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习惯于高考定乾坤，但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却截然不同。
没有统一的高考，也没有各大学自定的入学考试，学生们只需要在中学毕业前参加一个名为SAT的标准考试，分数作为录取参照之一。此外，就全看中学成绩、申请作文、推荐信和课余工作的履历了。
刚到美国时，我常向北京的朋友津津乐道：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很人性化，没有“一锤定音”的偶然，也消减了高分低能的尴尬。不过仔细考量后，我才意识到高考制度即便有万般不是，但倘若真的照搬美国经验，大学录取恐怕就会变成滋养腐败的最大温床了。
记得当年我申请美国大学时，每个学校寄来的申请表都是厚厚一摞，要回答的问题也不计其数。在所有申请表的“交集”中，有两个问题让我印象最深。
一个是领导经历。
美国人很注重领导才能和领袖气质。总统、大企业CEO或者知名作家，无论什么样的名人应邀前往大学发表演讲时，必定会不厌其烦地说：你们是未来的领袖，你们拥有巨大的责任……
达特茅斯在历史上就曾经邀请到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和克林顿三位总统来做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另外，接替杰克·韦尔奇担任美国通用电气CEO的伊梅尔特，作为达特茅斯78届毕业生，也曾经在2004年回学校演讲。所有嘉宾都鼓励学生，说你们是国家的主人，要勇于承担领袖责任。
因此，是否具备领袖潜质成为美国大学最强调的录取标准之一。每所大学都要求申请人在填表时，把自己作为“领导者”的经历完整记录下来。
中学时，我担任过学习委员，小学时，又是“三道杠”的大队长，回答这个问题，我并不缺少素材。
然而，另一个问题却让我为难了。那就是，Have you done any community service？If so，please describe them (你是否从事过社区服务？如果是，请详细描述。)
Community Service？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词。尽管从字面来看，它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社区服务”，但是，“社区服务”又是什么呢？90年代初，社区在中国还是个陌生的概念。人们更愿意用单位、大院和街道来划分自己的归属。社区服务，总不会就是街道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们吆喝呐喊着组织的义务劳动吧？
经过一番绞尽脑汁，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都是服务，又都是义务的，这不就是我们从小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或者“好人好事”吗？
我开始搜索记忆中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事迹。从帮助农民伯伯收割麦子，到唱歌跳舞慰问解放军叔叔，想着想着，我突然记起小时候做得最多的义务劳动——“除四害”和“挖蛹”。不知道这算不算社区服务？
小学时，老师常在高音喇叭里广播，打苍蝇和挖蛹是“五讲四美”之“讲卫生”的表现。为了响应老师的号召，一下课，原本打扮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同学们就举着小铲子，飞奔到阴暗潮湿的墙角里，或是臭味熏天的公厕边，生怕去得晚了，蛹被别人挖光了。而且，挖出的蛹比金子还珍贵，要被一个不少地保存起来，回到学校交给老师。挖得最多的人还会得到一朵小红花，作为“不怕脏、不怕累、讲卫生”的奖励。
打苍蝇则要简单一些。那时候，目标比比皆是，一天打死几打，易如反掌。被打死的苍蝇有伤大雅，所以不必一只一只带回学校清点数目。但每天早晨，向老师报数却是必不可少的。事隔多年，我仍然清晰记得那火热场面：你说13只、25只，他说50只、82只，数字扶摇直上，甚至报出186只或215只也不稀奇。而且，数字有零有整，不容置疑，就像“大跃进”时期全国各地的粮食产量，屡创新高，屡放卫星，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师生“讲卫生”的热情。
但是，转念一想，我又否定了自己的思路。如此“五讲四美”毕竟荒唐可笑，如果真告诉美国人，那不是太不光彩吗？七八岁的小学生天天与蛹为伴，跟苍蝇斗争，为了获得小红花，还要把蛹装在印有“祖国大好河山”的牛皮纸火柴盒里，放进书包。我实在不愿意让美国的录取官员认为，中国人真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讲卫生的。
后来，我跑去咨询在人大留学的美国学生Nancy，到底什么是Community Service？
“什么？你竟然不懂Community Service？”Nancy瞪着大大的蓝眼睛，眉毛高高地快挑到天上去了。
“真的，我从来没听说过社区服务！”
Nancy这才恍然大悟，说：“也难怪，你们的学校只教学生考试，学生根本不和社会接触！我们在美国，从小就做义工！”
经过Nancy解释，我才明白Community Service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义工”。美国社会强调社区自治，无论小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认为做义工天经地义。这不仅是一种社会风气，还是学校教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孤儿院到医院，从流浪者救济中心到社区图书馆等公共场所，义工的身影无处不在。哪怕是上小学的孩子，也知道应该去老人院，给老人们念书讲故事。
对比自己的经历，我不觉有些惭愧。尽管“好人好事”、“助人为乐”常常被大家挂在嘴边，付诸行动时却也只是偶尔为之。记得小时候，我们在课本里学过：做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没想到，“做一辈子好事”的雷锋精神令我们知难而退，却在美国被发扬光大。
对义工了解得越来越多，申请表里的问题也让我越来越困惑。我是应该迎合美国人的传统，胡编乱造，写得天花乱坠？还是干脆说中国没有“义工文化”，所以我没有做义工的经历？
犹豫再三，最终，我选择了真实。
“我曾经去幼儿园教英语，还曾经在荒山上植树，但在我看来，这远远达不到义工的标准。做义工可以培养高尚的品德，让学生了解社会。然而在中国的学校，高高的围墙给了学生一片世外桃源，却也让学生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学校没有鼓励大家做义工，为什么中国社会缺失义工文化，但我相信，中国人是最有爱心的，也是最愿意帮助他人的。总有一天，义工会遍布中国。”
当我坦诚并且毫无修饰地写下这段话时，我并没有想到，正是这寥寥数语，帮助我走进了美国的大学。
一年以后，当我出现在达特茅斯为国际学生举办的迎新派对上，一位胖胖的美国老太太在嘈杂的人群中找到了我。
“我叫Judith。你是子墨吗？从中国来的？”Judith讲话的速度飞快，一口气说下来，没有任何停顿，洋溢着热情笑容的脸上，好像有一种迫不及待。
“是啊……”
我的话音刚落，Judith就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热烈得有些夸张的拥抱。然后，她笑容可掬地高声说：“欢迎！欢迎你来达特茅斯！我在录取办公室工作，读过你的申请。虽然你没有真正做过义工，但是我们都欣赏你的诚实，也喜欢你的思考！在达特茅斯，你会有很多做义工的机会！”
Judith的话是一份意外的惊喜。作为录取官员，每年她要审阅上万份申请材料。我不曾想过，我的坦诚居然会给她如此深刻的印象。可见说真话，自有说真话的魅力。
此后四年，确实如Judith所说，我逐渐变得和美国学生一样，开始参与义工的工作，真正感受到美国大学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让学生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积累社会经验，并且承担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