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儒学与《诗章》
1.儒学西传
儒家思想当然是中国诗学的立足点，儒家式的诗学却不容易在20世纪传向美国。在美国主要诗人中，深受儒家哲学与诗学影响的，可以说只有庞德一个人。但庞德对美国现代诗歌，尤其是50年代后美国诗坛的影响之大，使他对儒家的兴趣间接地影响了当代诗人（例如斯奈德等人的环境保护主义吸收了儒家的某些政治伦理观）。而庞德是最重要也是最有争议的美国现代诗人，他的毕生力作《诗章》再难读，本书也不能略去不加讨论。不然，这个研究就是不完整的。
中国哲学思想中，儒家是首先引起西方人注意的。这方面已有不少论著。18、19世纪，美国是文化落后国家，只有个别知识分子表现出对东方思想的兴趣。
美国人自己开始介绍东方思想，从20世纪初开始，大都是传教士所作，浅薄而不足道。美国人所了解的儒家思想，基本上还是来自欧洲学者的著述，尤其是英国学者理雅各所译儒家经典。20世纪，韦利所著《古中国三种思想方法》（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1939）也是美国人了解中国哲学的主要作品之一。
美国学术界发展成熟后，越来越重视研究中国哲学。其中成就比较突出的有克利尔（Herrlee Glessner Creel），他的《中国世界观之演变》（Sinism;A Study of the Evolution,of the Chinese World View,1929）有较大影响；摩尔（Russell Franklin Moore）等人所著《东方哲学》（Oriental Philosophies）不断重印，成为标准读物。近年来重要出版物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早期中国人的概念》（The Concepts of Man in Early China,1969）。
而专注于介绍儒家哲学的美国著作有克利尔的《孔子，其人与其神话》（Confucius，the man and the Myth，1949）；德巴利（William Theodorede Barry）专攻汉后儒学，尤其是理学，其近作《理学论心》（The 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1989）颇受好评。而美国汉学家翻译《论语》的热情，令人惊奇，几乎每两年就有一种《论语》新译文面世。
中国哲学的介绍，由于不少中国学者的参与，而日益深刻。30年代中国学者的参与趋向于普及性地讲解中国哲学，如林语堂的《生之重要》（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等。对介绍中国哲学贡献最大的应是冯友兰。冯的《中国哲学史》英译本1937年出版于北平，1948年后数次重版于美国，法文本出版于1952年。柳无忌《儒家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onfucian Philosophy，1955），及《孔子的生平与时代》（Confucius,His Life and Time）均出版于1955年。
2.庞德学儒
因此，儒家哲学，对于美国诗人来说，并不陌生。熟悉欧洲各语言的庞德，更可依靠法国学者的工作。
本书先前分析了庞德的“翻译”《神州集》和他对费诺罗萨论文的编辑与推崇。这些都是1925年他移居意大利之前的工作。定居意大利拉巴洛之后，他开始仔细读中国哲学，并开始认读中文字。
可以大致上排出庞德“献身”儒学40多年的时间表：
1926年左右，庞德写出了《诗章》第13，主要参考书是法国汉学家波蒂埃（M.G.Pauthier）的法译《四书》（Les Quar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1841）。《诗章》第13几乎从头到尾是论语的摘引，用的是孔子与其门徒问答的形式。
1927-1928年庞德作《诗章》47，即《七湖诗章》，上文已引。
1928年庞德开始译《大学》，他采用朱熹的看法，把《大学》前七段视为出于孔子本人之手。他从波蒂埃的法文本转译，由西雅图的华盛顿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庞德转向《中庸》相当晚。《大学》是朱熹为将儒家政治学系统化而从《礼记》中抽出的，《中庸》是为儒学更思辨化而抽取的。庞德对儒家的治世哲学更为关心，因此他先译《大学》。
1934年，庞德出版《阅读初阶》（ABC of Reading），第一章就详细解释了费诺罗萨论文，并加以发展。但其中举的例子如果不是取自该论文，就十分荒唐，证明庞德自己还没有学认中文。同年，艾略特有一“问题单”寄给一些知识分子。在回答“你信仰什么”时，庞德回答“我信仰《大学》”。这等于声称他在信仰上是个儒家信徒。
1936年庞德出版“会意字丛书”（Ideogramic Series），第一本就是费诺罗萨论文单印本，然后重印1928年译的《大学》。此年起庞德开始认真“学汉字”。他的教科书是英国最早的汉学家之一马礼逊编的《华英词典》（1815-1823），实际上此书是用英译《说文解字》及其注疏，对于费诺罗萨的拆字说，是必须的工具书。此后，庞德还使用过马修（Mathews）的汉英词典。
1937年庞德开始译除了《孟子》外的“四书”，实际上是据理雅各译本“改译”，所用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中英对照盗印本。当时他在度假，没带词典，只能瞪眼看边上的中文字。“当我不同意翻译，又不知原文，就只能看那些字的部首。”庞德说用这种“注视字本身”方法“读了三篇，豁然融会贯通”。
这样的“译”，会很有趣。举个例：《论语·公治长第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最后四字，朱熹注：“不能裁度事理。”理雅各按朱注译。庞德不同意，因为他从“材”字中看到“一棵树加半棵树”，马上想到孔子需要一个“桴”。于是庞德译成“Yu likes danger better than I do.But he wouldnt bother about getting the logs”。（由比我喜欢危险，但他不屑去取树木。）庞德还指责理雅各译文“失去了林肯式的幽默”。后来他甚至把理雅各译本称为“丢脸”（an infamy）。
甚至，庞德译《中庸》，标题就是拆字。庞德认为“中”字是“一个动作过程，一个某物围绕旋转的轴”，因此译《中庸》为《不动摇的枢纽》（Unwobbling Pivot）。“君子而时中”就译成“The master mans axis does not wobble”（君子的轴不摇动）。
1938年，庞德写出了《中国史诗章》，即《诗章52-61》。 1940年收于《诗章52-71》一书，由新方向出版社出版。这可能是战争爆发前庞德最后一本书。本节将详细解释。
1940年，庞德将《大学》译成意大利语。因为与美国联系已断，此书英译文无处出版。
1947年，庞德的英译《大学》与《中庸》在新方向出版社的《Pharos》杂志上刊出。那时他已被关入华盛顿伊丽莎白精神病院。
1950年庞德译《论语》首次刊登于纽约的《赫德森评论》春夏季合刊，1951年出单行本。1969年新方向将庞德用拆字法解释关键儒家术语的“术语”（Terminology）一文，加上《大学》《中庸》《论语》合印为《孔子》一书出版。
3.庞德译《诗经》
40年代末起庞德被囚于精神病院，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集中精力翻译《诗经》，1954年由哈佛大学与英国费柏出版社同时出版，出版时庞德名之为《孔子删定古诗选》（A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庞德之前，诗经已有许多译文，有几种译本被公认为相当成功，例如1876年理雅各译本，1918年瓦德尔译本，1937年韦利译本，1950年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译本，文字不一定漂亮，但考证颇下功夫。庞德毫无惧色，高本汉译本可能是他的主要参考，众多来医院的访问者也给了他咨询的机会。
译《诗经》时庞德的主要助手是一个在华盛顿读书的姓孙的中国女大学生（Veronica Sun），由庞德把他的译文读出来，而孙指出可能误译之处。有评者指出这位孙小姐可能太年轻，对自信心十足的庞德过分敬畏，不敢据理力争，以致庞德的《诗经》译文过于随心所欲，离原文过远。不过作为诗，庞德的译本是耐读的。他的文字凝练、有力而优雅。出于他的儒家立场，他重现《雅·颂》，一反当代学界重《风》的倾向。不过《雅》和《颂》也更难译好。庞德的译风好像回到了《诗章》，回到他史诗般的凝重。而且，有个奇怪的对比，《国风》拆句多，《雅·颂》拆字多。
庞德有的发挥完全是自己的想象，但相当多与原文不符的句子，在庞德看来，却是更忠于原文——他按照费诺罗萨原理，拆开汉字，找出“隐藏”在字的组成中的意象。我们知道，庞德以前还没有过如此过瘾地在翻译中拆字的机会，翻《神州集》时只是以拆句代拆字，因为那时他还不认汉字；翻“四书”不好拆字，因为自由度太小；写《诗章》可以嵌汉字，也只拆解了个别几个字。只有这次译《诗经》，他的机会来了。
可以说，庞德所译《诗经》，是拆字在文学史上唯一一次半成功的实践。我说“半成功”，因为并不是每次都拆得有根据，也并非每次效果都很好。如果你不想起原文，你会惊叹于如此美的诗句：
在山洪的底石撞碎我们车轮的地方，往上，那往上的路上……
Where the torrent bed break our wagon sheels,up,up the road …
这是《小雅·渐渐之石》的开首二行：“渐渐之石，维其高矣。”朱熹注：“渐渐，高峻貌。”而庞德从“渐”字里读出了一个水，一个车，一个斤——斧砍，于是想到山间急流河床的岩石足以颠碎木轮。再看这一句：
高高地，松树盖满的山峰，充满回声
骄傲的天之屋背梁，树是屋顶
High,pinecovered peak full of echoes
Proud ridgepole of heaven,rooffree
这来自《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庞德从“崧”字中读出了“盖满松树的山”；从“岳”中找出被围起来的“言”，即回声；从“极”字中找出了撑住天的木。
有的句子不一定美，却很有意思。
上天的命意能伸能张，
在光中，在谷物中，无穷无尽。
Tensile is heavens decree
In light and grain without end.
这来自《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庞德在“维”字中看出了丝的弹性；在“穆”字中一边看出了禾谷，一边看出了白光。在其他出现“穆”字的地方（例如“清庙”一诗的“于穆清庙”）他只用了“禾谷”形象。
《大雅·召旻》的第二节，译得气势森严：
上天降下罪行的大拖网，
蝗虫用言辞工作咬啮我们……
Heaven let down a dragnet of illdoing,
The locusts have gnawed us with wordwork …
这奇怪的言词工作“wordwork”从何而来？（英文无此词，）原来来自庞德拆读“讧”字，有言有工。“天降罪罟，蟊贼内讧。”而最奇怪的是这样的翻译：《大雅·绵》的首句“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被译成：
好像瓜蔓延生，人民开始
一张叶一张叶，没有计划
As gourdvines spread,man began
Leaf after leaf and no plan …
“and no plan”显然是为了押began的韵（庞德为了模拟《诗经》的韵，有时也押韵，但不多），但leaf after leaf从何而来？我猜想是庞德对“瓜瓞”二字（大日瓜，小日瓞）凝视半天，看出了其中一张张叶子。
也有这样实在不知如何为庞德辩护的翻译：
Mankind began when Kiang Yüan poured wine
to the west sun and circling air
人类开始时，姜嫄
向西天的太阳和缭绕的空气洒下酒。
这是《大雅·生民》首句“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的翻译。“西方的太阳”可能来自“时”，“缭绕的空气”可能来自“维”，“洒酒”可能来自下二句：“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但这中间的联系，就非我等凡人能理解的了。
“拆字”译法，使过简的原句复杂化了，诗经过于简略的诗句被展开被加强。而且，这适合庞德把《诗经》儒学化的目的，尤其《雅》《颂》部分，情趣相当合拍。翻译《国风》的民歌时，拆字就会过于滞重，因而他返回比较“空灵”的“脱体”翻译法。例如《国风·邶风·北门》：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
终窭且贫，莫知我艰。
North Gate,sorrows edge,
purse kaput,nothing to pledge.
这样的英语可谓简洁之至，比原文音节都少，几乎不像英语。而《国风·蝃》：
蝃在东，莫之敢指
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Rainbow duplex in East
no one dares to trust in，
girl going out must
leave afar her kin.
如此翻译，尤其是后两行，几乎不再是翻译，而是直搬中文。这样没有连接词、冠词等许多语法成分的英语，的确使人耳目一新。至少对《国风》中原本就不一定很敬重“规范”的各地民歌，不失为一种可试的译法。
庞德是把《诗经》作为“中国史诗”来译的，因为它是“包含历史的诗”。《小雅·采薇》世纪初《神州集》中译过一次，现在译文完全不同，因为50年代时，庞德对中国诗，中国诗学，以及中国历史哲学的认识完全不同了。
庞德的拆字翻译，并非只是费诺罗萨观点的应用。费诺罗萨继承了黑格尔和爱默森的浪漫理想主义，目的在寻找一种比西方语言更自然更透明的有机化的语言。如此无邪的“人类语言”是浪漫主义的理想。而庞德是把汉字构成视为获得真知（诗歌真理）的方式，因此汉字成为深入思辨的出发点，成为积极观照的对象。
因此，他译的《诗经》，是典型的所谓“过分翻译”，即把中文读者已无法体验到的死亡比喻，包括本来不存在的构词比喻，全部挖出来。这样的翻译可以说比原作“丰富”得多，当然不忠实于原作。
庞德的《诗经》翻译又是典型的“介入式翻译”，即不以“信”为目的，而作任性误译。他进行的是半翻译半创作，是寻找一种积极的写作或阅读方式。
从总体上说，他的努力是成功的。虽然他译的《诗经》在美国诗坛造成的震动，远不如当年的《神州集》，但也是美国当代诗不可不读的一部“作品”。就文笔之优雅洒脱而言，我个人认为其他英译《诗经》几十种，无人能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