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是想绕开一些暗礁险滩的。
一开始我想先绕开沈定一。因为这个人在早年是国共统吃，后成了国民党的极右派，他不仅为共产党所不容，也为国民党的左派所不容，最后是被暗杀在萧山衙前汽车站。究竟是谁干的呢？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也成了民国时期著名的迷案之一。此种迷案不仅我们有兴趣，就连老外也有兴趣，比如一个叫萧邦奇的美国人就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看了这个书，我就觉得无话可说了。这个萧邦奇还写过一部浙江萧山湘湖的书，虽然名气不如《血路》，但我估计也会令所有的湘湖研究者汗颜。这个美国人既有点旁门左道，又有点情有独钟，写得既有观点又很好读，这是我们写作者的一个目标。
但是我又发现我绕不开沈定一，倒不是说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而是当我写作民国有个绍兴帮时，前面所叙述的如蔡元培、鲁迅等基本都是教育和文学领域的，那么还有一个领域，即政治领域，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舞台。其实像那些辛亥英烈，就是那个层面上的先驱者。还有邵力子、刘大白等也是亦文亦政，这其实都很正常，有时就看主要的影响力，有时又常常被遮避了什么。像蔡元培当然就是个官员嘛，但我们常称他为教育家；鲁迅先生在民国的教育部做过14年的公务员，但我们现在都称他为作家，因为公务员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鲁迅工作可能也是蛮认真的，但这个认真只是机构里的认真，只是仕途当中的一项要素罢了。刘大白也从政过，但人们总是认为比起他的创作和理论，从政简直是个狗屁，所以研究者反而不多了。而像沈定一，虽然也写过不少作品，有的也相当有水平，但人们还是将他归为从政者一类的。
那么好，就写沈定一吧，且回到常识的层面上来写，否则我们可能离历史的真相会越来越远。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沈定一的名字是跟衙前农民运动连在一起的，而沈本人就是大地主，大地主发动农民运动来造自己的反，这是不是天方夜谈呢？本来，主义和火种也是从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来的，如果剥离了现实那就会成为一种空壳的理想，就像萧山沙地上人们种植的络麻一样，麻被剥下来之后，麻杆就成了光滑的东西，但是我们劳动的手，那些沾着络麻汁水的手，肯定不会是光滑的，相反一定是粗糙而有质感的，这就像钱江两岸的沙土一样。
一定要说衙前农民运动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那至少是从另一侧面承认了沈定一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之一，这还是从顾及颜面的层面来说的。
接着我也是想绕开宣中华的。
我的一篇写作一师风潮的文章，曾经刊发在杭州日报上，此文因为没有提及宣中华，于是报社的反馈平台上便有了“读者来信”，信中介绍了宣中华的事略并指出我的纰漏——其实这些我也都知道，因为就宣中华来说，现成的文字在网上一搜就是一大堆。不过这位读者来信却很好地提醒了我——不能只谈思想，不谈行动；也不能光提经校长和四大金刚们，而不提领导一师风潮的学生领袖。虽然学潮也难免会有过激行为，不过激就不是学潮，正如战争总要死人。
而更有意思的是，沈定一和宣中华，这两个我本想绕开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具有戏剧性。一开始他们是师生和同志同道，可以说是浙江政坛上的一对双子星座，当然是以沈为主，宣为辅，接下去他们渐渐的平起平坐，后来竟成了政敌，且是你死我活的政敌，这也真有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而相同的一点是，这一对师生都死于非命，如前所述，沈被谋杀，而宣中华也在“四·一二”之后被国民党杀害。
值得注意的是，跟沈定一和宣中华有关的好多人物，或者说就是他们这个圈子里面人，都曾是浙江一师的精英分子，他们也许政治倾向有所不同，人生选择也各有不同，比如施存统曾发表声明退出共产党，而俞秀松则在苏共的肃反扩大化中客死异国他乡，还有叶天底、还有汪寿华，还有梁柏台……这些都是为革命和主义献了身的人，包括湖畔诗人中的应修人和潘漠华。有的年轻到尚未婚娶，自然也无子嗣。有的在死后的几十年后遇到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坟墓被炸，尸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便是沈定一的身后事。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呢，也是战战兢兢地活了N多年，他们也留下回忆文字，给人留下谈资，但是那些谈资，也好像非红即黑，非直即歪，即有意地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好像沈定一和宣中华甫一登台便如仇人相见般地分外眼红。
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