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主持人这些年，我曾经几次遭遇险情。
一次，正直播新闻呢，一只眼睛的隐形眼镜突然掉了出来。忙乱之中，发现隐形眼镜竟然磨破了，于是，我只能盯着视野里左边清晰、右边模糊的提字器，再加上百分之三十的发挥和想象，笑容可掬、故作镇定地对着摄像机，直到最后强颜欢笑地和观众说再见。
还有一次，做《股市直播室》，一大早坐出租车从港岛过海到红，不知怎么赶上了隧道里前所未有的堵塞。平日半个小时的车程，居然翻了不止一倍。我心急如焚，坐在车上求了菩萨又向上帝祈祷，生怕误了10点的节目。还好，老天有眼，我横冲直撞冲进化妆间时，离直播还有20分钟。化妆师珍姐和发型师阿Ray使出浑身解数，9点58分，我竟然化险为夷，衣衫周正地准时坐到了主播台上。
所有险情中，最惊心动魄的大概是4年前，凤凰的一次酒会。
2003年1月，资讯台在珠三角地区落地，恰逢新年伊始，公司在海逸酒店大摆庆功酒会。提前两天，蓓蓓姐就通知我，酒会由我和Tiger主持。蓓蓓姐是凤凰主持人事务部的经理。三十几个主持人加评论员，事无巨细，全归她掌管。
当时，《财经点对点》刚刚面世。既播新闻，又做《点对点》，我成了穿梭于北京和香港之间的“空中飞人”。
大概是投资银行留下的后遗症，我从来都喜欢晚睡晚起。早起对我而言，简直像被千刀万剐一般痛苦。但是酒会那天，天还没亮，我就早早地起床了，因为7点半我就要开始化妆，准备拍一个企业家的专访，之后再赶下午的航班，飞到香港。只有这样，晚上7点的酒会我才不会迟到。
上了飞机，没等起飞，我就睡得天昏地暗。等我回到公司梳妆完毕，与Tiger一起走向舞台中央时，我才想起，一整天了，我还粒米未沾呢！
那天，我穿了一套蓝色的两件式晚装，配银色高跟鞋。一月的香港虽不是冰天雪地，瑟瑟冷风中，我却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地“美丽冻人”。
老板讲话一结束，Tiger便风度翩翩地牵着我的手，款款回到舞台上。可是，刚刚站定，我就陷入了一阵天旋地转的强烈眩晕。当然，这绝不是因为被大帅哥Tiger牵了手而激动不已。我们在舞台上牵手无数，每次都麻木得像是左手牵右手。但那天，几秒钟的工夫，我却眼前一黑，完全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恍惚间，我听到了遥远得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呼唤。有人在反复叫着我的名字，还有人在一片嘈杂中喊着“她醒了”。无数件衣服似乎都盖在我的身上，很快，还有无数只手把我架到椅子上。再然后，椅子在移动，我也在移动。
直到平躺在休息室的沙发上，我才意识到，我是在舞台的正中央、在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晕倒了。
第二天，同事给我讲述了演义版的“晕倒新版本”：我砰然倒地后，院长立刻一个箭步，矫健地冲上台去，一边指挥着人事部的女同事进行急救，一边大声吆喝着，找人把我抬到台下。像是听到指挥官下达的冲锋令，台下可爱的男同事们纷纷响应号召，争先恐后，一拥而上，跃跃欲试地准备“英雄救美”。少数留在原地不动的，据说都属于瞻前顾后、生怕别人说三道四型。
到了关键时刻，还是院长经验丰富，深明大义，一眼看穿了男同事的过分“热情”。于是，院长又扯着嗓子大喊：“赶快找把椅子，让子墨坐在椅子上，大家把椅子抬下去！”
院长话音刚落，听说众多男同事就集体唉声叹气，失望至极。而我，也在一片叹息声中，像坐轿子一样被抬到了休息室。
至于台上，多亏好心的李辉主动接过麦克风，才没让欢天喜地的庆功酒会草草收尾。
回想那天，实在是有些兴师动众。十几分钟内，救护车、警车全部鸣着笛、闪着灯，向着海逸酒店呼啸而来。生平唯一一次，我坐了轮椅又躺在担架上，最终，真的像重病缠身，被救护车闯了一路红灯，送到医院。
医生说，昏厥的原因是低血糖，可能与没吃饭有关。
一个多小时后，我终于回到家，同事们纷纷来电慰问。老板也亲自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对不起啊，子墨！”最后一句是：“乖乖地，好好休息。”不像老板，也不像领导，反而像熟悉的家人，老板的电话总是透着暖暖的温情。
事后，无数人询问Tiger，他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Tiger说，我晕倒之前，其实身体曾经向他的方向倾斜，还真的碰到了他的手臂。以为我是高跟鞋踩到长裙，不小心晃了晃，Tiger居然没当回事，继续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资讯台开播以来的种种艰辛不易。直到“砰”的一声巨响，随着我手中的麦克风落地，我也应声倒地，Tiger竟然还不知何故，茫然地站在一边。
其实，Tiger一向很绅士。走路时，他会为女生开门；出差时，他会帮女生提箱子。举手投足间不经意的体贴入微，为他赢得了极好的人缘，公认的帅哥长相，更让他获得了“师奶杀手”的称号。
据说无论Tiger住在哪里，从来都无需开火烧饭，因为他每搬一次家，必定将方圆几公里内的师奶迷得神魂颠倒。今天，是房东太太褒的老火汤，明天，是王太炖的银耳莲子羹，后天，又是李太烤的黑椒牛排……师奶们总会排着队，等待Tiger宠幸她们用心烹制的美味佳肴。
偏偏那天，Tiger怜香惜玉的神经大概短路了。这让我一直“耿耿于怀”。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每次见面，必定旧事重提，说假设他当时伸出了援助的双手，我也不至于当众倒下……
最新的一次险情，发生在上海。
一天晚上，我和文涛在浦东主持一个颁奖晚会。文涛一身黑色礼服，系着银白色的领带。我则穿了一件Donna Karen的黑色小礼服，搭配白色的珍珠首饰。伴着浑厚而庄严的男声旁白，“有请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和曾子墨”，我们盛装出场了。
按照导演的安排，我们要在舞台上走一个U字形的弧线，充分亮相后，才能来到右侧的演讲台。然而，我刚刚走出五六步，就感觉右脚像被粘在了地板上，根本抬不起来。
“完了！”我心里一惊，一定是鞋跟被卡在舞台地板的接缝中了！
那天，我穿了一双精致而秀气的高跟鞋，鞋跟有七八厘米高，细细的，尖尖的，遇到歹徒脱下来就能当武器。鞋跟被卡住的痛苦，想必穿高跟鞋的女孩都有所体会，但在众目睽睽下，在舞台追光灯明晃晃的照射下，鞋跟被卡住的尴尬，可能就无人能懂了！
其实，大庭广众之下被卡住鞋跟，若是能顺利拔出来倒也无所谓。问题是，在我用力抬脚的那一刹那，我的右腿竟像被做了截肢一样，突然比左腿矮了一截，因为，我右脚的鞋跟被折断了！
文涛平日里看似大大咧咧，那一刻，他却细致入微地觉察到“情况”，并且在关键时分雪中送炭，伸出双手扶住了我。事后，他回忆说，他以为我穿着高跟鞋不会走路呢！
虽然有文涛的搀扶，在那片舞台上的几十步却是记忆中最艰难也最漫长的几十步。踮着右脚的脚尖，故作镇静，优雅地迈着步子，心里不断祷告着千万别当场绊倒，那份滋味，你能想象吗？
开场白一结束，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我赶紧找礼仪小姐借了一双鞋。望着折断的高跟鞋跟，我心疼极了，那可是我刚刚买的一双Christian Dior的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