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记·1919在杭州]
1918年的秋天，浙江新昌人梁柏台来到了杭州，他考入了浙江第一师范的预科，这一年他虚岁刚满20岁（1899年生人）。此前，梁柏台在新昌上过知新学校，光听校名便可知道，这是一所新式的小校，后来他到杭州后还专门给母校的老师和同学写信，汇报学习情况，交流时政观点。在上知新之前，梁柏台还上过私垫，所以他是受到过良好的基础教育的。但是梁柏台的家境不但不富裕，而且还很困窘，然而因为梁柏台是家中独子，父母决计要让儿子得到好的教育，因为是男儿，他便比他的姐姐要幸运。当时的梁家基本是以砸锅卖铁的精神在支撑一个梁柏台的，所以才有了他考上浙江一师预科的可能性。而他的姐姐梁小芬，当年是跟弟弟有过一个约定的，弟弟不回来，姐姐终身不嫁。梁柏台离开家乡的前夕，家里面给他匆匆完婚，他没有能顶住亲情的压力。
后来梁柏台去了苏联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他在那里认识了周月林，后来跟周结婚生子。而在老家新昌，他的结发妻子也一直在等着他，倒是周月林和前面所提的项英的夫人张亮一起回过新昌，且在那里也上演了一出悲喜剧。
现在我们来看梁柏台青少年时代的文字，那真是书生意气、心怀天下啊。且看他1915年5月19日的日记——见三年级学生在操场上破球门。吾忽想吾国之与日人对峙，是不啻今日之攻球门也。夫日人与吾国人，犹红绿球之踢球人也。吾国之土地，犹皮球存立于操场也。两队相争，犹吾国人与日人相攻击也。吾辈青年，可不击球，以强筋骨，活血脉，振精神，与日人相搏战乎？
怪不得当时教过梁柏台的老师都夸他文章写得好。看他的日记，从泥水匠筑门，他便想到了国门和国防，从卖茧者的旗子想到了中国国旗，如此以小见大，触景生情，这说明梁柏台从小便有志气，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一个愤青，但又不仅仅是一个愤字了得，而是处处用心刻苦。这从他给友人、家人和老师同学的书信中即可看出，同时也能看出他身处一师那样一种新环境新气象下的林林总总，比如他也讲到了学校里出现的一些新书报，这跟一师当时出现的书报贩卖部的情况是吻合的——在二十世纪的时候，物质文明，笨头笨脑的人断不能竟于天壤了，所以我主张的是思想，所看的书是《新青年》……现在杭州的学校，抱自动的教育主义了，思想要求新鲜，所以学校里头若《新青年》、《新教育》、《新潮》、《教育潮》这许多新思想的书籍，学校里大大的风行。我也有几本在这里看看，（1919年9月12日给梁岳生、周相标的信）。
90年之后的我们，竟然都向物质文明狂奔而去，不要说贪官污吏没有一个是跌倒在精神文明上的，他们很少是因主义和观念而下狱的；就是我们普通人芸芸众生在衣可裹体，食可果腹的情况下，也都是疯狂地逐利而行，想到此我们难道不惭愧吗？
1919年9月梁柏台在给袁修昌老师的信中又如此说——自从五四运动，学生发现了自动的举动，学生方面和学校方面，都惊醒觉悟了。学校方面是怎样的觉悟？就是校长改变学校的办法，教育抱自动的目的，一切舍务、学务都委学生去做。学校好像一个议会，仍旧选出代表，到了有事体的时候，征求意见，议后始行。教职员和顾问官是一样的，这是关于舍务的事情。学校的事情？就是上班，学生轮渡教授，教员旁听，指出他们的谬误。废除考试，在平时的自习。这样一来，要比从前好得多了。上面所说的是学校方面的觉悟。学生方面的觉悟是什么？学生大家知道五四运动的力量是从新思想来的，所以凡关于新思想的杂志各人至少有一种，并且组织一书报贩卖部，凡关于新思想杂志评论，竭力征求。到了例假的日子在负（贩）卖，以供给社会上的人看看，使得普及罢了。这是学生的觉悟。
梁柏台在信中提到的废除考试一事，倒是在其他亲历者中从未见过提到，而且“学校好像一个议会”也绝对是新提法，也很是形象。同年10月18日，他在写给知新学校老师唐化成的信中又说——今日有一件事情要好问先生。是什么事体呢？就是我们新昌各高小的寄信处。为什么要问寄信处呢？因为敝校校友会有《十日刊》的出版。大凡本省各主小以上的学校以及机关，各分送一份看看，不取分钱。本校分送报纸，费了许多铜钱，他的目的……是应现在的时势，鼓吹新思想的。
这是梁柏台人在省城、心系绍兴新昌的表现，他是真正意识到新思想、新杂志的重要性，所以要向家乡的教师极力推荐。因为就浙江一师出名的学生而言，也许梁柏台是排不上前几位的，跟施存统、俞秀松、宣中华们相比，梁柏台不算特别有名，但即便这样一个不算特别有名的学生，也是真正感受到了五四新思想的冲击。
同年11月9日在给袁修昌老师的信中，梁柏台又不无骄傲地向老师说道——现在各报纸上的谕（舆）论，说敝校在全国中等学校排起来，要算第一个位子。我们的校长，比作北京大学的蔡孑民，陈望道比作陈独秀，袁易比作胡适之，《校友十日刊》比作北大的《新青年》。这是一般谕（舆）论，不必作他极有价值的判断。但是依我想起来，全国教育家比经子渊比较好色，其数目写不胜写，比经子渊比较歹色，也写不胜写，倘若平均起来，全国能够个个象经子渊这样，则教育也算歹了，这不是我的夸张，实在是平心静气的话头。自从这学期起，敝校守旧的教员，错（差）不多没有了，这学期请归来的教员，都是提倡新文学的沈仲久（九）、刘大白、袁易、陈望道、李次九……这一般（班）教育家，都在敝校专任功课，实在难得得很。
文字中可以看出梁柏台的自豪之气，由此也完全印证了浙江一师那些精英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后来梁柏台在给何宝运的信中也讲到了此种情况。11月20日他在给袁修昌老师的信中又说到——现在的学界，自五四运动以后，舆论为之一新，头脑大大的变更，报纸杂出，也不晓得多少种数。单就杭州而论，除各学校外，还有另外机关的组织，如《浙江潮》《双十半月刊》《杭州学生联合会报》……这许多的报纸，都是鼓吹新思想，以改革社会，革新人生观，为唯一目的。《浙江新潮》辞句过于激烈，被警察厅所封。现在事务所移到上海去了。……
由此信可看出梁柏台的一个判断，即他虽然不是《浙江新潮》的同仁，但是他的态度和观点非常鲜明。我以为这更重要，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觉悟的不只是几个学生，而是一大批，这是时势所趋，潮流所趋啊。关于《浙江新潮》，在同年12月给袁老师的信中，梁柏台又提到——敝校为《浙江新潮》的事情，受了官厅的查办，因为《浙江新潮》社，是二十八大（人？）组织的，社员敝校居半，通讯处是在敝校，为了“非孝”这篇文章，现在处“四面楚歌”“众矢之的”的地位……
而且梁柏台很清楚地看到了一师新潮的四路敌人——第一路敌人，是各校的教员、校长；第二路的敌人，是末（没？）面孔的省议员；第三路敌人，是省长；第四路敌人，是缙绅……在此信中，梁在此提到了书报贩卖部的功劳——自从“书报贩卖报”设立以来，报纸、杂志到几十种之多，每一种要销一百几十种，每人所看的杂志，总有三四种以上。九年一月，本校还有一种报纸产生出世了，名字叫作《钱江评论》，恐怕也是短命的爿子。
梁柏台虽然没有参加《浙江新潮》社，但他是用身体力行去实践新潮的，包括他和汪寿华等参加民众代表团，在省议会旁听了省议员们的加薪案后，当场起来责骂那些无耻的议员们，后来还对新昌籍的一名议员去信责问。
梁柏台信中的一师新气象，当然不止这样。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的是梁柏台的口气和心情，他完全是怀着一种兴奋激动的心情向乡党和师生同学讲述省城及一师的情形的，当然在那些信中更多的还是纵论国事，或者是对家乡教育的关切和建议，其中讲到注音字母的运用等，他甚至还兴高采烈地讲述自己参加省运会的情形，因为他作为一师的18名运动员之一，还得了两个第二名，结果一师是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在这经校长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今天我们看梁柏台的书信，不只是从侧面了解一师新潮的一二，而是可以从书信中看出梁柏台思想脉络的发展，尤其是他对家庭、婚姻和今后命运出路的态度。
从1918年12月26日写给父母的信中，完全可以看出梁柏台的一份孝心和愧疚之意，且看——
父母大人膝下敬禀者：前奉一函，量必早已收到。男在高小时未尝苦楚，不果（过）混混而已。自入师范，始觉学问之途渺无津涯，而初尝为学之苦矣。不及旬余为年假考试，转瞬即可回里。近春毫先生（新昌人，时在杭州电灯公司工作）寄来洋五元已收到矣。男自思入学以来，致大人增加重担。男则俭之又俭，不敢浪费一钱，亦自知家寒，衣食毋使饱暖不求繁华。大人之苦，男有不知哉。特以为今世不务学业不足以当分子之责任，以恨天不虚生我也。
但是当后来，梁柏台遭到家里的逼婚一事时，他的家书中就多了不满和反抗的因素，1919年10月17日在给父母的信（节选）中如此写道——我亲爱的父母：说到那婚姻这件事情，我断不肯承认，现在婚姻主义已经打破了，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妻子的说头。喜欢则成，不喜欢则去，也不要像古人取（娶）妻一定要择一个好的日子。我自有一个主张，不能强于我。这种写信的样子，是现在的潮流的趋势，不可以为奇怪，别样说话，后来再说。
同年11月20日，梁柏台在给袁修昌老师的信中又这样说道——我是抱独身主义的，什么家庭呀，什么妻子呀，闹得我一身（生）一点儿事体也没有。但我所说的独身，不是“离群索居”的话头。我的独身主义，是共同独身主义，社会为一个大家庭，儿子是共养，男女是平权，不愿意再有这是“我的妻”、“我的儿子”，弄出许多专有名词，好像这个人归于私有的，不能为第二个所有，所以弄出这许多繁杂的事体来。
由此信可以看出梁柏台当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同期的一师同学施存统等都受过此种思潮的影响。也许要讲清楚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中国的影响不是几百个字所能做到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政府思想的思想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多多少少地影响了当时的学生精英们，什么是新思潮？那肯定是西风东渐，肯定是舶来品，也肯定不再是孔孟之道。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受了新思潮影响的梁柏台自然是不满父母给定下的婚姻大事的，所以也才会发出“独身主义”的声音，这也是成为保守派攻击他们“共妻”的一大罪名。当然此种观念在现在看起来也算是颇为另类的，在人类的所有契约制度中，婚姻关系大约也是属于受契约保护的一种。1920年1月15日，梁柏台又给父母一信，在讲了一番大道理之后，便开始了言归正传了——今年要我娶妻，那是我极不赞成的一桩事。为什么呢？我家庭既然这样困难，还要加上一个耗财不生产的一件东西，经济岂不更加困难呀！所以我的主张，敬（若？）不是经济独立，断不能娶归。我现在已经决定，写信来通知你们，你们不要开起空场面，空费掉没有用的金钱。我恐怕你们应社会的需要，去预备起来，所以写这封信来通知你们，你们不要象别人家早点抱孙子。抱孙子是一桩不好的事情。我们中国弄到这步田地，就是抱孙子的缘故。我极其反对现在的习俗，再造未来的社会，假如女子不能独立，硬要成为夫妇，我情愿牺牲……还望原谅，另外一切，后来再谈罢！
从这个信中，可以看出梁柏台的态度很是绝决，没有一点可以商量的余地了。也就是这同一天，梁柏台还给袁修昌和梁岳生分别发了信，都是同一个内容。在对袁修昌的信中，他说道——假使硬要成婚，我情愿牺牲生命，断不肯承认这种畜生的婚姻。这样一来，我书一定没得读了，我自己也要谋经济独立去了……在对梁岳生的信中，他已经向人借钱了——我决计同家庭宣战，一定要离婚，才肯了事。我家里已经有信写归去，家庭必然要成怒的。我寒假是不回去了。你回到家里，请你寄给我几块，寄信处仍旧是第一师范……
梁柏台这里所说的“离婚”，并非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离婚，而是指那时他想离开婚姻，不跟家里妥协，这其实也是当时青年学子所面临的同一个问题。农村家庭里的孩子，不管是出生在地主家庭还是农民家庭，父母把孩子送到城里去接受新教育，那是希望孩子今后能有出息，能光宗耀祖，而光宗耀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延续香火，长辈就是想抱孙子，尤其是对梁柏台这种一根独苗的家庭来说，父母们的这种愿望尤其迫切，但是孩子一旦接受了新思想，就如同脱胎换骨一般，这是父母们一开始所万万没有想到的，“我们中国弄到这步田地，就是抱孙子的缘故。”此话在今天看起来虽然有点绝对，但在当时的梁柏台们的口中说出来，又是极为自然的，这有施存统的“非孝”说为例。
而当时梁柏台家庭的困境便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一种缩影吧。后来我们知道，梁柏台当时的打算是去法国勤工俭学，为此父母中断了对他的经济供给，但是他没有放弃，仍然在坚持自学法语，他当时还想步施存统和俞秀松的后尘，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但是这一组织很快就解散了，这样他就跟着俞秀松到了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并且在为赴苏联学习作准备。1921年梁柏台回到家里，禀报了要赴苏的决定，但是父亲执意不肯，也不愿出任何资费，“父母在，不远游”这是老规矩了，但是要知道任何老规矩最后总是敌不过新潮流的，正如父与子的斗争，一般总是以父亲的妥协而告终的，这似乎也是规律性的东西，但是父辈在退让之前必然也是要硬加一个东西给儿子的，这个东西便是婚姻！这也是最后的撒手锏，以期望儿子在进入温柔之乡时不再远赴那冰天雪地。无奈之下，在1921年的3月3日，梁柏台在新昌老家与陈莲芝完婚，然而七天之后，梁柏台即离开了家乡，送她的是她的大姐梁小芬，而且姐弟俩完成了一次沉重的嘱托。传闻弟弟对姐姐说过“父母和莲芝就托给你”的话，而姐姐则作出了“你不回家，我不出嫁”的承诺。后来，陈莲芝和梁小芬这两个女人苦守半个世纪之多，且相依为命，这种苦守于两个女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受寡”。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革命的背后，往往是极其沉重的代价，而革命有时又享受不到革命的成果，反倒要献出生命。陈莲芝于1973年去世（享年77岁），梁小芬于1977（享年86岁）年去世。也就是这个大姐梁小芬，后来保存下了梁柏台的日记信件等，这些物件当然也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后来梁和陈都知道梁柏台在苏联有了妻子和一对儿女，所以解放后遂写信打听并寻找梁柏台及其子女的下落，而最后留给这两个女子的，结果却是无尽的失望。
等待是有原因和力量的。在妻子陈莲芝那里，虽然很早以前梁柏台曾来信让她改嫁，但她一直不改嫁，而大姐梁小芬更是相信一个算命先生的说法，那个算命先生说梁柏台“至少有55岁的命数”。时间到1957年，革命烈士的证书已经颁发两年了，弟弟梁柏台早就过了55岁的命数了，于是这两个女人和亲戚们遂为梁柏台建起了衣冠冢。
由陈莲芝和梁小芬，我们又想起了鲁迅的结发原配朱安，郭沫若的原配夫人张琼华，看来在新思想的汹涌大潮中，不知也裹夹进多少像朱安张琼华和陈莲芝一样的无助且可怜的女性。当然这些留守于老家或异地的原配们，她们也各有其自己的命运，她们在当年的婚姻保卫战中看似没有败下阵来，其实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生命都赔进去了。
而梁柏台已经从一师出发了，从一师出发的路绝对是不平坦的，梁柏台、汪寿华、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这一批浙江绍兴籍的热血青年在走上社会之后，他们要去拥抱的只是一个词语：革命。所谓革命，不是他们革了统治者和旧势力的命，就是他们的命被革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