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我采纳了达尔文的一个猜想，其大意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是被一个强而有力的男性专横地统治着的部落。我试图表明，这种部落的命运对人类有史以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特别是，图腾制度的发展——它本身包括宗教、道德和社会组织的开端——是与暴力杀死头领以及把家长制部落转变成兄弟团体相联系的。可以肯定，这仅仅是一个假设，就像考古学家努力探索史前时代之谜的许多其他假设一样。正像一位善意的英国批评家有趣地指出的那样，这种假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故事”。但我认为，这一假设如果被证明可以把连贯性和理解引入愈来愈新的领域，那么它就是可信的。
人类群体再次展示了在平等伙伴中占优势力量的个人的熟悉图画——一幅包含在我们对原始部落看法中的图画。正如我们从经常做出的描述中所知的那样，这种群体的心理，如个人有意识人格的退化，把思想及感情集中在一种共同的方向上，精神和潜意识心理生活的情感方面占优势，以及对刚生起的意向直接付诸行动的倾向等等，所有这些都符合退行至原始心理活动的状态——正像我们往往归之于原始部落的那样一类状态。
这样，这种群体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作为原始部落的复兴。正像原始人潜在地存活于每个人体中一样，原始部落可能会从任何随机集聚中再次形成，在人们习惯上受群体形成支配前的范围内，从中认识到原始部落的续存。我们得出结论：群体心理是最古老的人类心理：我们通过忽视群体的所有痕迹而分离出来的个体心理，只是通过一个渐进的、也许仍然描述得不完全的过程，而从古老的群体心理中突现出来的。我们后面将大胆地尝试一下，具体说明这一发展的出发点。
个体心理正像群体心理一样古老，因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心理，即群体中个体成员的心理和父亲、首领或领袖的心理。正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群体成员受情感联系的支配，但原始部落的父亲是自由的，他的智力活动即使在独处时也是有力而独立自主的，他的意志不需要来自其他人的强化。理论的连贯性致使我们假定：他的自我几乎没有力比多联系；他除了爱自己不爱任何人，或者只是在其他人能满足他的需要范围内爱他们。他的自我仅仅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让位于对象。
这种人，在人类历史的开端是“超人”——尼采唯一期待未来产生的人。甚至今天，一个群体的各个成员仍需要持有这样的幻想：他们受到他们领袖平等而公正的爱，但领袖本人不必爱别人，他可能是属于专横的本性、绝对的自恋、自信且独立自主。我们知道，爱使自恋受阻，并有可能表明爱是怎样使自恋受阻而成为文明的一个因素。
部落的原始父亲并不像后来被神化的那样长生不老，如果他死了，必须有人来接替。他的职位很可能是由他的幼子来承担的，这个幼子也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成员，所以必定存在着群体心理转变成个体心理的可能性。必须发现这样一种转变易于实现的条件，正像蜜蜂把幼虫必然变成蜂王而不是变成工蜂是可能的一样。人们只能想象一种可能性：原始父亲阻止他的儿子们满足及其直接的性冲动；他迫使他们禁欲，因而与他们彼此之间产生情绪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他们性目的被抑制的那些冲动产生出来。
无论谁成为他的继承者，也都有了性满足的可能性，并凭此提供了超出群体心理的条件的方式。对妇女的力比多固着以及不需要任何延迟或积聚就得到满足的可能性，使得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的重要性终结了，并允许他的自恋总是上升到充分的高度。在附录中，我们将回到爱和性格形成之间的这种关系上来。
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组成人为群体这一发明和原始部落的构成之间拥有的关系，因为这是特别有权益的。我们看到，就军队和教会而言，这种发明是这样的幻觉：领袖平等而公正地爱所有个人。但这仅仅是对原始部落的事态一种理想的重新塑造。在原始部落那里，所有儿子都知道，他们被原始父亲同样地摧残，同样对他感到恐怖。所有社会责任得以建立起来的这种同样重新塑造，已经为人类社会的下一种形式即图腾氏族预备了条件。家庭作为一种自然群体形式不可摧毁的力量依赖于这一事实：父亲平等的爱这种必要的预先假定，在家庭中可以真正的适用。
但是我们从群体衍生于原始部落中期待更多的东西。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群体形式中仍然难以把握的神秘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藏在“催眠”和“暗示”这谜一样的词背后。我认为在这方面也能成功。催眠有某种积极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但是这种不可思议性特征暗示着某种经历压抑的古老而熟悉的东西。催眠师宣称，他拥有剥夺被催眠者意志的魔力，或者被催眠者相信这种魔力对他起作用——二者都是一样。这种魔力必定是原始人视做禁忌根源的同样的力量，这种力量从头目和酋长身上发射出来，致使接近它们的人面临危险（神力）。于是，催眠师被假定为拥有这种力量。他怎样显示这种力量？通过指令被催眠者无畏惧地正视他。最典型的催眠方法是用他的目光。但这正是令原始人感到危险而难以忍受的酋长的目光，正像后来上帝对于芸芸众生的目光。甚至摩西也不得不作为他的人民和耶和华之间的中间人而行动，因为他的人民不能忍受上帝的目光；当摩西从上帝那里回来时，他的脸闪闪发光——某些神力被传递到他身上，正像原始人的中间人所发生的情况。
的确，用其他方式也可以唤起催眠，如凝视一个发光的物体或聆听一支单调的声音。这容易令人误解，并为不恰当的生理学理论提供了机会。事实上，这些程序仅仅是起转移意识的注意并使它固定下来的作用。这种情境就类似催眠师对被催眠者说：“现在，你要完全注意我这个人，世界上其余的东西完全是无趣的。”对一个催眠师来说，说出这样的话当然在技术上是不得当的。它会勉强被催眠者离开他的潜意识态度，并刺激他形成有意识的对立。催眠师要避免使被催眠者的意识思想指向他的意向，使得催眠师正在操纵的这个人，沉浸在这个他认为毫无兴趣的世界中；但同时，该被催眠者实际上潜意识地把他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在催眠师身上，并进入友好关系或者移情于他的态度中。这样，催眠的间接方法——像在诙谐中使用的许多技术程序一样，具有抑制精神能量的某种分布——这种分布介入潜意识事件的过程与效果。它们就像凭借凝视或敲击的直接影响的方法一样，最终导致同样的结果。
费伦茨做出了一个真正的发现，当一个催眠师在催眠开始常常发出入眠的指令时，他就在把自己置于被催眠者的父母的地位上。他认为，要区分两种催眠：一种是用好话劝诱——他认为这是以母亲为模型；另一种是威胁——这源起于父亲。催眠中入眠的指令恰恰意味着命令被催眠者撤回对世界的一切兴趣，而专注于催眠师这个人。被催眠者就是这样加以理解的。因为睡眠的心理特征就在于撤回对外部世界的兴趣，睡眠和催眠状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以它为基础的。
催眠师通过采用特有的手段，唤起被催眠者一部分古老的遗留物。这种遗留物也使得被催眠者服从他的父母，并在他与其父亲的关系方面体验到一种个人的新的生机。这样，被唤起的东西是极重要的且危险的人格观念——对这种人格观念来说，只有被动的受虐态度才是可能的，人的意志也将不得不受其支配。当单独与他相处、“注视他的脸”，似乎是一种冒险的事情。正是仅仅在与此同样的方式中，才能描绘原始部落的个体成员与其原始父亲的关系。正如从其他反应中得知，个人不同程度地保持恢复这类旧情境的个人态度。然而，说催眠不管怎样只是一种游戏，一种对那些旧印象的不真实的复活，这可能是不合时宜的。要当心，在催眠中任何意志中止的严重后果都存在抵抗。
所以，群体形式的不可思议性特征——它表现在伴随这种特征的暗示现象中——可以公正地追溯到它们起源于原始部落这一事实。这种群体的领袖仍然是可怖的原始父亲；这种群体仍然希望被无限制的力量所支配，它极端地钟情于权威。用勒邦的话说，它渴望着服从。原始父亲是群体的典范，它以自我理想的地位支配自我。催眠恰好可以被描述为两个人构成的一个群体。暗示的定义仍然是：不是以知觉和推理而是以性欲联系为基础的一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