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特茅斯学习外语，听力和口语是重中之重。语法再准确，词汇再丰富，如果听不懂，说不明白，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作用就无法实现。
因此，学日语时，每天除了一节由Ishida老师授课的讲座，我们还必须参加45分钟的口语训练，再花上大约1个小时，在语音室里完成听力作业。
口语训练把同学分为5人一组，每组都有一名经过严格挑选的日本留学生担任口语指导。每天早晨7:45，我们组的五名同学就会在教室里围坐成一圈。口语指导Akiko站在我们中间，好像被众星捧着的月亮。
Akiko和我同级。她长得小巧玲珑，圆圆的娃娃脸，很像樱桃小丸子。从小，她就跟着身为高级外交官的父亲四处迁移，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辗转。
据说刚进校时，她讲的日语离纯正的东京口音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尽管在我看来，这顶多是大陆国语和台湾国语之分，我们这样的初学者既听不出来，也感觉不到，但是，这点微小差别却没有逃过日语教授敏锐的耳朵。Akiko第一年申请做口语指导，居然会因为口音问题而不合格。
Akiko家境富裕，并不需要这每小时几美元的工资，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口语指导”的工作不仅可以让个人简历锦上添花，毕业找工作时，还可以成为展示领导才能和团队精神的最好资本。因此，Akiko勤学苦练，常常抱着电话不放，让远在东京的母亲给她纠正口音，听说单是长途电话费，每个月就能花掉1000多美元。
一年以后，Akiko终于如愿以偿。
像其他口语指导一样，上课时，Akiko手舞足蹈，仿佛走“梅花阵”一般，前后左右迅速移动。与此同时，还振振有词，高声喊着：“这个电视机多少钱，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九日元！”
当她或走或跳或蹦或飞地来到你的座位前，打个响指时，那就是轮到你鹦鹉学舌，用同样响亮的声音高喊：“这个电视机多少钱，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九日元。”
记得第一周上口语课，因为上课时间实在太早了，一天，同组的台湾同学Larry居然在教室里呼呼大睡。Akiko尽职尽责，说了句“Ohayoo gozaimasu（早上好）”后，一个箭步蹿到Larry面前，伸出纤纤玉手，帅气地打了个响指。
半梦半醒间，Larry猛然睁开眼睛，木呆呆地看着Akiko，嘴里好像含了什么东西似的，也重复了一遍“早上好”。
对Larry含糊不清的发音，Akiko并不满意。她一边大喊了几遍“Ohayoo gozaimasu”，一边响指连连，逼着Larry向她那好不容易学来的东京口音就范。
那时，我还是一个连日语的一二三都数不清楚的外行人，但是，我竟然也越听越奇怪：Larry的这句“早上好”，怎么听上去那么像中文的“我一哈腰鬼子你就得死”呢？
事后，Larry告诉我，这是他童年时祖父教给他的唯一一句“日语”。30年代末，他祖父在沦陷的北平念书，因为学校里改学日语，每天早上见到老师，第一句话就要毕恭毕敬地用日语问候：“老师早上好！”孩子们充分发挥了炎黄子孙的高度智慧，将Ohayoo gozaimasu的日语发音按中文谐音悄悄修改了。从此，只要早晨见到日本人，必定点头再哈腰，然后加一句“我一哈腰鬼子你就得死”。这样一来，既可以在日本老师面前蒙混过关，又能够一解他们心中的怒气。
Larry说，祖父教他的这句话，从小到大他高声朗读了无数次，又在心里默诵了无数次，一时之间，改起来还很不容易。
2005年秋天，在李敖先生的“神州文化之旅”中，我曾经主持他和小学同学的聚会。席间，几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回忆往事，谈到在他们念书的新鲜胡同小学，学生们见到日本老师，竟然也是阳奉阴违地送上一句“我一哈腰鬼子你就得死”。儿时的趣事，让李敖先生哈哈大笑，更让所有的老先生们都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
而在我的大学时代，也正是因为“我一哈腰鬼子你就得死”这句话，成就了Larry和Akiko的一段情缘。很快，这对异国情侣就变得形影不离，亲密无间。为了Larry，一个学期以后，Akiko还选择了中文作为第二外语。两人立下君子协定，1周7天，两天说日语，两天说中文，剩下的3天，他们才可以用最擅长的英文淋漓畅快地沟通。据说Larry教给Akiko的第一句中文，既不是我爱你，也不是我想你，而是从祖父那里得到的真传——“我一哈腰鬼子你就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