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打油，孙伏园就要打人
绍兴文人圈，周氏兄弟当然最为杰出，如果说他们是太阳和月亮，那么还有一些灿烂的星斗，这才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星空。这些星斗中，孙氏兄弟是值得一说的。
孙伏园孙福熙兄弟，散文写得不错，后者还是画家，给鲁迅画过插图，曾经跟留法学生陈学昭闹过恋情。孙伏园是鲁迅在绍兴任教时的学生，后来读北大续做学生，毕业后又以记者之身份陪鲁迅去过陕西讲课并考察。查鲁迅日记，记他与孙伏园之交往多达百处，除了稿件书籍交往之外，相互请客吃饭也颇多。孙后来长期做报刊的编辑，是鲁迅先生不少重要作品的催生婆，如《阿Q正传》。今天看到阿Q之名，鲁迅先生真是有先知先觉啊，至少阿Q先生可当我们QQ族的祖师爷了。本来孙伏园是把《阿Q正传》当作“开心”滑稽的文章连载的，后来到第二期一看不对，马上换到文艺版发表，快到写得差不多时，孙伏园休假改由其他编辑来催稿，结果鲁迅就让阿Q给杀了头了，鲁迅说，这样，孙伏园再也不可能来催稿了。
这一则轶闻说明了鲁迅和孙伏园之关系，也说明当时的不少作品，实际上都是这么催生出来的，同时也说明，绍兴帮还掌握了媒体的大权。当时和现在，人们都称孙伏园为中国的副刊大王，这是说孙在多个副刊任职，他曾主编过著名的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后来还编辑过广州《民国日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贡献》、《当代》、《士兵月报》等，期间还跟鲁迅先生等创办《语丝》杂志。可以这么说吧，孙伏园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物之一，包括另一位老乡章廷谦（川岛），他们都长年做报刊和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比如《语丝》，比如开明书店（这是另一个绍兴人章锡琛做老板的），这就把喉舌紧紧控制在自己的手上了，就像后来诗人邵洵美办金屋书店做出版，周围聚了一批像徐志摩一类的人。孙伏园是阿Q的催生婆，学生催老师的稿，而且又有为老师的打油诗而抽人耳光的传闻。说当年的孙伏园就曾经为鲁迅的一首打油诗“我的爱在山腰”而跟《晨报》的头儿刘勉己闹翻，头儿要在版面上抽掉鲁迅的诗，于是孙伏园就追着要抽刘的耳光，这可见不是为了这一首打油诗的好坏，而完全是因为鲁迅和他是一个阵营、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事后孙伏园便辞职走人了。不过要补充的是，孙伏园和刘勉己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孙才敢这么做，文人孟浪，皆有底线。你今天哪一个愤青编辑敢抽老总的耳光，恐怕连人家的想法都没有，最多腹诽几句或在网上咒几句罢了。
孙伏园在别人的记述中是一可爱之人，年纪轻轻就蓄长须，所以人称他为“伏老”。
市面上早就有《孙氏兄弟谈鲁迅》一书，因为既是同乡又是学生辈，所以他们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变成了回忆者的角色。这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仅仅是这样一种角色，或者说仅仅是一种方式一种语调的回忆，也未免是有些单调的。鲁迅在定居上海之后，孙伏园和先生的交往就少了，后来孙到武汉编报纸，再后来又在河北定县做平民教育工作，曾任县长一职，这一段历史很少提及。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就是做平民教育，孙伏园、晏阳初、陶行知都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现在读孙氏兄弟等那一批同代人的文章，发现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写得不够有趣。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很有趣的，但是他们的回忆文章有点像白开水。
相比于哥哥孙伏园，孙福熙（字春苔，鲁迅日记作写作“春台”）跟鲁迅的交往就少多了，他是留过法的，最早是周建人在绍兴任教时的学生，后来他给《野草》画过封面，跟哥哥相比，弟弟更多了些艺术家的气质。所以他对鲁迅的认识，倒是往往有独到之处，在《鲁迅·艺术家》一文中他就说到了绍兴和鲁迅的关系——他的文字与思想常被人指为绍兴人的特质：文字简练，思想深刻，在圆润精妙中深藏锋利，似乎绍兴人确有此通性。但有一点为绍兴人所最缺乏者，即为鲁迅先生所有丰富有热烈的感情。绍兴习惯，遇事划算，预定目标以后，按步进行，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其代表，进行是直线的，不多方并进，亦不走回头路，一切以冷静坚忍出之。鲁迅先生的一生如长庚星，光芒四射，忽伸忽缩，没有直线，也不怕回头，于是学水师，学路矿，学医，学文，为友为敌，为敌为友，如此感情丰富而热烈的人，在绍兴先贤中，即诗人与画家，亦不见一人。绍兴的地方色彩，可以产生学术思想家，而不宜于艺人，鲁迅先生确是特殊的一人。
这个说法，这个角度，从今天来看还是新的。浙东学派一直讲经世实用，搞艺术实在算不上是正道。因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要会随机应变，从这一点上来说，鲁迅之弃医从文，还是相当伟大的，这在今天是要被家长骂死的，但鲁迅父亲早逝，母亲自然管不了他。所以后来我发现那些能闯出来的人中，早年丧父的不在少数，这是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有意思的是，鲁迅后来到了上海之后，孙氏兄弟跟他是越来越疏远了，这一点在川岛写于1977年的《读〈鲁迅日记〉杂记》中提到过孙福熙给鲁迅先生的信“其字甚大”一个细节。川岛说“记得鲁迅先生和我说过：‘春台快要成为阔人了’。以及‘学画的不画画，却写起文章来’等等，也许鲁迅先生早就对他有点看不惯了……鲁迅对青年人为私念而走上邪路的，终觉得是憾事，给我的信里曾说到：‘伏园则在办一种周刊，曰：《贡献》（实在客气之至）。在另一封信中说‘对于《贡献》，渺视者多’。而伏园和鲁迅先生也不多见面，正在慢慢地疏远。这时节，是否春台以为快要功成名遂，即所谓‘快要成为阔人’，很自然地就傲慢起来，给鲁迅先生的信，也便忘乎所以，‘其字甚大’了。”
川岛的讲法，倒是符合鲁迅先生的脾性的，兄弟反目，师生反目这都是事实，好在现在都用伊妹儿了，否则我们平时写字也还得小心翼翼的，对师长辈切不可“其字甚大”。人们常说大人有大量，这话对政治家和文人可能不一定适用。当年周氏兄弟反目，有人说在今天仍算是一个谜团吧，其实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呢，越是最初的解释，往往是最靠谱，后面被屏蔽和修饰的就多了。孙福熙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去世；孙伏园于1966年去世，可惜他们不能详说当年事了。
鲁迅先生周围，还有几位来自家乡的女生，许羡苏，俞芳等等，前者是许钦文的妹妹。有女生处皆有浪花。台湾的蔡登山写了本书叫《鲁迅爱过的人》，其中说到鲁迅的同事、浙江鄞县人马幼渔先生的女儿马珏，1910年出生，人称北大校花，说鲁迅对她颇有微妙的感情。其实想想这种微妙也正常，正如他和萧红之间的微而妙。我曾看过有人写文，说许广平恋爱时的文才和文笔要在萧红之上，真是妙论啊。马幼渔在北大，资格远比周氏兄弟要老，他同时又是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一起在日本留学期间拜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师的同学，从1921年起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其实在蔡登山之前，早有人写过鲁迅和北大校花的事。马珏曾经在1926年写过一文，叫《初次见鲁迅先生》，把鲁迅还原成一个极为普通的人，丝毫没有后来人们把他当伟人来写的味道，其中有鲁迅先生的几段话蛮有意思的——
“鲁迅先生忽然问我道：你要看什么书吗？《桃色的云》你看过没有。这本书还不错。
“现在外面不多了，恐怕外面没处买，我那儿还有一本，你要，可以拿来。
“那本书，有空叫人给你拿来呀。”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那是鲁迅主动向马珏荐自己的书。而马珏当时在文章中还是以少女的口吻，把鲁迅写成一个不太好玩，跟自己想象相距甚远的小老头。
还有一种说法是，马珏结婚之后，鲁迅就不送自己的书给她了。
关于鲁迅送书，《时为公务员的鲁迅》一书也专有论及，鲁迅当时在做公务员的时候，就出了不少书，他会送给教育部的同事并朋友，且送的范围还颇广。请客送礼，人之常情。书中还就鲁迅先生送书与送土特产作了比较，说送土特产的，就仅仅限于紧密关系的同事和朋友了。当时鲁迅送的土特产有火腿、笋干和龙眼。笔者印象中，龙眼似乎不是浙江的土特产吧。
其实送书寄书等，可能也是当时文人们主要的活动之一吧，许钦文的回忆文章中说到——《鲁迅日记》中还有多次给许羡蒙（五妹）寄刊物的记载，我如今不了解，鲁迅先生怎么会这样长期地随时寄给她刊物。鲁迅先生不会知道我们是姊妹，平常随便谈谈时他往往问我他所认识的同一村子里的人。他从来没有谈到过羡蒙。四妹也不知道这事情。我探问了许多有关的人，也都说不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鲁迅也不例外，正如许钦文其实也有自己的秘密，只不过不会写出来罢了。
至于说许钦文，后来也成了中国乡土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他跟先生的认识，倒不是通过妹妹，而是通过周建人的介绍。因为他也是周建人的学生。许钦文是鲁迅先生信得过的人，所以鲁迅和许广平到杭州补度蜜月时，就是让许给订房间的，不过鲁迅先生的有趣在于一定要让许订三人间的房间，说许你白天可以管自己去，晚上一定要来，睡在我们中间的床上……
这个事情怎么想得出来的？而许钦文晚上有没有去住，这些许先生好像也都没有说。许钦文的成名除了他的乡土小说之外，还有就是他的“无妻之累”之说，即他曾经卷入一场凶杀案，前些年的《江南》和《万象》杂志曾详述这些事情，笔者就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