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平城外日军在作最后的准备
进入1937年，华北形势出奇的平静。2月初，日本林铣十郎内阁上台，立即宣扬不尚武的新政策。日本商界则频频伸出橄榄枝，派团访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
1937年4月，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要“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日本华北驻屯军也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不仅史无前例地赠送二十九军十几门山炮，还邀请宋哲元访问日本。宋哲元不愿去，于是由张自忠代表他率领代表团访日。
当面对新闻界质询时，宋哲元说道：“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但是这番话又遭到各界抨击，让宋哲元苦恼万分。其实宋哲元也不过是应和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基调，日本人破例“一团和气”，总不能给人家冷屁股吧。
事实上，日本伸出的橄榄枝完全是假象，是为调兵遣将做掩护，是为了迷惑中国人。
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为了弄清中国军队的部署，日军从1937年3月至6月短短三个月间，就连续派出六批高级将校参谋人员，以所谓“旅行”、“视察”为名，深入到华北、华中等各重要城市进行战略性侦察。
从4月25日起，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日本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一切迹象表明，日本军方正在积极备战。
为检验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日军在其本土也进行了军事演习。1936年底，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近十名将官，在日本东京、名古屋进行了一次首先入侵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图上演习。这是日本把侵华战争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上将军官参观了这次演习。这些将官随后都被派往中国，担任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各方面军或军的司令官。
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已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东面，有日军扶植的殷汝耕冀东伪政权和所属伪军部队。北面，有日寇炮制的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自治政府。东南面，日军强占了战略要点丰台。这样一来，只有北平西南方向的卢沟桥尚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中，卢沟桥成了北平保持对外联络的惟一通道，成了中日双方的必争之地。
当时就有人指出：“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北平之得失，华北平原之存亡系之；而西北、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胁也。”这充分说明，日军把卢沟桥作为首攻目标，绝不是针对偶发事件的临时决定，而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蓄谋已久的战略步骤。
1937年7月6日的北平，下了夏季的第一场大雨，用“大雨滂沱”这四个字来形容，毫不为过。驻丰台的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不顾道路泥泞，在清水节郎中队长的率领下，冒雨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攻击演习。
日军还向中国军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永定河西的长辛店地区进行演习，遭到中国守军理所当然的拒绝。
按清朝政府与列强的协定，固然允许各国“驻军有操练打靶及野外大操之权”，但地域应在天津附近，课目也应以常规军事业务为主，不允许越出地界进行。而日军这样随心所欲地到处进行演习，且以攻城掠地为课目，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和双边条约，其实质就是战争挑衅。
日军很恼火，赖在城外不肯退去，并进行了紧张的军事部署。双方僵持了十几个小时，空气异常紧张。而中国军队也不甘示弱，决不让步。
天色渐晚，没有进展的日军退回了丰台。
何基沣决不退让
日军步步紧逼，驻北平的二十九军深感形势严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在日军嚣张的气焰面前，显示了一个中国军人的勇敢与决心。他下令，该旅全体官兵，“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
驻守宛平城的一一○旅二一九团第三营官兵，连日来目睹日军的频繁演习，早已是怒火高涨。接到旅长的命令，三营官兵大为振奋，一致表示要作誓死抵抗。
第三营是个加强营，共有四个连，其中有轻重迫击炮连各一个，重机枪连一个，共计1400人。一个营有如此的兵力，这在当时国民党军队是非常少见的。营长金振中，是一位作战勇敢的军官，曾在喜峰口战役中立功。第三营进驻宛平城后，金振中经常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官兵在吃饭睡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以激励官兵的意志。
为了侦察敌情，金振中在午饭后换了便服，扛着铁锹向大瓦窑附近日军的演习地走去。他刚过卢沟桥火车站，就远远地看到日军队伍。这些日军不顾滂沱的大雨和泥泞的道路，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也开了上来。
金振中凭着一个军人的直觉，感到不同寻常，见机溜了回来。回到营部，马上召开军事会议。金振中摊开军事地图，一个连一个连地询问战斗准备工作。
问到卢沟铁路桥守卫排排长的时候，金振中特别叮嘱铁路桥与石桥同等重要，而铁路桥没有拱卫城，只有桥头一片空地，兵力无法调动，只能死守。
当年修建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目的，是为了拱卫京城。宛平城在桥东，京城一侧。而现在态势和以往不同。日军已经占据丰台，兵出其后。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兵力部署方向也要和当初相反。永定河东岸（北平一侧）兵力部署的突出部位就是宛平城。宛平城内驻守着九连和重机枪连、轻迫击炮连，城北铁路桥东头是十一连，城南一带沿河驻守十二连。重迫击炮和预备队均在河西。
当年的建桥者与建城者，估计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这些枪口对着京城的队伍，是在保卫北京（北平）。建设平汉铁路的先辈，在建设卢沟铁路桥之时，恐怕也没有想到，此处将是中日交战的焦点。而更难设想，敌兵出击方向是在北平一侧，有了铁路桥更增加了中国军队扼守的难度。
一场改变中日两国命运的战争，即将打响。
而这场改变中国近现代史的战争，也改变了何基沣的命运。在中国现代史上，何基沣是一位不应被忘记的人物。
何基沣，1898年生，字芑荪，河北藁城北席村人。自幼读书，1923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继而到北平陆军大学深造。学习期满，何基沣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任三十七师一O九旅任副旅长。1933年春，日军进逼华北，何基沣率部在喜峰口迎战。
战前，何基沣对官兵训话：“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官兵士气高昂，奋勇杀敌，以大刀同日军肉搏，激战三昼夜，夺得喜峰口战役的胜利。喜峰口战役后，因战功卓着，何基沣调任一一○旅旅长。
1938年1月，何基沣来武汉养伤。听了周恩来的一次讲演，何基沣苦闷的心一下舒展开了，感到中国的前途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他立即登门拜访了周恩来，吐露了心曲，并提出去延安的愿望。周恩来说：“中山陵前，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何师长要去延安，我代表党中央表示欢迎。只是此行要十分隐蔽，我建议你先去广西小住几天，制造一个周游全国的假象，然后悄悄地去延安。”
1938年2月，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何基沣秘密到达延安。当晚，毛泽东就来看望他，赞扬他的抗日功绩。何基沣向毛泽东详述了喜峰口、卢沟桥、大名府等各次战役，还应毛泽东的邀请在抗大作了一次报告。
在延安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多次和何基沣交谈，使他深受教育，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开延安前夕，何基沣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其中写道：“我是国民党军队里的旧军人。过去，我总认为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人人廉洁奉公，我们的国家就会富强起来。现在懂得，没有共产党中国无望。我恳求收下我这个新战士。”
当时，党中央决定何基沣仍回到国民党军队去工作。1939年1月，何基沣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实现了由一名爱国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何基沣入党后，回到由原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改编而来的第七十七军任副军长。他在党的领导下，将这支旧军队引导到抗日救国进步的道路上来。抗战胜利以后，何基沣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时，他同张克侠一起率领国民党第七十七军、第五十九军等两万余人起义，使淮海战场的形势一下子发生了转折。何、张二将军，成为淮海战役的功臣。
新中国成立后，何基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局局长，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1958年9月23日，党中央授予何基沣“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1月20日，何基沣因病在北京逝世。遵其遗嘱，亲属将他的骨灰一部分撒在卢沟桥畔，一部分撤在当年的淮海战役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