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些商界巨头们，他们不入局，也不参政，旨在助其实力，壮其威力。
有十八路商界巨头作为后盾，百富勤融资公司很快地就发展起来了，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他先后收购了广生行与泰盛，与此同时，百富勤还分拆出另一间公司——百富勤证券。杜辉廉任这两家公司的主席。到1992年，该集团年利已经达到了6.68亿港元。
就在百富勤集团逐渐壮大，渐渐成为商界小巨人之后，李嘉诚等就想尽方法主动摊薄了自己手中所持有的股份，其目的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为了让杜、梁两个人的所持股量达到绝对“安全”线。
李嘉诚对百富勤的投资，完全是非盈利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报答杜辉廉对他的效力之恩。
虽然李嘉诚投资百富勤并没有想要赚一分一厘，而是帮助朋友，但是持股5.1％的李嘉诚却仍然从百富勤得到了一大笔红利，百富勤发展迅速，是市场上倍受宠爱的热门股。
90年代，李嘉诚与中资公司的多次合作（借壳上市、售股集资），多是由百富勤为财务顾问。
身兼两所上市公司主席的杜辉廉，仍忠诚不渝充当李嘉诚的智囊。
李嘉诚得到证券专家杜辉廉的帮助，在股市更是如虎添翼，风生水起，甚至对股市具有强大的左右力。
李嘉诚最辉煌的战绩在股市，最能显示其超人智慧的载体也是股市。而被称为“李嘉诚股票经纪人”的杜辉廉在其中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功不可没。
李嘉诚投桃报李，以恩报恩，又使杜辉谦更一心一意地回报李嘉诚。充当李嘉诚的“客卿”。
李嘉诚就是这样，无论是自己做人，还是运用他人，都特别看重品质和才干，德、才兼备，才是最佳的人选。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彼此忠诚、彼此帮助，携手前进。对待自己的属下也是如此。
据市场保守人士估计，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花红有1000万港元，这相当港督彭定康年薪的4倍多。
至于说马世民的非正式性的收入，更是无法计算的。
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
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马氏就用8.19港元／股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长实股票，当日就按每股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净赚2500多万港元。
商人在商言商，皆为了一个利字。
李嘉诚体恤自己的下属、职员，让下属同他一道分享企业所创下的利益。这样的话，下属们劳有所得，一定更加地为公司尽心尽力地创业绩，使集团拥有更强的凝聚力。
其实，事情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如果真要计算得失的话，试算李嘉诚给予下属额外的利益，比他们更加勤奋而创下的利润相差得太远了。这笔帐是无法计算的。
就以马世民来说，低进高出长实股票，净赚2500多万。但是，马世民为和黄与李氏家族创造的盈利则以十亿百亿计。
以小换大。最大的赚家还是李嘉诚。
做生意无论大与小，与做人一样，要真心诚意地对人，别人感到满足了，才会为自己赢来更大的利益；用人也要用贤人。一个人，如果他的本质不好，就算他有再大的才干，在身边做事，只能是更大地危害自己的利益，而根本就不会给自己带来奇迹的。
除了做人、做事，李嘉诚对政府不太关心，他只想一心一意地经商。
1991年，马世民公开支持民主会的麦理觉人立法局。而麦理觉的对手，是包玉刚大女婿苏海文（奥地利人）支持的华人代表郑明训。
这个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席位，是由香港总商会选举产生的，麦氏与郑氏在商会上的拥护势均力敌。
但是在一刹那，却突然有了一批亲英的公司加入了总商会，令麦氏的选票直线下降。等到事完之后，传媒就曝光说这些公司与和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怀疑是马世民“作大”的票数。
这事令李嘉诚十分尴尬，李氏奉劝马氏，不要直接介入政治，这对生意没有好处。
不料，“马仔”非但没有听从李氏的劝告，反而再一次令老板尴尬不已。
彭定康到港不久，就抛出政改方案，掀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对彭氏的险恶用心大加痛斥。
此时，李嘉诚正在内地大举投资，开始尽量地与彭定康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急于率先表态。但是偏偏马世民又不识时务，接受了英国《卫报》的采访，并且公然宣称要站在彭督的那一边，并称彭督是心目中的英雄。
1993年9月，马世民辞去和黄行政总裁一职后，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他否认他投资政治，渴望从政。但他承认他与李嘉诚在政治上分歧的事实。
“李（先）生会想我（在政治上）收声（不说话），做生意的，若对当地政治发展感到兴趣，会错失很多资讯，做生意的态度也受影响。话虽如此，我却无意在政治上多花时间。”
马世民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一心不可二用，无意于政治，方能专心照顾生意。李嘉诚从本质上来讲，还算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甚至认为搞政治会影响做生意。至于后来李嘉诚帮助中资，则完全可以理解他在交朋友、拉关系了。
六、多选用本地通晓普通话的人
李嘉诚过去对收购来的英资公司，不但保留英人，还继续招聘英人，实行“以夷制夷”，港人惯称之“鬼打鬼”。
1993年9月，马世民辞去和黄行政总裁的职务，由长实副董事总经理与和黄执行董事霍建宁接替。马世民成为和黄最后一位洋大班了，也就是说，以霍建宁开始，以后不太可能启用洋大班。
后来，李嘉诚向高层表示，和黄以后请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通晓普通话是必要条件——这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投资大计是放眼内地。
李嘉诚“以夷制夷”的策略方针，对于稳定军心、控制局势起到了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收购英资公司之后，如果进行排外，势必会使公司出现混乱，陷于停滞或瘫痪。这样，经济上势必遭受惨重的损失。相反，保持稳定，以夷制夷，则可使公司正常运转。
那时，全球经济一体已是时代潮流。企业用人如果受地域、文化、语言的狭隘限制，势必被大潮所遗弃。李嘉诚人虽老矣，但观念颇新，识才之中量才而用，用人要惟才是举，而不应去管其人种、国籍的差别。
因此，李嘉诚的左右手中有不少“洋大人”。敢用洋人管洋人，甚至让洋人参与长实的总体决策，显示了李嘉诚用人艺术的极高境界。
20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因其殖民地的背景，百多年来洋人歧视华人的心理一直挥之不去，经济上开始崛起的华人，仍拭不去“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20世纪70、80年代起，在巨富的华商中兴起雇佣那些趾高气扬的洋人做下属之风，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一件颇为荣耀，有点让华人扬眉吐气的事情。
但李嘉诚雇佣洋人作副手，不仅毫无炫耀之意，而且还处处倚重他们。他说：“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20世纪70年代初，长江实业的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处，共有员工2000余人，他们中就有不少是洋人。其中ErwinLeissner、PardLyons两人更是李嘉诚的得力助手。
为了能很快地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到地产业，李嘉诚聘请了美国人ErwinLeissner任总经理，而他只参与重大事情的决策。过了不久，李嘉诚又聘请了另一个美国人PanlLyons为副总经理。这两位“老美”是塑胶行业的技术专家，他们掌握了最先进的塑胶生产技术。李嘉诚惟才是用，不因他们是洋人而心存疑虑，而是大胆地赋予他们实权。自然，李嘉诚给他们的报酬也远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