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挽留信写得极为感动，也极为煽情。在一片挽留声中，刘大白作何感想，有何打算，这些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而从披露的资料来看，刘大白甚至还执笔替全校教师写过一封挽留经校长的宣言，此信原载于《浙潮第一声》1920年6月。此宣言的最后，刘大白是如此写道的——所以要发这宣言的缘故，因为同人等的挽留经校长，并非是个人地位的关系，实在是学校精神的关系；不但是学校精神的关系，而且是文化事业的关系。恐怕外界不大明白，不能不声明一番。总结起来：就是以前本校的办法，自认不能没有缺陷；以前的文化运动，也还没有改进到健全的地步，所以要经校长复任，来弥补一切，希望达到适应时地、符合真理的目的。论到外界的批评，我们不但是不忌讳，而且是很欢迎的，很感激的！这就是同人真实的态度了。半年以来，外界对于本校的举动，难免有隔膜的地方。现在趁此表白一点。大家也是盼望的。特此宣言。
虽然这个信写得很为诚恳，而从语气上说，与其说这个信是写给经校长的，倒不如说是写给官府和社会看的。最后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经校长没有留住，刘大白也就走掉了。由此看刘大白起草留经宣言，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话语权仍在学生自治会和新潮人士手里，所以事过之后还有人编《浙潮第一声》，还有人请刘大白给这本纪念专辑写序，这一方面可见刘大白当时在师生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看出刘大白在一师风潮中是介入颇深的一个。他给《浙潮第一声》写序的时间为1920年的6月29日，我们今天读来，激情和理性仍洋溢在字里行间。
刘大白在开头如此写道——在无穷的不绝似的瀑流似的时间当中，过去已经去，未来还没来，所以人类对于过去，保有记忆；对于未来，只有想像。过去的陈迹，往往可作未来的教训物鞭策。所以记忆过去，不能说和想像未来没有关系。不然，像这占过去的时间很短的《浙潮第一声》，怎值得编印呢！
刘大白的结尾是这样的——不绝的进化，是人类无限的前途。所以过去的事情，总是不满足的。人类正因为对于过去有不满足的缺憾，所以才有向那未来求满足的努力。这一次一师底事件，结果虽然不能说是失败，但决不能认为满足。所以无论是一师同学，或非一师同学，都应该对于这件过去的事情，有不满足的缺憾，那才有大家向那未来求满足的努力。浙江文化运动底前途，人类底前途，才有不纪的进化趋向哪！这才是我想像未来的又一种希望。
看啊！《浙潮第一声》，不但是记忆过去，而且想象未来。未来的浙潮，第一声以后的第二声，第三声，……第……声，怎样？（《浙江一师风潮》浙江大学出版社）
爱之深便责之切。刘大白离开浙一师之后，没有像经先生和夏丏尊那样再去白马湖创教育之业，他还是留在了杭州。 1921年之后，刘大白基本的生活轨迹也就在沪杭和杭州与萧山之间，这期间对他产生影响，或者说助他事业发展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同乡邵力子，另一个就是萧山人沈定一。
邵力子利用自己的关系帮过浙江的不少文化人，这个帮就是谋职谋发展，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其中就包括刘大白的去上海工作，以及曹聚仁的出道。
而沈定一这个人，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也是一个跨界之人，在一师风潮中，他也是完全站在经先生和学生运动这一面的，他先是给杭州警察厅长夏超去信诘责，且此信是刊于《申报》的1920年3月30日的，全信言简意硬——闻君以武装警逼令一师学生离校，君果甘作摧残吾浙文化之虎伥乎，何面目食吾浙禄，若非事实，盼复。
何面目食吾浙禄？这就是一个文化人对一个警长的责问，也是一个当过省议长的官员对警长的责问。现在也有此种责问的，不过大多是对已经下台失权之官员的责问。何面目食吾浙禄？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你当官的实际是在吃人民的奉禄，很可惜今天反倒没有这样的说法了，大家都以为当官仅仅是在服务大众与社会。是的，你公务员是可以加薪且旱涝保收，但是你必须认识一点，你所吃所用所花费，是人民的税和血汗。
而在此前的1920年2月29日在上海的《星期评论》上，沈定一又著长文《学生与文化运动》，一开头就是——浙江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受着打击了。新文化运动的敌人，撑着他枯朽的铁臂膊。一拳打去了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新文化倡导者的校长经亨颐。为什么会去经亨颐？因为浙江教育厅长夏敬观的查复。为什么夏敬观会有这一种查复公文？因为浙江省长齐耀珊有查办第一师范的命令。为什么第一师范要查办？因为第一师范和傍（旁）的学校学生出了一种《浙江新潮》周刊。为什么《浙江新潮》要查办？因为《浙江新潮》登了一篇《非孝》的文章。为什么会有《非孝》的文章？因为这一种文章是新文化运动的表现。浙江的官吏，既做了新文化运动的敌人，就不能不找着一个先导者的第一师范给他一个打击。去经亨颐的校长，就是表示他们打击新文化第一声的权威。
写得清清楚楚，沈先生真是明眼之人，而他的结尾更是高屋建瓴——我们青年学生不为那（哪）一个人负的责，为新文化负的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生命，我们为生命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将来，我们为将来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前途的光明，我们为光明负责任。新文化的敌人，已经对于我们青年的生命，将来的生命，光明的生命宣了战了！我们要试验我们生命的力量，正是这个机会。
再看邵力子先生当年写的“时评”，刊于上海1919年12月5日经第7版的《民国日报》，题目是《看“浙师”学生的团结力》，完全是鼓动性的，全文如下——
《浙江新潮》的风潮，听人有人要借此破坏浙江师范学校。
我因此却想着这是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新潮》等被人仇视的一个缩影。
仇视的结果，北大丝毫没有动摇，北大学生的团结力，全国人民没有不佩服的。浙江师范的前途如何？要看他们学生的团结力怎样！压力的大小是不用管的。
包括戴季陶在内的，都写了文章支持和评论浙江一师的行为的。而这些人也正是刘大白当时交往的一批朋友，虽然不能说全是绍兴帮，但作为朋友他们都是前呼后应地来助阵的。从刘大白身边的朋友来看，一师风潮前后，便已形成了一个文人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既是工作伙伴，又是事业搭档——编报刊和教书，在于他们就不仅仅是职业和饭碗，还是理想和追求，因为那是一个可以为理想而探寻的时代，是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更是一个可以改朝换代的时代。虽然后来有的人因为党派不同，政见不同，有分道扬镳的，有大浪淘沙的，但却都是书生意气，激扬文字——而正是这一些气场是能够穿越时空直抵今天的。
一师风潮之后的刘大白，住进了浙江病院，这大概是当时杭州最好的医院了。刘大白一直咯血且不断根，而且饭碗也敲掉了，大白想要好好地治一治了，这个时候他虽然也在几所学校兼过课，但只是对课负责，而不是对学校负责和尽忠了，因为一师风潮，已经让人伤透了心。经先生走了，改革派走了，刘大白便开始了一段职业诗人的生涯。病且赋闲，正是作诗的好时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