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民国有个绍兴帮
4851100000029

第29章 沈宣恩仇记4

[沈宣记]

那个阶段的沈定一和宣中华,可以说成了最佳的拍档,一个成熟,一个年轻,他们都在为革命的事业而奋斗着。到了1925年,风云突变,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去世,这是比杭州雷锋塔倒坍更为严重的事件,也就是这时,信仰开始分裂,尤其是在国民党内,那些忠诚的追随者,包括沈定一在内,就觉得手足无措了。接着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

1925年7月5日,沈定一在他的老家开了一个会,这个会以“为发展全省党务,实施中央决议”和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为名,全称叫“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简称衙前会议),这个会把戴季陶给请来了,会上,戴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发表演说,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鼓吹“单纯国民党运动”,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这其实就代表了国民党右派的看法,那么这个会的实质,说穿了就是要排斥在临时省党部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而在推选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人选问题上,沈定一企图以自己的嫡系(一说是其侄儿)沈肃文(也是九执委之一,后任浙江大学总务主任,北京大学总务长、1949年后任民建中央常委)取代宣中华的代表资格,以便在组织上进一步控制临时省党部。

在《血路》中曾透露这样一个细节,说沈定一为沈肃文拉票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人深刻理解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且能说上一、两个小时不打疙瘩,没有什么重复,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要选的人。”而据说宣中华当时答道——“我同意沈玄庐同志关于代表资格的观点,但是假如我们打算选出一名真正合格的人选来,我们就必须注意这个人是否能真正做到大公无私。”

这个时候的宣中华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戴季陶和沈定一的对立面。现在《沈定一集》中收了《呈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选举结果》,其中选票数就很有意思,且看——

遵照全体会议通过之标准投票者五十一票

蒋中正十七票

经亨颐二十四票

沈肃文十票

不遵照全体会议议决之标准投票者三十五票

宣中华十八票

张秋人十六票

何赤华一票

废票一票(连书蒋中正、经亨颐、沈肃文三人)

…………

报告说“经亨颐、蒋中正两代表当选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已毫无疑意,当由本省执行委员会给予证书。惟沈肃文与宣中华两同志中,以谁当选,本省执行委员会未能决定,特呈请指示。

结果,宣中华当选为浙江省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

从此之后,宣和沈正式开始分道扬镳。

到了12月7日,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在沈定一等主持下,按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精神,开除临时省党部委员宣中华、安体诚、俞秀松、倪忧天、唐公宪等人的国民党党籍。

注意,除了安体诚(曾是杭州法政学校的老师)是来自北方的职业革命家之外,其余皆是沈定一的学生和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其中倪忧天是宁波鄞县人,而唐公宪是衢州遂昌人。

由此,沈定一和宣中华各自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至于他们为什么反目为仇,一般的解释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也完全讲得通,但是为什么他们在前面的四五年里能够道相同呢?这一对师生、同志和同乡,包括俞秀松等都能算得上是沈定一的学生,为什么也都被开除出国民党呢?时至今天,也有人用比较八卦的观点来解释沈定一的走向极右,认为是瞿秋白夺了他的儿媳兼学生的杨之华,遂造成他对共产党的反感。我想以沈定一这样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包括他的儿子沈剑龙都是很大度地和瞿秋白订立协议,所以八卦地解释是完全讲不通的。当然也有人说,这是权力斗争,是两个男人为权力而誓不两立的斗争,这也只能是一说。我想是不是也可以从人性、人情或者性格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对师生的分庭抗礼,事实上从他们后来的命运走向来看,这是两败俱伤。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沈定一在按西山会议的精神办事,且沈定一本身也是西山会议的参加者,但是论沈定一的在国民党中的名气,他也只是浙江一方的代表,西山会议是在1925年的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的,这本身就很有寓意的一件事情,这是国民党的一届四中全会,是考虑国民党的去向问题和讨论解决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问题。主要参加者为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伧、张继、戴季陶、谢持、覃政、沈定一、茅祖权、张知本、傅汝霖、石瑛、石青阳等。这个会是国民党的一些执委元老们擅自召开的,会议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分别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党籍。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取消政治委员案》等决议。会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

要注意的是,西山会议在国民党内也属于“非法”的,因为国民党的中央执委曾几次通电相关人,指斥邹鲁等人的行为,但是邹鲁等人还是一意孤行,照《血路》作者的说法,沈定一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西山会议的,因为他的身份可疑,在一些国民党右派元老的眼里,他可是共产党分子。所以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戴季陶和沈定一在上北京的西山前,曾在住地遭人殴打了,原因就是不让他们参加西山会议,所以戴季陶因伤就没有参加这个会,但不知为什么,沈定一后来则被绑定在西山会议派里面了,至少他后来执行了西山会议的精神,即对共产党实行了清党的政策。

可以想像,李大钊等人的党籍都被开除了,那么到了浙江省,宣中华等人的党籍便也保不住了。而戴季陶到底有没有参加西山会议也是语焉不详的,一般则被归入为参加者的行列中的。

前面说过,宣中华跟沈定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那么斗争之一,便是通电全国,1925年12月初,宣中华、戴任等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电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揭露沈定一公开反共、反对统一战线的破坏活动。电文指出:“沈定一把持浙江省党务,乘任等不在杭垣,擅发拥护北京会议通电。且谴私党,四出运动各县党部附逆。幸同志响应者少。现决本月十四日开各县党部联合会。拟用该会发电,否认省部主张及其职权。请在省外守正各省党部执行委员回省重组省部,直接广州。统计全省同志仅肖山一县及绍兴少数人被其诱惑,其他各县大部分均洞烛其奸。”

这则通电也说明,萧山及绍兴乃是沈定一的大本营。

1925年的12月15日,以宣中华为首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便开始了绝地反击,他们邀集全国各县市国民党部代表, 在海宁硖石东山亭召开联席会议(即“东山会议”)。 会议由宣中华主持。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宣中华、唐公宪、顾作之、宋云彬、孙斌、宋敬卿、陈国咏、郑恻尘等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丁济美、归振雄等,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由联席会议具名通电全国,声讨西山会议派的叛卖行径。(二)否认被沈定一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所控制的临时省党部,成立浙江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代行省党部职权,并积极筹备国民党全省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省党部。

这事实上也造成了这么一个现象,浙江有了两个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一个以沈定一为首,一个以宣中华为首。会议一结束,江浙一带各大报馆相继登载了东山会议通电。通电曰:“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级党部各同志均鉴:浙江临时省党部成立到今,已及两载,执行委员沈定一、沈肃文等,广植私党,玩忽职务,操纵选举,蔑视纪律,正式省党部迄未成立。最近林森等在北京西苑,非法集会,沈等复假临时省党部名义,发电拥护,同志骇异,物议沸腾。浙省各县市党部为维持纪律,发展党务计,召集中国国民党浙江各县市党部联席会……一致主张否认现在附近之临时省党部,请守正之临时省执行委员,主持党务,并请中央依律处分沈定一等,另行派员来浙,组织正式党部,除发宣言外,特此电闻。”

这么一来斗争就完全白热化了。但就斗争的性质来看,这还是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对于沈定一的右转弯,许多人看不明白,或者武断地以一句“背叛革命”而定性了事,其实每个人所理解的革命是不一样的,共产党有共产党的革命,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是求大同存小异,因为国民党当时的方针便是联俄联共。美国人萧邦奇在《血路》中有一段对沈定一的分析,说得还比较在理,他说:“从许多方面来看,1925年3月孙中山因患癌症去世,对沈定一及其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影响,可以说类似于雷峰塔的崩塌对杭州人民及其环境的心理冲击。作为指引革命方向的路标,孙中山在革命者心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对沈定一来讲,从1923年受孙中山的指派访问苏俄,到1924年底受命为孙中山的北京之行作宣传员,他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与日俱增。如今正如路标的消失使得行人失去方位一样,孙中山的去世给国民党也给沈定一提出了认同和方向问题。”

认同不一,这是宣中华和沈定一走向对立的根本原因。这个认同,或者叫认识,或者叫信仰,这是民国早年精英分子们都碰到的问题,也是绍兴帮碰到的问题。比如施存统后面脱离共产党,俞秀松则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经过四·一二之后,徐白民也脱离了共产党,而有的则把牢底坐穿,像宣中华、汪寿华和叶天底等,这都是时代和个人的选择,是大浪淘沙,但问题是这些精英分子谁也不是沙子,而我们也更不能用成者英雄败者寇来评定历史人物。但是宣中华为什么跟沈定一反目为仇,仅仅是信念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