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马马虎虎读完了蒙田《随笔集》的前二卷，第三卷至今未看一页，仍然记得那眩晕的阅读记忆，像我这种对荷马史诗不怎么关心的读者，读起来真的非常索然寡味，当时差点买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但是，忌于对哲学的敬畏，我选择了法国文学的另一部经典。
蒙田的《随笔集》是高度凝练的笔调与深度关怀的思想而成的著作，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蒙田，“蒙田不事体系，这一点上思想家他不作为，终身研究人，而不去研究宇宙，这一点上哲学家他不作为。”而现在的蒙田，经过了三百年的洗礼，审视，交还给读者的时候，更多强调的则是适度、中庸之道。
蒙田的一生有三个阶段，早期在好友拉伯埃西的影响下，信奉斯多葛主义。这位好友是个宣言苦行的死亡崇拜者，斯多葛在古希腊时期强调世界理性决定事物的发展变化。理性即神性，它是世界的主宰，要顺从天命，安于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恬淡寡欲。第二个阶段，怀疑知识的可靠性与人类掌握知识的可能性，信奉怀疑主义。第三个阶段，相信人性善良、享受生活的哲学，信奉享乐主义。
初来乍到，你去读蒙田的书，尤其是对于欧洲古希腊罗马历史混乱的读者，你会像走入了百门之都底比斯一样眼花缭乱，是的，蒙田的随笔涉及到的方面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因此，蒙田也会被认为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者，他实在是太博学多识了。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这样说：“蒙田就像蜜蜂到处采花，然后酿成蜜糖，全部变成自己的东西。”而就是一样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著作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竟然一度被视为禁书，欧洲还出现了一种反蒙田的倾向，蒙田的作品因此遭到虔诚的宗教信徒以及笛卡尔等机械结构论者的双重夹击，而它成为禁书的主要原因是松散的文章结构和离经叛道的思想。
当蒙田再次被欧洲人们发现，重新审视时，他的面目也由此焕然一新，因为世纪之更迭，和言论之演变，同一本书可以让读者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
适度、中庸在蒙田的作品内容上体现得很清楚，而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周作人，也往往被拿来与蒙田作比较，因为两人的思想起伏极近吻合。
我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散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匕首型散文，另一类是周作人为代表的性灵派散文。前者是用文章来作为战斗的武器，后者则是以闲适的笔调来强调作者自身个性。而且，中国古代散文和西方散文的双重影响在周作人的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周作人晚年曾写信给鲍耀明：“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向两条路，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这个显然是他弟弟周树人突出），又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经历了一段彷徨和苦闷，宣布“由信仰而归于怀疑”，提出了著名的闭户读书论。主张从古代文化中寻找精神出路。《夜读抄》这本书被同时期的文人认为是文抄公，因为此书大量引用中国古代文学内容与典故。就像《随笔集》在大量引用希腊罗马的哲人诗人语录和历史故事一样。
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说：“周作人的散文有浮躁凌厉与冲淡平和两体”，而周作人的晚年，却与蒙田如出一辙，信奉享乐主义，闭门不出，适度、中庸成为主要情感寄托。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康士坦茨学派的两个年轻学者，尧斯和伊瑟尔提出了“接受美学理论”，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读者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尧斯和伊瑟尔认为传统的文学作品研究一味的强调作家或者作品而割断了作品与读者的联系，忽视了文学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从重文本到重读者的转移，完善了文学接受过程中作者——文本——读者的研究模式。
作品是为了读者的阅读而存在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也要依靠读者阅读活动来实现。文本是未定性的文学作品，在经过读者的具体性行为后，文本才能视为文学作品，接受美学将读者地位拔高在首位。
因为文学的历史不仅仅是作家与作品的历史，而是文学作品的接受史。
诚如福楼拜所言，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要从作品背后消失，让读者去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