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也不完全买蔡先生的账
前面提到，许寿裳替鲁迅的薪水一事也写信给蔡元培，而鲁迅从日本归来的关键一步，也完全是许寿裳的帮忙。
许寿裳和鲁迅同是留日的同学，所不同的是许是浙江省派出的官费留学生，他后来跟鲁迅同在弘文馆学日语，当时的浙江留日的同乡会就有一百多人，所以后来的浙江两级师范中就有不少当年的同学，而且他们在弘文馆就搞过类似木瓜之役的运动，后来办《浙江潮》，许寿裳是编辑，鲁迅则是撰稿人，所以这样一种关系，一直到鲁迅先生去世，都是非常铁的。朋友帮朋友，本来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现在要考量的是，朋友和朋友，一开始在一个起跑线上，后来有的快有的慢，这样可能心理上会发生变化，慢的人觉得是快的人挡了他的道，而快的人则觉得慢者不能帮助和刺激自己了，便也看不起这个后进者了。幸好，许寿裳和鲁迅之间好像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1909年，鲁迅来到杭州，在许寿裳担任教务长的省两级师范学堂任教，鲁迅教生物并兼当时的日籍教师的翻译。一开始那算是一段惬意的日子，他们这个学校的教师中，大约留日回来的就占了四分之一。不过鲁迅先生在求职上也有一个硬伤，即他的留日没有取得正式的文凭，拿到的仅是两张证明，一是弘文学院日语学习证明，二是仙台学医二年的证明。要知道文凭在任何时候都是管用的，尽管这样，能够跟同学和同乡又是朋友的许寿裳在一起工作，那还算是愉快的吧。不过因为发生了“木瓜之役”，校长夏震武和许寿裳发生了冲突，鲁迅等一拨二十几个教师坚决地站在许寿裳这一边，他们抗议他们辞职，最后驱逐了夏校长，但夏的势力在杭州仍有影响，所以后来他们抗议的这一拨人也就纷纷辞职不干了。
从杭州辞职后，鲁迅回到绍兴，任教于绍兴府中学堂，当了博物教员。注意，鲁迅在中学里都没教过“主课”，不像后来在大学，可见中学比大学要难混多了。绍兴比起杭州，自然闭塞多了，更何况到了家里还有一个不同房的妻子，鲁迅的苦闷从他给许寿裳的信中时时可见到——“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汇集古逸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把古书当作美酒和美妇，可见鲁迅当时之骚闷。后来辛亥革命爆发，王金发在越当政，鲁迅做了短暂的校长，后来鲁迅看到形势不妙，便也一走了之。
就在这一走之前，鲁迅还是向许寿裳大倒苦水并要求代为找工作——
“越中棘地不可居，徜得北行，意当较善乎？”
“今年下半年，尚希随意为仆留意也。”
“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
…………
按照鲁迅的性格，大概也只有当着许寿裳，他才会如此求情。因为他还曾经讲，这个事情不能让蔡谷青知道，谷青者，蔡元培之堂弟也，同是留日的同乡，后者曾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是杭州的社会名流。据说鲁迅和他也算是好朋友，但就是怕人知道自己落魄的样子。
多年之后，许寿裳在回忆文章中说到他向蔡元培举荐鲁迅的具体情况——
我被蔡先生邀请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日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举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连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元培殷勤延揽之意。
你看，殷勤延揽之意，话都说得很好听的。特别是蔡元培先生，不是说我给你饭碗，而是我仰慕你已经很久了，你能来我部工作，那是给我面子——我想许寿裳如此的转述，鲁迅听了也一定会高兴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蔡元培当作绍兴帮的帮主的话，许寿裳好比是人事部长了。当然，就他们个人性情而言，同是越人的他们相距甚远，但好在蔡元培是兼容并蓄之人，如果说蔡先生有点像老好人，那么许寿裳就是大好人。
1912年鲁迅去教育部做了公务员，一直做到1926年。他先是做一个普通教育司的科员，负责艺术教育等事，他前后做了十四年的公务员，从南京到北京。其间折腾也不少，但总体上说还是平稳的，特别是到北京部里上班之后，鲁迅还在几所大学里任课，多的时候达六所学校兼课。记得徐志摩跟陆小曼婚后也在几所学校兼课，为的也还是生计。鲁迅就曾在许寿裳做校长的女师大兼过课，在那里认识了许广平。有一阵子网上有文，说鲁迅是一个很有生活智慧的人，不完全是个横眉冷对的愣头青，说他拿了国民党十四年的薪水，但照样骂国民党——有钱为什么不拿呢，而且他本身工作还是认真的，还是在实践着蔡元培艺术代替宗教的美育教育理想，其间蔡先生的风波不断，但鲁迅的铁饭碗还是捧着的，包括后来不做公务员，还拿每个月三百元的编撰费。可以说这是国家在“养”着鲁迅先生。
我只能说鲁迅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好像跟生活智慧不一定扯得上关系，吃了人家的不嘴软，反过来又要骂人家，因为这个人家是一个单位，是一个教育部，是什么鸟都有的地方，何况那时的教育部欠薪厉害，现在只听说乡村小校对教师有欠薪的。反正不管怎么说，鲁迅先生14年的公务员生涯，是靠蔡元培的，中间又是许寿裳发挥了作用。而且问题是鲁迅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做公务员期间在大学教课和著述无数——要这今天看来，鲁迅先生是很懂得如何“混”日子，他也没有说要辞职，包括1926年之后，他仍拿着国民政府的钱，所以以前说鲁迅先生在白色恐怖中如何如何，我觉得都有夸大之嫌——处世和生活的智慧，或者说一个文人的人情味，鲁迅身上还是体现得很足的，比如在上海他喜欢下馆子喜欢看电影等，虽然香烟抽得比较差，衣服穿得不高档，但这不等于说生活之窘迫。特别是跟许广平生活之后，应该说鲁迅是过着一种比较优裕的生活的，而这种优裕生活即来自于他的笔耕来自于他的稿费和版税。
周作人也去找过北大校长蔡元培，据周的日记上说，前两次都是不遇，后来蔡先生去看周也未遇到。当联系上之后，周也还是求职之事。可是一开始周作人对蔡老乡安排的工作不甚满意，因为蔡先生只让他给预科班讲国文——事实上国文最难讲了，但是蔡先生也有难处啊，第一，周作人没有高学历，第二是中途插进去的，任课老师在开学前都已经安排好了，不能随便中间换人的。所以周作人一开始就有怀才不遇之感，他本来是想讲希腊文学一类的。因为那时谁也不懂希腊文学啊，所以周作人写信给蔡校长说是不干了，只是因为想在北京再玩几天，所以没有一下子回绍兴，可是没想到蔡老乡还是给了他面子，转而给他安排做北大国史编纂处任编纂员，月薪一百五十元，工作时间只是每天四小时，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午餐也在学校里吃了。周作人自己也说，这是因人而设的岗位，只有两个人，还有一个是沈兼士。看来岗位多一点还真是管用啊，你看今日之大学，除了学院和系之外，不是也有什么部啊研究所啊一类，大概都是用来养人和留人的吧。蔡元培当年这么一留，就留住了一个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一个提倡“人的文学”的五四先锋和领袖。这个中间，有没有人再做过蔡的工作，不得而知。但就是因为蔡元培的关系加上自己的努力，周作人在北大是如鱼得水，一时之间，他的名气都要大过鲁迅了，鲁迅后来以小说创作而著名，而研究领域的成就，如《中国小说史略》，倒是兄弟关系好的时候，周作人逼哥哥整理出来的。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掖帮助，便不会有周氏兄弟的成就，因为关键之处就是那么几步，所以当年毛泽东去北大，也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人能赏识这个湖南小伙子，结果他后来一回到湖南，在若干年后，让整个中国革命的格局都发生变化了。
不过如果从较长时间去考量周氏兄弟跟蔡元培的关系，倒也一直是若即若离的。后来周氏兄弟的命运发生了急转。鲁迅到上海成为自由撰稿人之后，跟蔡还是有交往的，世界笔会的活动，萧伯纳到上海来等，宋庆龄、蔡元培和鲁迅当时都作为中国的名人接见并作陪的。那个时候，鲁迅和蔡元培差不多已经是齐名了。而鲁迅跟许寿裳的关系一直很好。凡有什么事，鲁迅都会向他诉苦，鲁迅去世后，关于鲁迅的最权威的文字大约都出自许寿裳的，直到1949年之后，已经入狱的周作人才有《知堂回想录》中的文字来讲述一些往事，这也还是通过曹聚仁的关系才得以写作和出版的。在这些往事里，也有提到绍兴帮和浙江帮的事情的，周作人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兼士）是吴兴人，马（幼渔）是宁波人，有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誉了。我们绍兴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
但实际上周氏兄弟和蔡帮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种单向单一的，至少现在已经有人撰文讲述周氏兄弟对蔡先生的不满情绪，关于周作人的不满前面已经提及，而鲁迅这边呢，可能跟他一时对人际关系的判断失误有关系吧。
1927年的时候，蔡元培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鲁迅在给同乡章廷谦（川岛）的信中发过牢骚，注意，当时鲁迅固定发牢骚的有俩人，除了川岛，还有一位就是许寿裳。鲁迅说，“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实际上是在讲，蔡先生还不够赏识自己。这一年的十月，鲁迅迁居上海，到了上海，他也是先去访跟蔡不同阵营里的易培基和李石曾。同年12月，他给章廷谦的信中又说：“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的对手，没有蔡对鲁迅好。1927年12月，蔡元培就给鲁迅主动送上一个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的特大饭碗：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一年之后，这个饭碗又在蒋梦麟任部长的教育部里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于1932年3月2日致信许寿裳：“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勋，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可否乞兄转蔡先生代为设法，……”
又由于有“蔡先生代为设法”，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保住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位。不过也很奇怪，鲁迅碰到这种事情，他不是直接找蔡元培，他都得请许寿裳转述，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生活的智慧。
所以说，蔡氏对周氏三兄弟，都是有恩之人，更不用说鲁迅去世后，蔡元培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亲致悼词。他撰写的《挽鲁迅联》中写道：“著作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随后，蔡元培还出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任，积极支持出版鲁迅全集，并为《鲁迅全集》作序言。这一点，连郭沫若都有过评价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的。”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公正的，虽然郭沫若和鲁迅生前同在上海，据说连面都没有见过，他们曾是两个阵营里的人，但是郭先生后来变换阵营也如同他的才思一样迅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