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过程中，Judith记住的不仅是我的坦诚，还有我的作文。欢迎新生那天，Judith还告诉我，读了我的作文，她热泪盈眶。
在那篇文章里，我写的是我的妈妈。
申请美国的大学，作文是决定性因素之一。申请人需要写三到四篇文章。描绘人生理想，讲述失败经历，列举最痴迷的爱好，解释申请这所大学的原因……作文题目由各大学自定，虽然五花八门，却大多平淡乏味。如果在中国，不过就是小学六年级的水平。
记得几年前，我表姐的孩子在北京考初中，作文题目就是《论两袖清风》。高考作文的命题更是既要求深度，又要求广度，几乎是在招考思想家。相比之下，美国大学的作文题太“贴近生活”，也太小儿科了。
不过，评判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能力，是看他能否指点江山，深刻议论“两袖清风”的意义，还是看他在日常生活中，能否面对挑战，克服困难，自信勇敢有创造力，也许，这就是中美两国教育理念的差异。
达特茅斯的作文题也处处体现着美式教育思想，其中第一个题目就是《描述一位对你影响最大的人》。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想到了我妈妈。
我妈出生在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庭。尽管连年战乱也曾经让儿时的她颠沛流离，但毕竟在1949年以前，更多的时候，她是人人羡慕的“赵家二小姐”。七八岁的年纪，她就跟随大人，坐着军用专机，在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刚过10岁，长辈的副官就手把手地教她自己开着吉普车，在城里四处转悠。
然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对共产主义的虔诚信仰，还有对新中国的美好向往，却让年轻的她抛弃家庭，远离亲人，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直到今天，我妈还喜欢回忆，当家人登上从上海飞往香港的最后一班飞机她却毅然决然地留下时，她的心中没有丝毫遗憾。不久，上海解放了，那天清晨，她推开自家窗户，看到信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共产党官兵一字排开，露宿街头，她内心的激动和感动更是无法言说。
于是，和50年代所有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一样，我妈也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中。她动员和她一起留在上海的外祖母，宁愿自己吃“雪里泡饭”，也要捐出价值不菲的房产和金条；她带领身边的党员和团员，在“美帝国主义和蒋匪”轰炸上海的发电厂时，即便被大火点燃了头发、烧光了眉毛，也坚持救火，绝不撤离……
多年后，我妈还常常感慨，50年代初，那是一段人人沉浸在理想主义中、美丽得如同诗歌一般的日子。
然而，很快地，各种政治运动的阴云开始弥漫。
1957年“反右”时，我妈刚进入北大念书。她看到身边一个又一个善良的老师同学被划成右派，送到农村劳动改造。1958年“大跃进”后，接踵而至的是所谓的困难时期，她又看到来自农村的同学，家里大批大批地饿死人，回到学校却不敢声张，否则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社会主义”。
面对这一切，我妈困惑了。
“文革”期间，我妈最终没有幸免于难。那时，她已经在人大教书。作为有着海外关系的国民党后代，她理所当然、不由分说地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就连我姐姐哥哥的塑料玩具照相机，也在抄家时被当做了特务活动的罪证。
在那段颠倒黑白的岁月里，我妈曾经在万人大会上被当众殴打批斗。任何人的拳头都可以雨点般地落在她头上，红卫兵的皮鞋更是可以放肆地踩在她身上，皮带可以抽向她的身体。
她也曾经遭遇过“人肉展览”。站在人大食堂洗饭盒的水池边，她挂着一块写有“反革命”的牌子，低头“认罪”，但凡经过的人都可以向她泼脏水，吐唾沫。
她还曾经被关在牛棚里，丧失自由。即便红卫兵把10个像章硬生生地用别针穿透皮肤、别在她的10个手指上，扎得双手鲜血淋漓，她也不愿意承认，她背叛了国家。
十指连心，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种疼痛。但我知道，她最痛的地方其实还是她的心，因为天下最深刻的痛苦莫过于信仰的破灭和理想的消失。而这，恰恰是与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的集体伤痕。
那十年的不堪回首，我妈很少提及，即使说起了，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是，艰难岁月中的亲情、爱情，她却一再提及。
我曾经问她，那些没有光明、没有希望的日子，她怎么度过？
她淡然一笑，说：“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姐姐和哥哥，为了他们，我也得活下来。”
我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即使是在众叛亲离，甚至连她的家人也劝我爸和她离婚、划清界限时，我爸对她也始终不离不弃。我妈被隔离审查时，我爸专门托人送进去一瓶她最爱吃的辣椒油，瓶底隐藏着一张纸条，叠得小心翼翼，上面有我爸亲手写的10个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到那些熟悉的字迹，我妈泪流满面。她把字条藏在贴近心口的内衣口袋里，每当夜深人静，就会一次次拿出带着她体温的字条，在冷冷的月光下看得出神。
我想，一定是那张字条给了她无穷的力量，支撑着她走过了那段非同寻常的漫长岁月。
或许因为黑暗中还有温暖，丑陋、磨难都没能在她身上烙下印记。如她所说，她始终没有丧失生活的希望，也从来没有就此消沉。
重新站上讲台后，她依然是最好的老师。那时，她和我爸说得最多的就是：“十年，耽误了太多时间，现在一定要把荒废的光阴都补回来！”
于是，多教学生、教好学生，成了我妈最想实现的愿望。在我们家狭小的空间里，爸妈用旧床板搭起两个“写字台”。每天晚上，我妈总是会和我爸一起，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写讲稿，做研究，直至深夜。
记得我6岁那年的冬天，一个下雪的傍晚，我姐接我从幼儿园回家。远远的，就看到一个人跪在我家门口的台阶上。天上飘洒的雪花落在他身上、头上，他仿佛雪人一般，全身洁白，长跪在那里，一动不动。
从他身边走过，我悄悄问我姐：“这是谁啊？”
我姐却故意大声说：“他是坏人！别理他！”
听得出，我姐的声音里满是愤怒。回到家，我躲在房间里，不敢出声，也不敢多问。终于，外面响起了我妈的脚步声。我飞奔过去，打开家门，看到我妈一脸泪水，搀扶着那个早已冻僵的“雪人”，一步一步缓缓地走向家里。
后来我才知道，那人是我妈的学生。就像“文革”中千千万万的故事一样，面对威逼利诱，他违心地写了我妈的大字报，又捏造了我妈反动言论的书面材料。那天，他是来请罪的。
然而，不仅对他，对所有揭发检举过她的学生，我妈的心里都没有一丝怨恨。她总是说：“学生们都还是孩子……”
我妈妈用爱，宽恕了所有带给她苦难的人。
多年后，我问过我妈，她是否曾经后悔，后悔没有去台湾，去享受“赵家二小姐”的荣华富贵？每每此时，我妈总是一笑而过：“我要去了台湾，遇不到你爸，怎么还会有你啊？”
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也是我在申请达特茅斯时所写的命题作文。作文里，我的英文远远算不上流畅，但我想，一定是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打动了Judith，也打动了其他的录取官员。
后来到了美国，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谈起申请作文，一个女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你还不如说张艺谋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呢！你的作文，他的电影，都只会描写‘文革’，描写中国人的苦难，来换取老美的同情和眼泪！”
我没有反驳，也没有争执，但我心里却最明白：这绝不是换取同情和眼泪！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惨不忍睹，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记录它，描写它，是为了永远地记住它，也是为了永远地远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