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湖文学流派以及夏先生现象
一个从照片看上去非常中国化的中年男人，且有点老态，但是我们读同道人写他的文章时，都说他是一个非常日本化的人，这可以他的散文《日本的障子》为例，这是讲日本式的窗户的，夏先生特别提到“日本趣味的可爱的一端是淡雅。日本有许多淡雅的东西，如盆栽，如花卉屏插，如庭园布置，如风景点缀，都是大家所赞许的。”夏先生每天都要在家里插花，即使是在上虞白马湖这样的郊区，他的生活也是颇为讲究的，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喝黄酒了，包括早先的经先生在内，包括丰子恺，酒量都很好。这种讲究并非每餐大鱼大肉，而是显示出他的一种生活情趣，这种情趣，跟他们营造的世外桃源有关。
当然，往深处想，这跟当时他们一批人所接受的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又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夏丏尊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当年他是在办乡村教育，后来做出版，那都是他理想的一种，虽然也要养家糊口，但那个时代的教书匠、文人和出版家，如以夏丏尊为例，显然是超越了柴米油盐的境界，虽然他们也根本就没有大富大贵。
如果仅仅从文学成就来讲，夏丏尊也许不算是特别卓越的。我后来想，他是一个做得比写得还多的人，如果没有约稿，他大概是不会去“创作“的，如果他活在今天，他似乎也不会无缘无故去写博客的，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做呢。但是就白马湖文学流派来说，我以为最为核心的骨干应该就是夏先生，这可以他的代表作《白马湖之冬》为例。
我感觉白马湖的这几位大家都各有特色，丰子恺有童趣和佛缘，朱自清的深情和质朴，而到了夏先生这里，就有点如绍兴黄酒的醇厚和粗砺了，对，粗砺，但这又是一个爱好精致生活的人，这恰恰就是夏先生身上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他主动要求担任舍监，不怕学生的刁难，而且敢于据理力争，甚至认死理。我也注意到学生对他的评价中有这么一句话，说他有很强烈的“支配欲“，也就是说他很喜欢管学生，但这种管人的理念中，却又是有一颗佛教徒的心。他有支配欲，性格却不是一个刚烈的人，这跟他小时候乡人对他的一个评价还是颇为吻合的，小时候的夏先生曾有“灶壁鸡”的称号，注意，在绍兴乡间，人们常常会把一种胆小的人称为“灶壁鸡”。 但是这只“灶壁鸡”后来却成了四大金刚之一，在白马湖期间，经先生其实是一个挂名的校长，实际事务还是夏丏尊在做的，但是在夏老师身上道不同就可以不相为谋，这样的脾气还也还是少见的。后来他又跟自己的妹夫意见不合，故而走人。在夏丏尊身上，既有投入社会改造世界的一面，但又时常能够独善其身，也就是说他常常能在进退之间安身立命，这样的人很认真，比如他是名著《爱的教育》的译者，此书哺育了好几代人啊。那是因为他看了这个书之后流了好几次泪，自己先感动了，故而译出来给世人看，他的创办开明书店和创办中学生杂志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夏丏尊交往过不少名人，比如他在湖南时跟毛泽东也共事过，但几乎没什么交往和印象，对鲁迅的印象是深一点，关于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事情，基本来自夏丏尊的回忆文字。
这其实也是夏丏尊做人的姿态，正如一位名家对他的评论——作为一个辛勤的园丁，他正是一个不求闻达的苦干者。
夏丏尊的晚年过得很不好，这可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他的身体出现了早衰的现象，所以他的《中年人的寂寞》写得极为感人，当然是感动中年人。第二，他被日本宪兵抓进去坐过半个月的牢，虽然不能说受尽折磨，但在心灵和身体上毕竟是一大创伤，只是按照郑振铎先生的说法是——敌人们大概也为他的天真而恳挚的态度所感动吧，后来，对待他很不坏。第三，也是郑先生所提供的材料，说夏先生的生活过得很苦，在上海时，他是天天挤车上班，从来不肯“坐头等”，而且办公时总是以一块面包当午餐，偶然是涂些果酱上去，已经算是很奢侈了。别人想有点牛肉、鸡蛋伴着吃，也有人上小酒馆去喝酒时时去邀他，他总是不去。
这就跟在白马湖时的生活大不一样了。而且他又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却又不仅仅限于文艺方面的，丰子恺曾经这样写过夏先生——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有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的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事都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惑众生的疾苦……
包括丰子恺在内的夏丏尊的好多弟子都讲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般来说，“很好的人”在世俗语境中往往是无为而无能的人，但是这位夏老师又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包括后来他在春晖，因办学理念的不同，他跟经亨颐校长都闹翻了，要知道经校长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呀。
“是丏尊，不是丏尊。”一语出在他去复旦大学上课时说的，他当时去上第一节课时，便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浙江上虞人，没有什么洋翰林、博士头衔，但希望注意：是丏尊，不是丐尊。”
然而关于他的名字的由来，夏先生最早的本意就是要让人把他当作“丐尊”的。夏先生原名为“勉旃”，1912年他将之改为读音相近的“丏尊”， “丏”这个字实在生僻不常用，他的本意是让人在选举时写错成“丐尊”，这样他的选票便就成了废票了。因为他不愿做官，这一点跟他的同事经亨颐和刘大白先生倒是大相径庭的。
刘大白是一位诗学、文学、佛学、史学、行政、政治都有兴趣的人。这种多方面兴趣的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蒋梦麟
大白在朋辈中，年齿最长，而兴趣却反最高。好说闲话，好动闲气，又好购置闲物……有人定绰名曰“老少年”。又因其喜欢欧化，好新奇，故更有“欧化老少年”之名。
——夏丏尊
他是旧诗词的大作手，但，他在白话诗的创作上，又是急先锋
——曹聚仁
欧化老少年刘大白
公元1919年1月26上午，大地一片雪白，杭州皮市街上，走来了一位高个子的中年男人，他踏着雪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到位于3号的白屋前，正要敲门时，门却吱嘎一声地开了，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对话——
是子渊啊，快进快进！
大白，这样的天气你也要出门啊？
我想去看看雪景啊。
呵呵，这杭州可也全是白屋了
…………
两个中年男人，口中哈着热气，像孩子一样的谈论着昨夜的这场大雪。
是啊，这一场大雪，给了杭州一些久违的清冽和温情。而这个叫子渊的中年人，没有因为一场雪而不出门，却反倒因为大雪的到来，使得他来到皮市街的脚步更为匆促。这个子渊便是经亨颐先生，时任浙江一师的校长并兼浙江教育会的会长，而白屋的主人，便是有着雪一样名字的刘大白。而文中所说的皮市街，我们习惯叫作皮市巷的，而在经先生的日记中，则写成皮市街的。
刘大白的一生完全符合诗人的传奇特性：早慧，叛逆，多情，且情事多艰，执教鞭，患肺病，从政为官又不忘著书立说，中年去世，身后寂寞……这让我想起了有诗僧之称的苏曼殊，苏曼殊比刘大白更为疯狂和不羁，但刘比苏又更为丰富和深沉。这种深沉有时就表现为不苟言笑，城府颇深，因为从照片上看，刘大白先生是个瘦削且骨感的男人，有着一张劳碌而愁苦的面孔，反正长得既像诗人又像师爷。在民国初年的那么多绍兴文人中，似乎刘大白是最像师爷的人，无论外形还是内心，但在本质上刘大白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燃烧了自己也燃烧了世界的诗人。
这个生于1880年、本来叫金庆棪的绍兴平水人，自小就有反清复明之志，因受好友吴琛的影响，而改名为刘大白，说当时（1909年）二人同饮于北京酒楼上，当吴琛述说自己的刺杀权贵的计划后，这个当时还叫金庆棪的拔贡生，趁着酒兴吟诗一首《匕首行》——腰有一匕首，手有一樽酒；酒酣匕首出，仇人头在手。匕首复我仇，樽酒浇我愁；一饮愁无种，一挥仇无头。匕首白如雪，樽酒红如血；把酒奠匕首，长啸暮云裂……吟完后借笔题于墙上，署名刘大白。
这可以说在抒写讴歌当时的荆轲啊，这是豪放派的，看得出是一气呵成的。诗人本姓金为何姓刘，据绍兴平水的金氏族谱记载，刘是复姓，他的九妹也姓刘，当然也有一说是认为我们汉族的江山是刘姓开创的，因此刘大白遂改姓刘了，因为要反清复明嘛。
因为姓刘而不姓金，后来他在遭清政府通缉时倒也给金氏家族少了些麻烦。关于刘先生改姓一说，后来据大白先生的后人所述，他们祖上本来也就是姓刘的，这中间的漂移和迁徙，在此就不展开了。
用学生曹聚仁评价刘大白老师的话来说——他那火辣的热情，却比苏曼殊还要浓厚些。
曹聚仁评人实际上还是颇为主观的，尤其是对自己老师和同学辈的评价。
刘大白也曾有诗悼曼殊的——非儒非侠亦非僧，人海逃禅俨上乘。但是大白自己却不逃禅，似乎也无处可逃。
有人称苏曼殊是诗僧，而刘大白呢，人称是欧化老少年。欧化是他的立场，并非他是游欧人士；老少年是他的姿态，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那种情状。他在浙江一师任教以及后来写出那些传世之诗句时，都已过不惑之年，然而照样把爱情诗写得浓郁激烈。
我有时也搞不明白，要写出好的诗句，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如此痛苦呢？或者说像今天的某些诗人那样，一定要装出痛苦的样子呢？那个年代的诗人，似乎更多地在身体力行，而主题只有一个：革命革命再革命！这革命就是执教，办刊，论战，主政，所以这革命便轰轰烈烈，风生水起。今天如果我们从作品的成就来论人，那么像刘大白这样的白话新诗，可能还处在一种半文不白的状态中；而如果我们从文化的传道者和革命者的角度去看大白，那他完全是一个大写的人。这个人有时是狂草，有时是正楷，但绝对是大写的。
早年我不喜欢刘大白，而且把他跟另一位叫刘半农的诗人混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姓刘，且名字也都比较“土”。他们之间也还真的打过口水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喜欢名字比较洋的诗人，比如戴望舒、康白情、孙大雨、林徽音、艾青，郭小川，以及后来的北岛芒克江河舒婷等等。还有一个容易搞糊涂的是，刘大白和刘半农都写过反映底层生活的诗，又都是由著名的语言学家和音乐家赵元任先生为他们谱曲的。现在我当然能搞明白了，半农先生的是《叫我如何不想她》，大白先生的是《卖布谣》。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倒是蛮洋派的，现在偶见纪念会上有人用美声来唱的，而大白的“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则很像民谣了，这就是反映底层百姓的，不过由此诗也看出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萧绍平原上的商业形态了。刘大白是绍兴人，又在萧山谋过事，而今天的萧绍平原上，染织业是相当发达的，发达到影响用水卫生和整体环境了。可惜再也没有诗人写此类的《卖布谣》了，写也写的，是写企业家如何走向世界并抗击金融危机。
诗人去写世间的不平，平民的痛苦，写不写是姿态，写不写得好是本事。
刘半农因为没有在国民党政府里做官，所以还是名列五四新派人物的，而刘大白的一生就要复杂得多，他因为官至厅部级，远比当年鲁迅在教育部的公务员要厉害。究其原因，鲁迅不是蔡元培的亲信，而只是许寿裳的好友，是蔡元培的外围好友，这一点跟周作人不一样，周作人似乎要跟蔡元培走得更近一些。而刘大白则是蒋梦麟的亲信和得力助手——就因为这一层关系，在1949年后，是很难见到给刘大白先生作传作评的，有也是有的，那多半也只是作为一个五四新诗人的几句评价，而且最后总不忘给他打上“躲避现实”和“悲观厌世”的标签，这也是那个年代惯用的腔调。
这实在是有失公允的，然而名人的是非功过总是要后人慢慢来评说的，公允也总要慢慢才会来到的。或者换作诗意的说法是——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回到1919年元月的那场大雪中吧。写大白和他的朋友从大雪开始也算是一种语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