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白与浙江一师
经亨颐敲开了白屋的门，而我们在今天则敲开了经亨颐的门——一册薄薄的《经亨颐日记》，让我们知悉了这位浙江一师掌门人的点点滴滴。在1919年元月26日的日记中，经亨颐是这样写道的——雪积白。九时，至皮市街，访刘大白，请其任《青年团》编辑。
经先生这次踏雪访“白”的结果究竟如何，经先生有没有在皮市街上顺道看一看皮货店的行情，以及这《青年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一切经先生都没有记。没有记，大约是一切都在不言中了，因为四天之后经先生的日记是这样的——（民国八年元月三十日）雨，昨晚又积雪，而未得盈尺之喜。九时，到教育会，与刘大白接洽《青年团》出版。
刘大白是何年何月何日在何处遇到经先生的，是偶遇还是朋友之间的引荐，这个我到现在还不得而知。现在确切的考据是，刘大白先生是1919年的夏天到浙一师任教的，又是在第二年的春天离开的，任教时间不到一年。而在这之前，经先生和刘大白早就是朋友辈的关系了，而非老板和打工者的关系。因为在经先生任浙江教育会会长时，刘大白便是总干事，而从教育会中派生出来的青年团，便是那个年代的新生事物，就像今天从事传统传媒体的人会去办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在当时就是“青年团”。其实任何时代办任何事情，都得有两个条件，一是人，一是钱，那么在当时，人和钱又都需要像经先生这样的人去运作的。我们先不管这些民间社团是什么性质的，民国时期的出版和结社应该说是还是有法可依的。你如果看过经先生的日记，便可知道经先生一天到晚在忙的，就是今天见这个人，明天跟谁吃饭，校务的事情说实在的并不见得多少繁忙，“与刘大白接洽《青年团》出版”这便是经先生和刘先生的更加紧密型的合作，所以后面刘大白到浙一师来任教，而且大搞白话文的改革，这便是顺手牵羊的事情了。这也是经先生的高明之处，要革命就是要借用外力，在后来被称道的一师的四大金刚中，夏丏尊是元老中的改革派，而刘大白、陈望道和李次九则多少有点外来和尚好念经的味道。其实任何一种革命，或者就是小小的改良，都是对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一师风潮中经先生最后的挂职而去，与其说是来自于浙江官府的压力，不如说是教师队伍中的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损害，或者如蒋梦麟先生写给胡适信中所说的那样，是学校里牛鬼蛇神太多，鱼龙浑（混）杂，经先生得罪的人太多太多，包括经先生重用了像刘大白这样的人。因为在当时的杭州，能干之人，懂国学之人是多之又多的，经先生为什么重用刘大白，因为同乡啦，因为引荐人的原因啦，或者意气相投啦，这总是有原因的。有人说是不是太夸大了乡党乡音的作用啦，其实一点也不。浙江一师后来曾有个后四大金刚之说，其中一位叫王祺的老师，湖南人，不要说江浙人听不懂他的说话，就连湖南人都听不懂他的方言，所以后来他在官场上也有点郁闷的，因为那时也很讲民主啊，凡轮到王祺讲话，人家就要求他作书面发言，那个气啊。看来说好普通话还是管用的，但一个当官的如果全是普通话又形不成自己的腔调，这也是个问题。
现在基本的轨迹已经有了，刘大白是1916年来到杭州定居的，其实他早在1895年就到杭州参加过统考，得到优贡生，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清府的公务员的，但因为丧父而弃绝功名。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继而一命归西，作为反袁斗士的刘大白便从海外流亡归来，同时跟他一起归来的还有名气更大的萧山人沈定一。一般来说流放者的归来，总是要有所补偿的，这个补偿便是在新政权中谋得一官半职，后来沈定一做了浙江省议会的议长，刘大白则做了秘书长。这一年的刘大白，开始定居杭州皮市街三号，他在自己家的门上题写了“白屋”二字，刘去世后出版的《白屋遗诗》《白屋书信》等便是由此得名的。白在中国字的意思中，除了颜色的本义之外，还可引伸为一穷二白，同时还有干净纯洁的意思，我想当时的刘大白取名为“白屋”恐怕更多的是后一个意思吧。
刘大白当时有两个身份，一是做编辑受聘于《杭州报》，二是做了浙江省议会的秘书长，在今天也是官至正厅了（好比省人大秘书长）。做编辑记者是知识分子的途径，而做官则是另一条途径——这两条途径在刘大白身上有时就是能够统一在一起的，因为他认真，而且在朋友眼里他始终是个好的幕僚，不知这跟他是绍兴人有没有关系，因为据说绍兴的读书人好做师爷。刘大白能做浙江省议会的秘书长，就因为议长是他的好朋友沈定一。刘和沈是在1914年的日本东京相识的，那时他们同为同盟会的会友，同盟会就是反清然后又反袁的，患难成知交，流亡见真心，刘和沈就在异国他乡结成了至交。我们现在看刘大白的人脉关系中，大概能成为知交的，除了沈定一，便是早期在绍兴报社共事的任瘦红了，在我看到的刘大白的旧体诗中，有诸多是写给沈定一和任瘦红的。至于说跟蒋梦麟的相交相处，那已经是1927年以后的事情了，此前虽然在处理一师风潮中，蒋梦麟先生也来斡旋过，但那时没有跟刘大白相识的机缘。所以要论及刘大白的私人交情，关系最铁的当然就是沈定一，但因为沈定一在1928年遭暗杀，沈的悲剧性命运很自然地也影响到了刘大白的的人生，这是后话暂先不说。
考察刘大白的一生，虽然民国初年也有北漂的经历，但那时新文化运动还未兴起，他去北京算是去早了，早了大概五六年吧，所以他便没有跟北大和《新青年》同仁的交往，也无游欧美的经历，他去日本也属流亡性质。回国之后刘大白活动的空间基本就在沪杭之间，这跟当时同为绍兴人的周氏兄弟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急先锋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批急先锋的舞台皆在北京，后来才慢慢转移至上海。五四新文化的两员大将，胡适和周作人后来虽然都为刘大白的诗文写过序跋，但基本还是出于礼节，并不能算是一个圈子里的朋友。所以刘大白跟那一拨后来掌握新文化运动话语权的领袖们，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把刘大白引入浙江一师的就是踏雪访“白”的经亨颐先生。经亨颐对中国教育和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简单说来就是两点，第一是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浙江一师，使其成为南方的新文化重镇；第二就是打造了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使之成为乡村教育与文化乌托邦的一块试验地。
我们现在看到的《经亨颐日记》只是薄薄的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记的也只是1917年到1919年的事情，而且也并不全的，不过其中涉及刘大白的，除了以上几则外，还有如下的记载——
民国八年七月三日。晨鸠鸣，挂红灯，而仍雨。上午，客来不绝。下午，访何竞明，病，刘大白亦咯血，晤谈，精神尚健。
民国八年七月八日。雨。八时，访大白，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民国八年八月五日。阴闷。闻刘大白又咯血，先嘱仁保赳病院请医……至皮市（巷），访大白，神色尚好，劝其静养两个月。
从经先生的日记看，他似乎总是在不好的天气里记跟刘大白有关的事情，不知这是不是一种预兆，包括大白“允就本校国文教员”的这一天，也是在一个雨天。
不过经先生的这几则日记，也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刘先生身体欠佳，也已见肺病先兆；二是大白先生是民国八年才答应做浙江一师的国文教员的，而非民国七年或更早，因为笔者曾见不少史料上说是民国七年就任一师教员的。此前只是做《青年团》的编辑而已。《青年团》的事情是属于省教育会的，而非浙江一师的，包括刘大白也兼任过教育会的总干事。在这个交往中，经和刘一定是颇为投机的，所以刘大白肯去浙一师任教并助经先生一臂之力了。
而就在第二天的八月六日，经先生在日记中又是一箭双雕——晴。大早，到校一转。即至会（教育会，笔者注），晤陈望道，面允。又便访大白，据云泽人已来诊过。
一周之后的十日，经先生“又至泰丰旅馆访陈望道，便至湾井弄丏尊家，不在，即返寓……”八月十一日的日记有“在校，先访大白，病稍差”的文字。而在十一月的三日，经先生在日记中又有“刘大白又咯血”的记录。
从这些日记看，这一年的夏天，刘大白跟浙江一师和经亨颐先生已经达成了一致，而且经亨颐先生也已经把另一位大将陈望道聚拢在自己的身边了。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义乌跟浙江的诸暨是近邻，诸暨也属绍兴管辖，所以也是有一种乡情在的，但这里首先是陈望道已经够这个资格了，然后才是其他的因素。
再说刘大白和经亨颐，一个绍兴人，一个上虞人。如果说刘大白不改“哼个老倌”的乡音，那么经先生大约也是喜欢说“格个老倌”的。而当时的教育会以及青年团等，皆是经先生的社会兼职，从日记看，经亨颐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花在这些社会事务上面的。而经先生去访的皮市巷，其实跟后来成名的诗人戴望舒的故居大塔儿巷是很近的。经亨颐踏雪叩访的皮市街3号“白屋”，现在已成了浙江香溢大酒店（好在还立了一块牌文的），这里同时还是浙江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现在则是烟草公司经营的一个大酒店。因为刘大白在一师风潮之后，便是跟着沈定一去萧山衙前办农村小学，这可不是一般的小学教师啊，他是跟好友沈定一一起从事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这个也是记入史册的。
所以要写浙江的民国史，甚至要写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史，都是绕不过沈定一。而且中华民国史，似乎半部也就是浙江民国史，因为民国是浙江人在治国，特别是浙江人的思想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以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可以写入政治史的，而他的文化立场和人际交往，就应该写进人际交往史。文化从某种层面上讲，就是几个文人社团的事情，或意气相投或文人相轻，这都是有可能会搞得风生水起的。人都是喜欢拉帮结派的，尤其是文人，因为孤独等原因，一个好汉三个帮嘛，尤其是民国时代。不像现在，每人都搞个博客或微博，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一点早就做到了，所以结不结帮好像问题不大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结帮，大约都是用来代购一类的商业行行了，而不是精神行为。虽然后来刘大白较早地脱离了党派活动，沈定一也是典型性地“出尔反尔”，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征吧，东风来了借东西，西风来了吹西风。不过在刘大白的那个时代，总体上那还是西风东渐，这也是大白被称作为“欧化老少年”的出典之一吧。
从后来曹聚仁等人的回忆文章中，见不到刘大白在任课时的诸多细节，不过曹聚仁也说到“我只记得他时常患牙痛，教我们国文课，却时时请假……”可见刘老师不仅有肺病，而且还上火，牙痛怕是上火之症吧。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刘大白在浙一师时，也年近四十了，这样的年纪，“学识渊博，观察之透彻，笔力之劲健，实为人所不及。他深沉守默，不很爱空议论。年青人总以为刘师城府很深，不可揣度……”连曹聚仁都说刘大白城府很深，这可能是他的外表长得比较严肃，后来刘大白的不少学生辈的都有此看法。比如兆良在《古文叛徒刘大白》一文中写到了大白在复旦的事情，其中的印象是——以“人如黄花瘦”的一种诗人姿态，出现于讲坛，他是一副瘦长的脸孔，似乎有一双阴鹫而不留笑影的眼睛，从深度的近视眼镜中漏了出来，老不能承受学生们的欢迎。刘大白虽以叛徒著名，其语言仍不改其乡音——满口还是“哼个老倌”的声调，使聚首一堂的四方髦士听了莫名其妙。
好一个“哼个老倌”！刘大白之于浙江一师，或者说四大金刚之于浙江一师，印象中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个打了包的概念，即他们都是提倡白话文的，或者说被教育厅的夏敬观厅长说来都是不学无术的。只有夏丏尊，后人对其印象颇深，因为他有丰子恺这个好学生，所以关于夏老师的文章特别要多一些，再加上夏丏尊后来去了白马湖，跟朱自清和叶圣陶等（跟叶还成了亲家）都是好友。
今天的人已经不能体会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和文言文之激烈的斗争了，不过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比如在2009年8月当国家语委公布要调整个别汉字的字形，马上引来一片争议，由此可见此事非小事。比如“林荫道”用得好好的，一定要改为“林阴道”，在报纸上作标题时乍一眼就看到“阴道”了，你想想这有多可怕啊。而在1919年的刘大白陈望道和夏丏尊们，响应经亨颐先生的倡议，“改授国语”，经先生的理由是——“国文应当教育所支配，不应当国文支配教育”，“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是错了人生”……
经先生当时最厉害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决定把国文课改文言为白话，且废止了读经课。而在刘大白这里则更是绝对，他是把文言文当作“鬼话文”来骂的。一段时间后，官方的反应是什么呢？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就以“近来鼓吹无政府主义之书报多用白话体裁”为由，去电北洋政府要求明令禁止白话文。而浙江省的省长齐耀珊也是致电教育部“请禁白话文”，齐省长同时还派去了秘书到浙一师任教国文，即用掺沙子的方式欲改组教师队伍，可见用心何其良苦啊，但那也只是一比四啊，四大金刚还只是新潮改革派中的代表，还有一批经先生的拥趸者的，虽然也可以肯定对经先生腹诽的老师也不会少的。然而我们觉得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当时我们的北洋政府似乎忙得很呢，根本就不可能来管你这个浙江省的文白之争，而我们的教育部呢，从后来平息风潮等做法来看，也是开明得很。这个不像今天的网络管制，我搞一个程序，你的什么东西就被屏蔽掉了。
关键是，那是一个真正开放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屏蔽的时代。
语言的文白之争，说到底是革命与保守之争。好多国家的文化革命，首先都是从语言革命开始的。这里只以一篇书评为例，可见当时同样是白话革命者，对白话的看法又是如此的不同。刘大白在1929年专门出了一本书叫《白屋文话》（世界书局印行，定价九角），这是一部关于白话革命的书，他在自序中说：“当时写的动机，是长活人的志气，灭死人的威风，颇以《平鬼传》中的钟馗自命。”而且此书的宣传跟今天一模一样，也是要拉大旗来作虎皮的，不仅有胡适之跋（据说本来是当作序的，后来位子推后了），还有蒋梦麟在此书封面上的推荐语是——人话革命的宣传品。
何为人话，就是白话，就是说人的话，那么言下之意，文言文就是鬼活。
书出来之后，大家都要出来捧场，当年的梁实秋先生（化名敬远）就写了书评，说“刘先生的文笔是爽利极了，举的例证也很多，趣味丰富，引人入胜。”不过接下去梁先生还是实话实说了，他最后是这么说的——刘先生的文笔是很滑稽的，不过有的地方为了滑稽而流于粗俗，例如原书第十六节，只有六页，“放屁”发现几乎十次。也许刘先生以为这样说话，比较的更像“人话”罢？
“为了滑稽而流于粗俗”又有几乎十次放屁，这是梁实秋先生所不能接受的，而我们的刘大白先生又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刘大白的个性颇像比他小一岁的鲁迅，似乎也是满身的刺猬，大白马上给予了反驳，而且题目也是很雷人的——告不辨人鬼强分雅俗的《白屋文话》评者敬远君——“读了敬远君对于《白屋文话》的批评，我不能不深深地惋惜着；所惋惜的，是敬远君的母亲，把他的脑筋，错误地制造成这样不辨人鬼，强分雅俗的一副。”
你们看这用语还是很毒的，意即母亲把梁实秋的脑子给生坏了，这是骂人中比较阴的一招了，老实说这也是绍兴人的拿手本事。接着刘大白就说——“敬远君的逻辑，似乎合章大虫的放屁逻辑，是有一点渊源的……”何为章大虫？章太炎也；将太炎先生称作大虫，可见大白当时的火气和性格。当时刘大白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章太炎，因为章太炎坚持用文言文。
不过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民国前后浙江的这批文化人，特别是留日的那一批，从许寿裳到周氏兄弟，还有浙江两级师范（1909年的木瓜之役）时的一些教师，可都是章太炎的弟子啊，包括后来曹聚仁也算是因为给章大师记录国学演讲稿而入章门的，可是刘大白偏是不买章大师的账，且称之为章大虫，可见刘大白是何等偏激啊。
由此种争论可以看出，当年的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在浙江一师以及整个的社会，完全不是小众化的议题。所以我现在也才能理解，说当年一师中的那些坚持文言文的老师（我们也要给予足够的尊重），是如何的与经刘陈夏李们誓不两立了，还说有一位（应该就是省府派去做老师的）就在隔壁房间里说，如果再怎样怎样，我就要拿一把枪把他们打死……
初读此材料时，我以为是杜撰的，现在看来在那一场白话文和文言文之争中，是完全有可能动刀动枪的。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曾有一段话，可以看出语言革命的重要性——“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这段文字虽然最后落脚点是在说学外语的重要性，但对本国语言的革命性的廓清，也正是那一辈大师们在努力的事情，包括马相伯兄弟之编《马氏文通》，陈望道放下“宣言”去写《修辞学发凡》，晚年又作《文法简论》，目的都只有一个。
我后来没有再看到梁实秋先生的反驳文章。莫非好斗又是绍兴人或浙东人的特性？正如做师爷也是绍兴文人的一种宿命？在我的印象中，梁实秋先生是比林语堂脾气都要好的一位，林语堂就曾经和曹聚仁打过旷日持久的笔仗。梁先生的一篇普通的书评遭来了刘大白先生的一通反批评，这也是那个年代文人论战的一种形态吧。
所以去叩访皮市巷3号白屋的不仅有本文开头的经先生，还有沈定一，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或论敌。那个时候通讯还不发达，上门造访似乎是人际交往关系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特别是在同一个城市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白屋完全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情形，这也有经先生的日记可为佐征吧。这跟今天白屋的原址地已成为一个四星级的酒店倒也颇为相似，至少在人员流通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好斗还体现在那一场因留经而引发的一师风潮中，当听说警察包围了学校之后，刘大白和其他一些老师，比如姜丹书、王赓三等就去想办法冲进校园去。进不去怎么办呢，传闻刘大白买了不少的肉包子一个一个的扔进去——这在当时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了，这也只有刘大白才做得出来。当然风潮之后，刘大白和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等四位老师一概挂职而去，这既是失望也是对策，否则这个风潮就很难再平息下去了，因为经先生和四大金刚便是出头鸟，他们不走是不行的。当局的撒手锏是要解散浙一师了，因为浙一师是官办的学校。那些当官的很理所当然地在想，我们拿出钱来办学校聘老师，你们却要造反，那我要你们这批逆子和乱党干什么呢？
所以刘大白们只好以自己的辞职而息事宁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中策，因为当时没有上策。而对于恩师们的辞职，浙一师的学生，内心实在是最为悲苦的，他们写了挽留老师的信，全文如下——
我们全体同学以爱戴先生的缘故，曾经派9次代表邀请先生到校任职，那（哪）知道5月5日先生竟决决绝绝地回复我们。我们以为最亲爱的光明指导者为了环境底关系不复聚存一堂，心里觉得非常愁闷，不过先生底苦衷我们也很明白，这样荆刺横生的道路也不勉强先生去走，但先生是新文化的先趋（驱），我们对于先生的爱慕不断，并且加强，总希望先生时时指导我们，扶助我们。先生，这个黑森森的树林虽有一条小路可通光明的境界，但林中毒蛇也有，猛兽也有，我们走到半路的时候遭了这种危险，先生虽是在空旷站着，听了我们底呼救声，想起来总肯援助我们。比来寒暑无常，诸惟努力自爱。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全体学生上
（原载北京《晨报》1920年5月20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