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白的一个圈子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的绍兴文人是星汉灿烂，而且除了蔡元培、周氏兄弟以北京为主要活动平台之外，当时的上海也是文人云集的一个地方。这跟今天还不一样，今天的上海除了有一本《收获》杂志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之外，其他真的是有点乏善可陈了，连上海电影都已经十分没落了。当然，鲁迅先生后来也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住进了上海的租界，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写作和生活。
当时上海的文化人，也是活跃在两个平台上，一是报社，二是高校，而且这两块也时常是交叉在一起的。而这些文化人，又大多是绍兴人或是浙江人，如邵力子、陈望道、刘大白、沈玄庐，他们中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是跟陈独秀一起建党的先进分子，而且如果要说起渊源来的话，还跟浙江一师有关。所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倒都是跟浙江颇有渊源的。这是不是浙江人好新潮好变革有关系呢？
北京有北大，上海有复旦，绍兴人邵力子就曾是复旦首任的国文系（中文系）主任，后面就有陈望道、刘大白的接力棒，这是在复旦形成的一个圈子。而与此同时，在有邵力子、沈玄庐主政的《民国日报》上，又有一个绍兴帮，再加上夏丏尊等，所以基本还是大绍兴文人圈的概念，开明书店也是绍兴人所为。今天的官员和媒体人动辄喜欢用大——大都市圈，大经济圈，一切都想做大做强，好像地球就是他们家里的那个仙人球。而当年我们所说的大绍兴文人圈，那就是绍兴地区的，最多扩大到浙江籍的，当然一说起籍的，有把朱自清拉进来的，也有说蒋梦麟也要算绍兴的。要知道文人总是喜欢拉帮结派的，当年的社团，今天的论坛，都是为了抱团的需要，相互要有个照应。
所以当谈到民国有个绍兴帮的话题时，我们且以刘大白为例，看他与当时文人朋友的唱和呼应吧。
当时刘大白身边最紧密的几个人物，实际上还是浙一师金刚辈的陈望道和夏丏尊先生。这可以从他们的唱和应酬中看得出来。文人交往，相互放高利贷者少之，互相捧场者多之。
首先是陈望道先生出力作《修辞学发凡》时，刘大白写了序言。此书是望道先生一生学问的基石，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意义，不亚于马相伯兄弟的《马氏文通》。刘大白夫替《修辞学发凡》作序的时间是1932年的元旦，等书在四月份出版时，大白先生已经去世了。大白之序的第一句话便是——一九三二年，将要和一八九八年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年了。因为一八九八年是中国第一部文法书出版的一年，而一九三二年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书出版的一年……
后来人们在评述陈望道先生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写成这部大书时，主要的引述便是来自大白先生的序文，只可惜，大白先生没有看到此书出版便告别了人世。这是两位浙江一师同事间的友情。两位“金刚”的性格有所不同，在各自领域内皆有造诣，而刘大白对语言学显然是最有发言权的。
另一方面，陈望道先生则替刘大白的《旧梦》作序，因为两人是同事又是朋友的关系，所以陈先生则更多地写出了大白的个性——大白的人是外冷内热的人，诗也是外冷内热的诗。我虽然曾被大白说是多情多感的人，而其实他自己，恰正是多情多感的人。外冷内热，多情多感，这便是我心中眼中的大白。后来陈望道又专门为《时事新报》的“刘大白先生周年祭专号”写作了《大白先生的不死之处》，高度评价刘先生的为人——“大白先生是一个极其忠于学术，同时也于学术很有贡献的人。他的晚年暂离开研究工作去执掌他所不大擅长的教育行政，已经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大损失，他的死更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陈望道还概括了刘大白为人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公而忘私，第二是刚强勇猛，第三是勤奋精进。
陈望道先生一再强调刘大白的学术价值，是不是还在回驳浙江官府当年在一师风潮中说他们的不学无术呢？
另一位金刚夏丏尊先生则为大白的《中外诗外形律详说》作跋，简述此书出版之艰难历程，其中讲到技术细节问题了——那时大白已卸去教育部次长的职务，在杭州静养肺病。这回从上海回杭州去以后，病日加重，病中来信，颇念念于斯书出版的事。出版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稿中所用符号的繁多。这种符号须一一特制模型，其中有几种，形体根本和铅字的形体字不相称，即使特制了模型，浇铸出来，也无法容纳在铅字的旁边，结果发现了排版不可能的困难。关于这事，曾和他通信商量过好几次，大家都想不出方法，只好把稿子暂搁下来。曾有一次想人抄写一遍，以石印出版，可是他不喜欢写体字，一定要铅印。
听说大白先生也爱“造字”，比如两个女的中间夹一个男字，这样的字无论是当年的铅印还是今天的电脑五笔，自然是排不出来的。
夏丏尊先生最后说——大白多才而数奇，斯书自成稿以至成书，也经许多的的厄运，仿佛象征着他的一生，可为叹息。
除了这三位金刚相互之间的帮衬之外，我们也能看到同乡周作人先生也替刘大白的《旧梦》写过序，他说“他竭力的摆脱旧诗词的情趣，倘若容我异说，还似乎摆脱太多，使诗味未免清淡一点，——虽然这或者由于哲理入诗的缘故，现在的新诗人往往喜学做旧体，表示多能，可谓好奇之过，大白先生富有旧诗词的蕴蓄，却不尽量的利用，也是可惜。我不很喜欢乐府调词曲调的新诗，但是那些圆熟的字句在新诗正是必要，只须适当的运用就好，因为诗并不专重意义，而白话也终是汉语。”
白话也终是汉语，看样子周作人是站在刘大白一边的，这也无愧于周先生作为五四之后新文化领军人物的身份。要知道在新文化运动中，几乎所有的新潮文人都尝试着写新诗，，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这有周策纵的论述为例：“1918年可被看作是白话新文学诞生的一年，白话新诗是新知识分子最广泛的试验的一种文学形式，也是白话运动最初的果实……在北京的主要文学改革者，如刘复、鲁迅、沈尹默、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康白情、陈独秀、李大钊、刘大白、傅斯年、罗家伦都加入了白话诗的写作行列”。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当然白话诗是少不了胡适先生的尝试的，虽然他对白话诗的看法跟刘大白不一样，胡先生是认为我们平时怎么说话，那诗就该怎么写，而刘大白先生则认为诗是要写出说不出的话，是那种只可意会的话，但这不妨碍胡适先生从另一高度来肯定刘大白的贡献，他在给《白屋文话》写的跋中这样说道——“刘大白先生是痛恨死文学而提倡活文学的一个急先锋，所以他要更进一步，做点正名实责的工夫，把古文叫做“鬼话文”，把白话文叫做“人话文”……刘先生做的正名工夫只是要严分人鬼的界限；对那说鬼话的人们说：“你们是活死人，你们是活鬼；你们有原形已现，不得久停，速回坟墓里去！”……我对于刘先生的打鬼精神虽然很佩服，但我总觉得鬼的猖獗是由于人的不努力，鬼话文学的继续存在是因为人话文学的实力还不够打倒那残余的鬼话文学。只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人话文学才可以服人之口，服人之心；如赤日当空，一切鬼影都自然消灭了。”
然而必须指出，胡适和周作人虽然也给刘大白写了文章，但是他们行文中的口气和用语等都还是比较冷静客观的，这跟他们给朋友辈所写的序跋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文人之唱和，有的是推不掉的应酬，有的则是完全是出于真心真情，这中间区别还是很大的。这正如朋友圈聚会，有偶尔来赶个场子的，也有每次必到的铁杆，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其实照周作人的讲法，他早年还给刘大白编的报纸投过稿呢，但他们之间却从未见面过，而刘大白本人呢也跟北京的文人圈子没有多少交往，这便引出了一个话题，即有人所说的，北大派和复旦派的文人基本上没有多少交集，即他们都有自己的帮要混。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我们从鲁迅日记中看到了一则喝酒的记载，这则日记被广为引用，因为这是相关人跟鲁迅交往的一个佐证吧，时间为1926年8月30日：“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与三弟至中洋茶楼饮茗，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俞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来寓谈”。这里倒不能说就是北大派和复旦派在交往，但从这则日记可以看出，这帮文人朋友也是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晚饭之后刘大白等还去拜会鲁迅。而这些聚会的文人大概可以分成几拔吧，一是鲁迅和三弟周建人，二是文学研究会及做出版的，如招集人郑振铎及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等，还有立达学校的人，再就是我们所说的绍兴帮了，章雪村也是绍兴人，又称章雪琛或章锡琛，就是开明书店的老板。他们中有脚踏几条船身份交叉的，只是很可惜，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是些闲话吧。
在刘大白的绍兴帮里，有两个不是绍兴人，却在绍兴和刘一同共事过（在浙江第五中学即绍兴中学），他们就是江苏吴兴人徐蔚南和福建闽侯人王世颖，后来他们又一起在复旦教书，算是旧友新交了。徐和王虽不是绍兴人，但对绍兴却感情颇深，他们俩人一起合著出版了《龙山梦痕》一书，写的都是绍兴的风物，作序的自然是刘大白。王世颖后来还做过浙江大学的秘书长，而这个职位的前任就曾经是刘大白。
徐蔚南在《白屋文话》序中说：“刘先生和我在复旦同事的时候，我的房间正在他的房间的后面。我自己的房间，除了写作外，不大住的，老是在刘先生的房间里厮混。人家初次和刘先生见面时，总是被他的眼光所镇压，觉得他威严得有点可畏；象我和他常在一起的人，不特觉得他可畏，却反望他的威严的眼光常常超越眼镜透射出来。因为这时候，一定可以听到他警辟的议论了。在他的房间里，实在很有味的。第一，他的房间便象一间小小的图书馆……第二他特别会讲故事……第三是喝酒，吃水果，扯铃。夜深人静，月明星稀的时候，他和我常常喝一杯白兰地，或者吃点水果。两个人老是喝得脸红红，吃得津津然。第四是辩论……”
这大概就是关于刘大白的难得的生活细节了，这是比曹聚仁还要写得生动而具体的。在大白先生去世不到一个月之际，徐蔚南即用实际行动纪念大白先生，把大白写给他的书信整理出来，他说“在炮声中断断续续地钞成了这八十封信”，于是编出了《白屋书信》，同年5月交由大夏书局出版。
另一位绍兴人王世裕，早先跟刘大白编过《绍兴公报》，当年刘大白、王世裕和任瘦红是被称作绍兴三剑客的，也是光复会的会员。大白去世之后，便是由王世裕先生替大白的古体诗集《白屋遗诗》作短序——
五四以还，大白敝屣其旧诗，然温丽隽爽，予夙爱之。尝戏谓他日署予名刻之何如。君殁后，诗稿储君皖峰处。予乞以归，题曰白屋遗诗。付上海开明书店，经年而书成。昔日戏言，宛然如昨。而君墓有宿草，子亦垂垂老矣，风雨之思，良不可任。二十四年春日。王世裕识。
而刘大白的其他一些遗著，也有朋友们替他整理出版。《中国文字学概论》和《中国文学史》是在1933年由陈望道主持的大江书铺出版；钟敬文则在1934年把刘大白记录的民间故事辑成《故事的坛子》在开明出版；而《中诗外形律详说》则是于1943年由夏丏尊帮助整理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