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记·单纯的职业革命家]
相比于梁柏台，周月林似乎是个相对单纯的职业革命家，她比梁柏台小七岁，1906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浦东棚户区的船户家庭，父亲本是宁波人，后来凭着一张渔网到上海讨生活，家境贫苦。周月林的身份更像是一个典型的无产者，她9岁就进纱厂做童工，13岁当摇纱工，17岁进日商的大康纱厂做工，每天上班12小时，每年工作时间在300天到350天之间，每天工资为0.22元到0.30元之间，而童工则是0.18元。当时的《向导》杂志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纱业工人，要算是全国各种工人中最感痛苦的。”周月林的参加革命，缘于她当时参加了位于杨树浦的平民夜校，当时夜校的校长是张秋琴。从扫盲学文化开始，周月林渐渐接受了革命道理。 1924年的秋天，周月林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随后她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革命工作中去了。这里有一点需要交待一下，那时周月林的父母都已去世，所以对于周来说便是无牵无挂的状态了，如果要说有牵挂，那牵挂的就是革命本身。这一点跟梁柏台有所不同。
也许完全可以用干柴烈火来形容周月林和革命的关系，形容工人和革命真理之间的关系。受尽剥削和压迫的以周月林为代表的工作阶级，一旦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引领，自然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年轻的周月林参加过不少的罢工运动，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中，她得到了更多的锻炼，1925年6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成为女工运动的领导人，由此走上了一名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而且比较有趣的是，周月林当时的直接领导就是梁柏台在一师的同学汪寿华。汪寿华是浙江诸暨人，原名何绍元，又名何今亮，汪和周的关系曾是那种“假夫妻”的关系。汪寿华和梁柏台一样，都是较早赴苏联学习的一批干部。当时周月林在上海总工会做的是保密工作，是一名相当出色的情报人员。在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组织认为周月林的身份已经暴露，遂被秘密派往苏联海参崴学习和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梁柏台。而作为一名学生，周月林在那里也第一次见到了瞿秋白，这个影响了她大半生的男人，当时是她们上课的老师，风度翩翩，口才了得，一讲课就吸引了周月林们。
在苏联，在海参崴和莫斯科等，其实有很大一批后来成为中共元老的都在那里接受过学习和训练，像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刘伯承等，周月林在那里，只能算是小妹妹了，不过大家都很喜欢这位小妹妹，而且这位小妹妹如果从资历上看，也是不简单的，至少在女性革命者中是最早的一批，而且她崭露头角的时候，不是靠诸如夫君和兄弟等的关系，而完全是靠自己的拼打。包括她到江西瑞金在中央苏维埃工作的时候，她在党内的地位都要高于梁柏台，这在革命夫妻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梁周记]
梁柏台是于1921年到苏联留学并工作的，当周月林到苏联时，他已经是一个苏联通了。冰天雪地，异国他乡，周月林等一批年轻女性的到来，自然在异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周月林的回忆，当时向她射出丘比特之箭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四川籍的教授，一个是北方人，还有过旅法经历，那另一个便是梁柏台。周月林之所以最后选择了梁柏台，因为“他也是浙江人，个性好关心人”。看样子乡情在恋爱婚姻中还是起到蛮大的作用的，宁波和绍兴，或者说绍兴和上海，都是算蛮亲近的那种关系。据说老底子的上海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宁波和绍兴。而我们今天考察民国人物的社会网络交际圈时，浙江籍就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特别是绍兴籍的读书人在当时的影响力。
青春与理想结伴，革命与爱情同行，再也不是媒妁之言，再也不是父母之命，那是何等的自由和快意啊。现在最后的障碍只是家里的结发妻子陈莲芝，梁柏台写了一封信回家，希望她能够改嫁，至于她最后改不改嫁，路途迢迢，天涯孤鸿，那个年代不是说一个短信就可解决的事情。而且组织上当时也已批准梁柏台和周月林结为正式夫妻。要知道组织的决定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至少组织还是蛮面对现实的。
或许那是梁柏台和周月林最好的年月，虽然是在异国，虽然条件艰苦，但真正的爱情从来都是无视物质和环境的，或许因为环境的恶劣，反倒能让爱情更加动人和难忘。物质越是贫乏，爱情就越是珍贵。正如后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多少青春男女根本不顾回城什么的现实因素，在广阔天地里也让爱情大有作为了一把。因为爱情不是储蓄，说今天不用明天还可以用，说五年期的利息要比三年期的多上几个点的，更没有零存整取这么一回事。
不久他们在异国便有了爱情的结晶，第一个是女孩，取名伊斯克拉（中文名叫忆霞），意取“火星”的意思，取“星火燎原”之意。第二个是男孩，是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从抽出“弗”和“列”字，后来中文名就叫“伟烈”。他们甚至为这孩子举行了一次革命的洗礼。同时，梁柏台也早把这一对儿女的消息告诉了老家的母亲，这对母亲来说也是一个安慰。虽然还没有看到孙女孙子，虽然陈莲芝决意不改嫁，大姐梁小芬也无出嫁之意。
那个年代，中国革命者在苏联等异国生下的孩子也有不少，也有的是后来送出去留学的，曾有一本叫《红樱桃》的电影，就是讲这些革命后代的故事的。从现在能看到的1939、1940年的照片来看，梁柏台周月林的女儿伊斯克拉曾经与毛岸英、刘爱琴（刘少奇之女）、李斯特（李富春、蔡畅之女）、蔡博（蔡和森、向警予之子）有过合影，因为他们同是国际儿童学院的学员，而且从照片上看那时的伊斯克拉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我们当然也无法得知，在拍此照的1940年，伊斯克拉是否知道父亲的生死，是否知道母亲周月林正在坐着国民党的监狱呢。
从1921到1931年，梁柏台已在苏联整整十年了，他常对周月林说，我们是中国人，总要回到中国去革命吧。不久这个要求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同意，他们问梁柏台还有什么困难，梁说“我自己没有困难，可我有一个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在这里，我走后，他们怎么办？”莫斯科方面的回答是妻子带走，孩子留下交给我们，由我们送进国际儿童学院。
梁柏台把组织的这个决定告诉了周月林，周一开始想不通。是啊，是常人都会想不通，她想把孩子也带回去，可是受到了上面的批判——“叫你去做革命工作的，又不是叫你去住家带孩子的。”
所以组织的这个考虑其实有着深计远虑的。我倒不是说孩子就是一种人质了，组织的考虑一定是——你们放心去革命吧，少一些儿女私情的牵挂吧。
很显然的，无论是在浙江一师还是在上海的夜校里，老师都没有讲过如何看待孩子，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所以说革命者或者说理想主义者，就是有一个从常人向圣者的转变过程，回国前夕虽然依依不舍，但还得痛下决心啊。作为丈夫的梁柏台这时只能安慰妻子了——我们应该把孩子交给革命，我们回去就是干革命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以后回来能建设祖国，再说了，要孩子的话我们回去之后还可以再生的……
从此，这一对儿女便和父母永远天涯相隔，分别时孩子才三四岁啊，如果现在他们还健在，也是八十老妪（翁）了。而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如果带着孩子回国，或许要更为安全和便利一些，何况梁家母亲思儿盼孙心切，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天伦之乐啊！可惜连这样的祈盼也都一一落空了。如果晚年的周月林有什么后悔的话，那一定是后悔当年没有带回一双儿女回来。这是肯定的。为什么中国的老人们总是想抱孙子，这一定是道理的，这个道理往往要到老了才慢慢懂得。
然而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后来”的设想了，樱桃虽鲜美，但生命极其短暂——不知这是不是一种象征或暗喻。其实国际儿童学院的生源，并不全来自中国，确切的说包括苏联在内的正在进行红色革命的国家的孩子——或领导人的，或已经成为遗孤的，而领导人后来又因为其曲折和坎坷的命运，这便势必影响到他们子女的命运，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苏联和国际共产组织创办国际儿童学院的性质，既是保育院，又是接班人的摇篮。
男儿有泪不轻弹，为什么不轻弹，因为还有更重的革命理想，那么现在女子有泪也不能轻弹了，因为同样的必须夫唱妇随，这是一种革命的夫唱妇随。回国途中，这一对夫妻也颇多转折，差一点暴露身份，因为当时他们在苏联的公开身份都是“华工”，尤其是梁柏台在苏做“华工”已经十年，目标大，身上又带着美金等，所以他们不敢公开出入境的，只能是偷越国境之后再坐火车，一路上这一对夫妻曾经走散，后来又奇迹式地在一艘海船上相遇。走大连，到上海，跟组织联系上之后，又在1931年的秋天到达了江西瑞金，受到了毛泽东的欢迎。毛泽东当时对梁柏台说你是红色的法律专家，第一部红色大法等你起草了。周月林在这里更是受欢迎，因为女干部奇少，像周月林这样参加过五卅运动又留过苏的更是少见，所以那一段日子可以说是梁柏如和周月林最为如鱼得水的日子。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笔者曾在上世纪90年代去过那个大礼堂，虽然看上去很是山寨，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山寨起来的，会议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件是关于梁柏台的，他和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曾山等同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最后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还有一事是关于周月林，她和五位女同胞合了一张影，她们是贺子珍、康克清、钱希均（毛泽民夫人）、曾碧漪（古柏夫人），彭儒（陈正人夫人）。这张照片在几十年后至少成为一种证明，能证明周月林的红色资历吧。因为当时周月林的身份已经是中央苏区的妇女部长，这个身份是在苏区一大召开前夕就确定下来的，不久，周月林又被任命为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后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第一任是向警予），后来周月林在长年蒙冤后曾写信给邓颖超，因为邓当年是妇女部的委员，说起来算是周月林的部下。但无论是哪个名称，其实都是跟国民政府相对应的一个“组织“，还不是执政党的地位，不过从当时周月林的地位看，那的确是红色女界第一人了。如果一定要从权力的角度说，周月林的地位似乎已经超过了梁柏台。因为她在“苏二大”上被选入中央政府主席团，当时成员一共是17名，她是唯一的一名女性，其他16名成员为：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李维汉）。后来周月林还兼任国家医院院长，这个职务也是一个伏笔。
梁柏台当时任司法委员会委员（相当于司法部长），因为前面的委员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任，所以梁实际上是苏维埃司法部的最高领导人，为红色宪法以及其他各种法律（包括婚姻法）的制订实施做出了贡献，后来他又兼任内务部副部长，并代理内务部长。
这是最坏的年代，这也是最好的日子。梁周这一对革命伉俪当时住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家边上。只要谈起梁柏台，人们都觉得他个性态度很好，为人也很好相处。而人们谈起周月林，也是觉得她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对工作是十分的投入。1933年6月，周月林在瑞金生下一个儿子，当时毛泽东还风趣地给他们的儿子取小名叫毛毛，他说他自己是老毛，他还给其他的孩子也取名为小毛，最后是李六如又给“毛毛”取名为“沙洲”，因为瑞金有沙洲坝，是为纪念之意。
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主力要开始长征之路，本来梁柏台是在参加长征的名单中的，只是在临出发的前几天，中央遂决定项英、陈毅率部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同时也提名要求梁柏台留下协助项陈工作，梁柏台服从组织决定，同时又做了妻子周月林的工作，让妻子也留下来，周月林一开始不想留下来，千方百计地想参加主力红军的长征，但最后她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这一“留”两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先说儿子沙洲，当时主力转移时中央规定一律不准带孩子，一律要将孩子送给老乡，现在梁柏台和周月林都不参加长征都留下不走了，照理说是不必把孩子送掉了，可是梁柏台还是以“党有决定，不能例外”为由将孩子送掉了。结果在“还乡团”打回来时，才2岁的小沙洲的身份被暴露，小小年纪便被关进监狱，最后染病而亡，死时才两岁。
接下去这一对红色夫妻的的命运便直转而下，这也跟当时苏区的形势是完全一样的。梁柏台在突围中被敌人抓获，后被杀害在江西的大余县，关于这一段史实，记载和回忆十分稀缺，只是说他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什么都不说。
那么周月林的命运又将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