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对各种形态的群体所知的东西中可以回想起，区分不同类型的群体和它们相反的发展路线，这是可能的。有非常短暂的群体，也有持续甚为长久的群体；有同质的群体——由同一类型的个人所组成，也有异质的群体；有自然形成的群体，也有人为的群体——需要外部的力量使人们集合在一起；有原始的群体，也有具有确定结构的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但是因仍须解释的各种理由，我们愿意特别强调一下该主题的作者们往往忽略的一个区分：我是指在无领袖的群体和有领袖的群体之间的区分。与通常的做法完全不同，我们不选择相对简单的群体形式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而是从高度组织化的、持续存在的和人为形成的群体出发。这种群体结构最有趣的例子是教会、信徒团体和军队。
一个教会和一支军队就是人为形成的群体，也就是说，需要某种外部力量使它们免于解体，并阻止其结构的改变。通常，就一个人是否想要加入这样一个群体而论，是没有商量或选择余地的。任何离开群体的企图，通常会遭到迫害，或严厉惩罚，要不就给群体附加十分明确的条件。不过，探寻这些团体为什么需要这种特别的保护措施问题，完全不在我们此刻的兴趣之内。我们只被一种情形吸引，即从以上述方式防止解体的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中十分清楚地观察到某些事实，而这些事实在其他场合中是深深被隐藏着的。
在一个教会以及在一支军队中——无论二者在其他方面可能多么不同，有一个首领这同一幻觉对他们都有效——在天主教会中是基督、在军队中是司令——这一首领平等地爱该群体中的所有个体，一切事情都依赖于这一幻觉。如果它被丢弃了，只要外部力量允许的话，那么教会和军队都会解体。基督专门阐明过这种平等的爱：“如果你略微冒犯了我的兄弟，那你就是冒犯了我。”对于该信徒团体的个体成员来说，基督处于仁慈长兄关系的地位，他是他们的替代父亲，对个体施加的所有要求都源于基督的这种爱。教会贯穿着一种民主倾向，因为特别的理由是在基督面前人人平等，每人都平等地享有他的爱。基督教团体和家庭之间的相似性形成了，信徒们以基督的名义互称弟兄，也就是说，通过基督对他们所施的爱而成为弟兄。毫无疑问，把每一个体与基督连接起来的纽带，也就是把他们彼此连接起来的纽带的原因。同样情况也适用于军队。司令是一个父亲，他平等地爱所有士兵，因此，他们彼此成为同志。军队在结构上不同于由一系列这样的群体组成的教会。每一个指挥官似乎就是他所属军团的司令和父亲，甚至班里的每一个士兵也是如此。的确，在教会中也建立了相似的等级系统，但从群体原则上看，它在教会中不起同样的作用。因为基督比人间的司令官对个人更理解、更关怀。
关于军队的力比多结构的这种理解恰好会遭到反驳。其反驳的根据是，像人们的祖国、民族的荣誉等那样的观念——它们在组合军队过程中起如此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概念中没有地位。我们的回答是，这是群体联系的不同例子，而不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例子。因为伟大将军像恺撒、华伦斯泰或拿破仑的例子表明，这样的观念对一支军队的存在并不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此刻将触及主导观念，替代一个领袖的可能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忽视军队中的这种力比多因素——即使它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不仅是理论上的疏忽，而且也有实际上的危害。正像日耳曼科学那样非心理学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可能不得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到这种结果。我们知道，劫掠德国军队的战争神经症，被认为是个人对要求他在军队中起作用的一种反抗。根据西麦尔的意见，可以认为这些人被他们的上司虐待是这种疾病发生的主要动因。如果在这一点上力比多要求的重要性被更好地估价，那么“美国总统的十四点”幻想性允诺也许不会如此轻易地被相信，而德国领袖手中的名声赫赫的工具也不会崩溃了。
我们将会注意到，在这两种人为的群体中，每一个人通过力比多一方面与领袖（基督，司令）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与群体的其他成员联系起来。这两种联系怎样彼此关联起来，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类型和同样的价值，怎样从心理学上描述它们——这些问题必须留待以后探究。但我们现在要冒险地适当责备一下早期的作者们，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地估价群体心理中领袖的重要性，而我们选择这个问题，作为研究的第一个主题使我们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看起来，似乎我们在走向解释群体心理的主要现象——在群体中个人缺乏自由——的正确道路上。如果每一个人在两个方向上被这种强烈的情感联系关联起来，那么我们将毫无困难地把在他人格中观察到的改变和限制归结为这种情境。
作为同样效应——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一种暗示，也将在恐慌现象中得以发现，这种现象在军事群体中得到了最好的研究。一旦这类群体解体，便会出现恐慌。其特征是，没有一个人还听从上级发出的命令，每个人仅热切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不对别人做任何考虑，相互之间的联系不复存在，一种巨大的、无谓的恐惧释放出来了。在这点上，有人自然会作出反驳说，事情正好相反。恐惧发展得如此之大，以致可以不顾所有联系和不考虑别人的所有感情，麦独孤甚至使用恐慌（虽然不是军事的恐慌）作为他极为强调的靠感染（原始诱导）强化情感的典型例子。但这种理性的解释方法仍然是完全不恰当的。需要解释的问题正是，为什么恐怖会变得如此巨大。危险之大不会构成其原因，因为现在陷入恐慌的同一军队，先前完全成功地应付了同样大或更大的危险。就恐慌的真正本质来说，它与受到威胁的危险没有关系，它常常在最微不足道的场合爆发。如果一个处于惊慌恐怖中的人开始只热切关心他自己的权益，那么他这样做就证明了这一事实：已不再存在情感联系了。既然他现在独自面临危险，他肯定把危险想得严重些。因而事实是，惊慌恐怖是以群体力比多结构的松弛为前提的，是以合理的方式对这种松弛做出的反应。而相反的观点——由于面临危险感到恐怖而摧毁了群体的力比多联系——则可以被拒斥了。
群体的恐怖通过诱导（感染）而极度加剧这一论点，至少与我们的这些评论不相矛盾。当危险真的巨大、该群体不存在强烈的情感联系时——例如当一个剧院或一个娱乐场所发生火灾时就满足了这些条件，麦独孤的观点就完全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但是真正富有教益并且最能用来达到我们目的的情况，是上面所叙及的情况：一支军队爆发恐慌，虽然危险没有超出通常的以及先前常常遇到的程度。我们不要指望，“恐慌”一词的用法应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界定。有时它被用来描述任何集体性恐惧，甚至有时指个体的恐惧——当这种恐惧超出所有限度时。这一名词似乎经常专门用来说明恐惧的爆发没有正当理由的那种情况。如果我们在集体恐惧的意义上使用“恐慌”一词，我们就可以确立意义深远的类似性。个人的恐惧不是被危险的巨大所引起，就是被情感联系（力比多贯注）的中断所引起；后者就是恐怖神经症或焦虑神经症。正是以同样的方式，恐慌的产生不是由于普遍危险的增长，就是由于维系群体的情感联系的消失；后者类似于焦虑神经症的情况。
像麦独孤那样，把恐慌描述为“群体心理”最普通的功能之一的任何人，往往会达到这样一个悖论的境地：这种群体心理在它最惊人的表现形式之一中消除自身。无可怀疑的是，恐慌意味着一个群体的解体，它涉及该群体成员在其他情况下相互表现的所有情感关心的中断。
恐慌爆发的典型场合非常像内斯特罗伊，就黑贝尔关于朱迪靳和霍洛弗纳靳的戏剧所写的滑稽性模仿作品。一个士兵惊叫：“将军的头断了！”所有的亚述人因此而惊慌逃窜。某种意义上的失去领袖，或者发生了什么不幸，会导致恐慌的爆发，尽管所遇到的危险仍然是同样的。通常，在群体成员与其领袖的联系消失的同时，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消失了。群体消失殆尽，就像鲁佩特王子的溶液滴的尾部中断时一样。
宗教群体的解体不是那么容易观察到的。不久前，我手头有一本讲天主教起源的英语小说，是由伦敦的一位主教推荐给我看的，书名是《黑暗之时》。在我看来，该书似乎为宗教群体解体的可能性以及后果提供了一幅巧妙而可信的图画。该小说被认为是讲述当代的事，讲的是敌视基督和基督教信仰的那些人，怎样成功地安排一个在耶路撒冷发现的坟墓的阴谋。在这个坟墓中有一个碑文，上面写着：亚利马太城的约瑟承认，出于虔敬，他在基督人葬后的第三天将他的坟墓秘密迁移到这个地方，以此手段否定了基督的复活及其神圣。这一考古学的发现，结果引起了欧洲文明的震颤，各种犯罪和暴力行为超常增加——只是伪造者的阴谋被揭露之后才得以平息。
伴随这里假定的致使宗教群体解体的现象不是恐怖——这种场合还缺乏恐怖，代替这种恐怖的是显示出对其他人的残忍和敌意的冲动，而先前由于基督平等的爱，他们不能这样做。但是即使在基督王国期间，那些不属于信徒团体的人（他们不爱基督，基督也不爱他们），则位于这一联系之外。所以，一种宗教——即使是自称为爱的宗教——对于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们必定是冷酷无情的。每一种宗教对于它接纳的那些人，的确从根本上是同样的爱的宗教；而对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们的残酷和褊狭对每种宗教而言都是自然的事情。无论发现这一点是多么困难，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要过于严厉地谴责信徒们。在（残酷和褊狭）这种事情方面，那些不信教或持中立的人们在心理上处境要更好。如果今日这种褊狭不再像前几个世纪那样使自己显得如此暴戾和残忍，那我们几乎不能得出结论：在人类的行为方式方面已变得柔弱温和了。其原因不过在于：可以发现宗教感情和依赖于它们的力比多联系不可否认地弱化了。如果另一种群体联系取代了宗教联系——并且社会主义的联系似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将会出现像“宗教战争”时期对局外人同样的褊狭。如果科学观点之间的差别对群体的确获得相似的意义，那么随这种新动机而来的同样结果会再次得到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