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记]
写沈定一，通常都是倒叙的，即用结论来推导他一生的所言所行，包括那种所谓历史的局限，也都是用教科书式的条条框框出发的。教科书本身也许没有问题，只是把血和肉风干之后，一个光鲜的人也就成了木乃依。
沈定一是19世纪的80后，生于1883年。往前推一百年，世纪之末的80后也颇有惊世骇俗之举动的。陈独秀是1879年，鲁迅是1881年，毛泽东是1893年，他们中最早的蔡元培是1868年。这个年代成大事者一般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是留日（或美或欧）海归，第二是加入政党和团体，或与同志结社（如同盟会）办报办刊，走过这几步倒不能说就一定是有了如何先进的思想观念，但通过这几步，一个人，无论他是浙江人还是山西人，他都有了一定的社会网络圈，正如今天的人要参加种种俱乐部和培训班一样，很可能就是为了结交朋友。
要说沈定一，我也先是从谈资和绯闻中了解的。大概是某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说沈定一曾经和他的媳妇杨之华一起在家乡的河里洗澡（游泳？）……这个细节是想告诉人们——那就是个惊世骇俗的时代，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有多么时尚，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尚从某种程度上比之今天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沈定一一开始进入我视野时，便是一个异常激进的政治领袖。查1912年的《申报》（注，是互联网上的引文），便有以下这段文字——
2月28日的《申报》载：萧山沈剑候（玄庐、定一）公民急进党创始人，通过报纸，谓袁总统通电取消各省的军政分府，望王金发勿再引用绍兴分府名目，以归统一。再南京陆军部长告知，并不任王练兵或予现有职称委状。
我估计这可能是沈定一第一次上申报。 “公民急进党”是一个反对袁世凯的党派，以前印象中，是要到1913年沈定一他们才反袁的，那便是民国初期的“二次革命”，也是因为这次行动失败，沈定一才流亡日本，并在日本又遭麻烦继而流亡新加坡，据说就是在新加坡认识了刘大白并由此成为了挚友。据《血路》的说法，沈定一是在苏门答腊开始从事记者职业的，那时是编一张给当地华侨看的报纸叫《苏门答腊报》。而《申报》所述的，是沈定一反王金发，其实我们知道，沈王本来都是革命党人，特别是王金发，是光复杭州的敢死队员，是辛亥革命的英雄，但革命胜利之后他又成了统治绍兴的土皇帝。如何分配革命成果，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究竟是为谁谋利益，这是历朝历代改朝换代时都碰到的致命的问题。
1912年4月16日的《申报》又载——
公民急进党沈定一致电副总统黎元洪，谓王金发率部在绍县自称都督。浙都督蒋尊簋不敢缨其锋，遂致政纷于上民闲于下。现各属军分府取消，唯独王金发负隅如故。请限王将其军队交并统一，取消分府及自称都督名目。
5月4日的《申报》又载——
公民急进党沈剑候（定一）对浙江都督蒋尊簋及民政司长褚辅成，禁止政党干预政权的决定，著论驳议。
注意文中所提的蒋尊簋和褚辅成，都是民国的有功之臣，且蒋尊簋就是绍兴诸暨人，他们对建设新浙江新杭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此时作为在野的沈定一，还是依然反对他们。
注意这是1912年，这个时候沈定一的头上有一顶“公民急进党”的帽子，而1916年《申报》上沈定一的身份已经是“浙江省议会议长”，即相当于今天的省人大主任了。4年时间，沈定一完成了从在野到在朝的转变，这个转变最主要的政治筹码就是沈定一坚决地反对袁世凯称帝。后来褚辅成也一度成为沈的政治搭档。
沈定一的了不起，在于他首先能反对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沈家是萧山的大地主，地主一做到大，必然会参与到当地公共生活领域中，田多了钱多了，就想要官了，这条规律自古皆然。而生于19世纪80后的人，一个地主的儿子，当然还是要读书做官的。沈定一也是考中过秀才的，但一个秀才在清朝末年，也已经没有多大的出路了，于是父亲便给他捐了一个官做做，一个滇边的官，即云南广通县的知县。一个江南大地主的儿子，到边疆去做个县长，而且还是候补的。怎么说呢，这多少还是一种要求进步的表现，就像今天的大学生去做“村官”，这个进步当然是指在那个系统之内，也是对学而优则仕的一种提倡（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沈定一去云南做官是在1904年，即他在21岁时就做了县太爷，而今天这个年龄的孩子也会出门远行，那可能是去上大学或出国或打工。现在没有资料显示，沈的七品官做得怎么样，当地老百姓的口碑如何，都没有记载。广通县今属楚雄州，现已并入禄丰县，广通仅存镇名，所以要想找到沈定一的事迹，估计至少要跑到楚雄去才行，而且有和没有也是未知数。这样就有不少疑问，比如 他为什么在1907年一个人跑到中越边境去参加反清活动了，他是什么时候参加的反清秘密组织，这绝对是个秘密组织吧，贩夫兵卒揭竿而起尚可理解，一个县里的一把手，起来反对知府巡府乃至北京的王室，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因为那个年代，做个贪官倒是正常的，一下子抛掉乌纱帽来反对现行政府，这一定是有两方面的原因，要么就是他的官做不下去了，一定是比他更大的官来压他，还有一点就是出于政治理想，他敢于反清，这意味着他彻底背叛了他的父亲，背叛了他的那个阶级。
关于在这一段历史，在沈定一的生平简介中有这么一段，抄录如下——早年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回国后曾任清朝云南广通县知县、武定知州和云南省会巡警总办等职。因参与反清活动被通緝，流亡日本。辛亥革命時期，組织中华民国学生军团，自任团长，参加上海光复之役。1912年任浙江省首屆议会会员。后在上海組织“公民激进党”反对袁世凱，被通缉，再度流亡日本，后去南洋。1916年回国，竞选上任浙江省议会会長，任期力促浙江省教育事业。
在这短短的不到两百字中间，包括了他的三次赴日两次被通缉，第一次赴日也是语焉不详了，这里包括他从官吏到叛逆者再到官吏的过程，包括他从萧山到云南做官的经历，也有他结党组团的事迹，这说明他是一个随时代跌宕起伏的人。在他的个人传略中，有人还提及他在云南的武装部门任过职，因此有着搞暴动的先决条件。但是一定要注意，他造的是清政府的反，包括他后来反对王金发反对袁世凯，都是从民国的利益出发的，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传闻孙中山到浙江考察时曾经说过对沈有过这么一句评价——“浙江最有天赋之人”，时为1916年，沈正在做的省议会议长，可以有机会陪同中山先生考察工作，这样中山先生也才有可能说这样的话，否则机会也没有。
我们知道经亨颐先生有一句名言叫作——自有家酿，不食沽酒。家酿是什么，我们差不多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人格教育，是与时俱进，就是教育要面向世界，就是把他经营的浙江一师办成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榜样一个基地。那么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学生们为什么还要去沽酒呢？不仅是学生，教师中的胡公冕、刘大白、王祺等也没有安于做一个教师和文人的角色。再看一师风潮的学生领袖，最后在“四·一二”事件中掉了脑袋的就有宣中华和汪寿华，如果加上叶天底等，这个名单会更长一些。由此这个沽来的酒的确很是烈性，颇具杀伤力。
而这个酿酒者中，就有沈定一。所不同的是，经先生是搞教育，而沈定一是搞乡村搞农民运动，简单地说沈定一是造自己阶级的反；复杂地说（可能也说不清楚）是想唤醒农民，然后再来改造中国，所以他要办乡村小学，这跟经先生比起来，好像更为激进也更为大跃进的味道，他所要挑战的敌人也会更多，但应该说这些都是殊途同归。在他家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曾有刘大白、俞秀松、宣中华等一师的师生都参与进去了，还包括他的媳妇杨之华。萧山衙前的农民运动，目前在党史上也已有定论，是早于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的，当然也早于湖南的农民运动。只是有些人很是不解，为什么农民运动要有一个大地主来领导，他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
要想解释这个问题，还得把历史往前推，得把沈定一定格在1920年这一特殊的年份上，这一年在杭州有一师学潮，在北京等地有工读互助团，这中间我们知道是有互为因果和非因果的关系的，而在上海，则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改造中国的方法。这些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做新闻出版，因为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件最为新潮的事情。然后，杭州的，北京的，全国各地的，百川归海，归到了上海。
上海的报纸最有名的就是《申报》，因为相对地客观和公允，相对地贴近新闻本身，所以生命力才会持久。而那个年代的结党和办刊，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它是不能分离的。现在有史料也称沈定一是新闻记者出身，因为当沈定一在1920年进入我们视野的时候，他正在和戴季陶、邵力子一起办《民国日报》，包括后来我在梳理新闻报界对一师风潮的报道时，也特别注意到了《民国日报》的立场，那可以说就是陶、邵、沈的立场。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无法回避的史实，那就是沈定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而且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在这里有几个概念要分清楚，在1921年的中共“一大”之前，至少在1920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在活动了，这其中就包括了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人。
陈望道大家都知道了，是一师的四大金刚之一，风潮之后回到义乌老家译《共产党宣言》去了，在今天看来这可能是个神圣的使命，但如果放在一个读书人的眼里，也可能就是一份工作，但之所以去译《共产党宣言》而没有去译侦探或侠客小说，就说明这一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是的，放到九十年前去看，《共产党宣言》就是一本流行读物，放到2011年来看，这是一本经典读物。而促成译此书的人就是邵力子，曾经当过国民党的中宣部长。这也在告诉我们，党派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就马克思主义学说而言，它也只是一种学说，比它更为流行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学说，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后来取而代之，一批无政府主义的粉丝纷纷奔向马克思主义学说，我以为一定是马的学说更为先进和革命，因此也更能吸引人。比如说阶级斗争的学说，那是无政府主义学说中所没有的。所以，在一师的学生中，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等都有从“无”到“马“的一个转变过程的，特别是俞和施，很快就跟了老师们成为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一师风潮起来的时候，沈定一应该是在上海，但那时他却不断给学生写信，也在其掌握的《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上发表时评以声援之，且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来看问题，同时又极具鼓动性和号召力。比如曹聚仁就引用了沈定一给他们的信——你们同学青年和我，在同个时期中，吸同样的空气，必有同样的感想。你们无论到那里都要奋斗，一师既当了冲，便拿一师的事和旧社会奋斗，只会成功，不会失败；事情失败的一日，就是人格成功的一日，而且没有什么牺牲的，只是一副奴隶的锁链；如果中途立住了脚，或者拼命保守着奴圈的，才真正牺牲人格了。这一回的事，成功固然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处到这个世界凡有知识有血气的，没有不显示人的真面目来给旧社会看看颜色的。（《非孝的故事》选自曹聚仁《笔端》）
照曹聚仁的说法，风潮起时一师是有几道防线的，全体同学是第一道防线，校友会组织的明远社是第二道防线，在后面当后卫的还有杭州学生联合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再后面还有一个紧固的炮台，那就是舆论，而沈定一当时就扮演了“最勇敢的炮手”的角色，曹聚仁说：“那个时期，他先先后后给我们写了五六封信，没有一封不沸腾我们的热血的。”这就是一个精神导师和校外辅导员的作用，不仅仅是让学生热血沸腾，更重要的是沈定一能一针见血地看到问题的实质，比如他就牢牢抓住了学潮的根本——我们青年学生不为那一个人负的责任，为新文化负的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生命，我们为生命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将来，我们为将来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前途的光明，我们为光明负责任。新文化的敌人，已经对于我们青年的生命，将来的生命，光明的生命宣了战了！我们要试验我们生命的力量，正是这个机会。《学生与文化运动》（上海《星期评论》第39号，1920年2月29日）、
后来在学潮即将结束的时候，沈定一又发表了《浙江学生面面观》（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5日）的文章，又一次抨击了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这样的省长，碰巧配上这样的厅长，学生的血泪，就化作钱塘江底春潮，恐怕也淘不尽他们头脑中间的积腐罢！……这一班摧残文化蹂蹒教育的官厅，且看他横行到几时，哼！
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这就是一师风潮时的沈定一，毫无疑问，他是充当了炮手的重任，一起担当这个重任的，还有邵力子、叶楚伧沈仲九等人。在另一个阵地上冲锋陷阵的就有宣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