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级秋天，我开始学习日语。
像我这样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学生，外语原本是免修的。但是学校规定，获得经济资助的学生，如果有意参加“达特茅斯留学计划”，学校会负担包括机票和食宿在内的一切费用。这样难得的机会，谁又舍得错过呢？
毕竟，“达特茅斯留学计划”即使在常春藤内部也堪称一绝。学生学习任何一门外语时，只要选修足够的课程，通过一定级别的考试，就可以前往该语种国家留学一个学期。此外，学院还和不同国家的大学建立了短期交换项目，以便精通语言的学生做更深入的学术研究。
为了保证语言教育原汁原味，学校聘请了很多外教。教日语的Ishida老师就生在东京、长在东京，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而且，30岁出头的她还是早稻田大学的博士。
Ishida老师长发飘飘，亭亭玉立。第一次上课，她穿着及膝短裙，“丁丁冬冬”地踩着细细的高跟鞋，款款走进教室，一言未发，就先向我们深深一鞠躬。
在达特茅斯，学生见到教授从来都是一副人人平等的姿态，有时为了学术问题，越是争得面红耳赤，反而越被教授赏识。不过，老师向学生行90度“大礼”，却还是让我们受宠若惊。
大家满脸狐疑，任凭Ishida老师苍白、骨感、很有些日本艺伎味道的脸庞上，两片薄薄的红唇不停地张张合合，“哇啦哇啦”说了一长串我们谁也听不懂的日文。然后，她一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娟秀的汉字：石田。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那是Ishida老师遵循日本人的传统，说了一番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的客气话。但在当时，班里的30几名同学却面面相觑，彻底迷失在她抑扬顿挫、无休无止的“哇啦哇啦”中。只有我和一位来自台湾的同学Larry心有灵犀地互望了一眼，心想原来Ishida老师的名字叫石田。
同学们的不解并没有阻止Ishida老师继续自说自话。这时，一位男生突然举手站起来，不满地说：“教授，您是不是应该用英语解释一下您在说什么？”
Ishida老师顿了顿，脸“刷”地红了。她坚定地摇摇头，双手在胸前交叉，摆出了一个表示“No Way（不行）”的“X”，并且继续用日语大声说：“在这里，不允许讲英语！”
凭借肢体语言，我们总算明白了她的意思，并由此判断：Ishida老师的英语一定不敢恭维，否则，她为什么连一个单词都不愿意讲？
随后的50分钟，我们只好像婴儿一样，摇头晃脑地跟着Ishida老师咿呀学语：“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是美国人，名叫×××……”
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达特茅斯外语教学的特有方式。虽然教科书是英日对照，但无论讲解书本还是课堂交流，遇到再复杂的问题，即使学生们前言不搭后语、意会却无法言传，也决不可以搬出英语救驾。在这个教室里，只允许一种语言存在：日语。
达特茅斯式的语言教学确实成效显着。一年多后，我们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应付日常对话了。
而后，在1995年春天，我参加了日本“留学计划”，住在小城金。
Ishida老师说，留学地点不在东京，不在大阪，而在偏僻闭塞的小城，是因为只有远离国际大都市，才可以让我们逃脱说英语的诱惑。
3个月的时间，我住在藤田夫妇家，与他们一起生活。每天，吃过藤田夫人精心烹饪的早餐，带上她为我准备的漂亮的午餐饭盒，我便像所有日本学生一样，说一句“我先走了”，然后骑着单车，迎着早晨8、9点钟的太阳，在随风起舞的樱花瓣中，沿着从城中穿过的小河，奔向学校。
那时候，日本社会还不像今天这样右倾，偏远小城里的人们见到我，总是会说中日人民世代友好。10年后，当我再一次踏上日本土地时，却发现绑着发带、举着横幅、在高音喇叭里放着军国主义音乐的右翼分子，居然已经成为了东京一景。
而我自己，也因为将日语搁置多年，再与日本人对话，只能理解其中的只言片语。但是，回想1995年夏天，当在金的学习结束时，班上的十几名同学却个个都学会了Ishida老师“哇啦哇啦”的本事，日语说得流利极了。
课程结束那天晚上，所有老师、同学和Host Family（“领养”我们的家庭）一起，举行了盛大的派对。狂饮了无数瓶清酒后，在一片尖叫声中，大家顾不得Ishida老师还穿着窄窄的西装裙，一次又一次把她高高地抛向半空中。这时，我们才发现Ishida老师早已脸色绯红，热泪盈眶。就像当初那第一堂课，她再一次向我们深深地鞠躬。不同的是，这一次，她没有再讲日语，而是用一口近乎标准的英国口音说，感谢我们这些最可爱的学生，带给她无数的欣喜和快乐，如今，我们的日语学业有成，她终于可以开口对我们说英文了。
刹那间，大家鸦雀无声，过了许久，掌声和欢呼声才雷鸣般地爆发。两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傻傻的学生才第一次知道，原来Ishida老师的英文如此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