,被红卫兵剃成阴阳头游街,在忧郁中患了癌症。王造时于1966年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关押了五年,他受尽折磨,终因患了“肝肾综合症”而病逝。

蒋介石是“七君子事件”的制造者,多少年来已成定论,极少有人怀疑。而1978年之后,这一说法受到了质疑。

2004年3月27日中午,在上海福寿园举行的“七君子”铜像揭幕仪式结束后,邹韬奋女儿、中国韬奋基金会秘书长邹嘉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我们的史书在涉及“七君子事件”时,都说是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但从日本友人提供的1936年日本驻华外交人员给日本陆海军头目的八封密电中,可以发现,“七君子事件”的黑手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他们的幕后施压,才造成了“七君子事件”。

邹嘉骊出示了1936年日本军令部(当时日本海军最高统帅机关)的一份内部文件,这是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的,因为这些密电时过半个多世纪在日本得以解密,从而使一些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文件内有当时日本陆海军参谋本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23封密电,其中有八封密电涉及了“七君子事件”。

这些密电铁证如山,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幕后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施加了种种压力,并指名道姓地要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这才迫使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七君子事件”。

邹嘉骊说,这些密电终于揭开了一个历史的谜团,证实了“七君子事件”的主使者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

“七君子”逮捕前,上海市秘书长俞鸿钧曾对日方表示,对沈钧儒等人早已监视之中,但是要有确凿证据才能加以逮捕。而日本领事寺崎却说“要等确凿证据那将遥遥无期”,必须立即动手,并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说“倘使今后再惹起同样事态,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

“七君子”逮捕后,俞鸿钧立即通知了日方,市长吴铁城还向日方诉说了逮捕之苦心。邹嘉骊出示的这些证据,揭露了日军是这起事件幕后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