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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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影响的诗学与诗学的影响(15)

第八节 儒学与《诗章》

1.儒学西传

儒家思想当然是中国诗学的立足点,儒家式的诗学却不容易在20世纪传向美国。在美国主要诗人中,深受儒家哲学与诗学影响的,可以说只有庞德一个人。但庞德对美国现代诗歌,尤其是50年代后美国诗坛的影响之大,使他对儒家的兴趣间接地影响了当代诗人(例如斯奈德等人的环境保护主义吸收了儒家的某些政治伦理观)。而庞德是最重要也是最有争议的美国现代诗人,他的毕生力作《诗章》再难读,本书也不能略去不加讨论。不然,这个研究就是不完整的。

中国哲学思想中,儒家是首先引起西方人注意的。这方面已有不少论著。18、19世纪,美国是文化落后国家,只有个别知识分子表现出对东方思想的兴趣。

美国人自己开始介绍东方思想,从20世纪初开始,大都是传教士所作,浅薄而不足道。美国人所了解的儒家思想,基本上还是来自欧洲学者的著述,尤其是英国学者理雅各所译儒家经典。20世纪,韦利所著《古中国三种思想方法》(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1939)也是美国人了解中国哲学的主要作品之一。

美国学术界发展成熟后,越来越重视研究中国哲学。其中成就比较突出的有克利尔(Herrlee Glessner Creel),他的《中国世界观之演变》(Sinism;A Study of the Evolution,of the Chinese World View,1929)有较大影响;摩尔(Russell Franklin Moore)等人所著《东方哲学》(Oriental Philosophies)不断重印,成为标准读物。近年来重要出版物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早期中国人的概念》(The Concepts of Man in Early China,1969)。

而专注于介绍儒家哲学的美国著作有克利尔的《孔子,其人与其神话》(Confucius,the man and the Myth,1949);德巴利(William Theodorede Barry)专攻汉后儒学,尤其是理学,其近作《理学论心》(The 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1989)颇受好评。而美国汉学家翻译《论语》的热情,令人惊奇,几乎每两年就有一种《论语》新译文面世。

中国哲学的介绍,由于不少中国学者的参与,而日益深刻。30年代中国学者的参与趋向于普及性地讲解中国哲学,如林语堂的《生之重要》(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等。对介绍中国哲学贡献最大的应是冯友兰。冯的《中国哲学史》英译本1937年出版于北平,1948年后数次重版于美国,法文本出版于1952年。柳无忌《儒家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onfucian Philosophy,1955),及《孔子的生平与时代》(Confucius,His Life and Time)均出版于1955年。

2.庞德学儒

因此,儒家哲学,对于美国诗人来说,并不陌生。熟悉欧洲各语言的庞德,更可依靠法国学者的工作。

本书先前分析了庞德的“翻译”《神州集》和他对费诺罗萨论文的编辑与推崇。这些都是1925年他移居意大利之前的工作。定居意大利拉巴洛之后,他开始仔细读中国哲学,并开始认读中文字。

可以大致上排出庞德“献身”儒学40多年的时间表:

1926年左右,庞德写出了《诗章》第13,主要参考书是法国汉学家波蒂埃(M.G.Pauthier)的法译《四书》(Les Quar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1841)。《诗章》第13几乎从头到尾是论语的摘引,用的是孔子与其门徒问答的形式。

1927-1928年庞德作《诗章》47,即《七湖诗章》,上文已引。

1928年庞德开始译《大学》,他采用朱熹的看法,把《大学》前七段视为出于孔子本人之手。他从波蒂埃的法文本转译,由西雅图的华盛顿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庞德转向《中庸》相当晚。《大学》是朱熹为将儒家政治学系统化而从《礼记》中抽出的,《中庸》是为儒学更思辨化而抽取的。庞德对儒家的治世哲学更为关心,因此他先译《大学》。

1934年,庞德出版《阅读初阶》(ABC of Reading),第一章就详细解释了费诺罗萨论文,并加以发展。但其中举的例子如果不是取自该论文,就十分荒唐,证明庞德自己还没有学认中文。同年,艾略特有一“问题单”寄给一些知识分子。在回答“你信仰什么”时,庞德回答“我信仰《大学》”。这等于声称他在信仰上是个儒家信徒。

1936年庞德出版“会意字丛书”(Ideogramic Series),第一本就是费诺罗萨论文单印本,然后重印1928年译的《大学》。此年起庞德开始认真“学汉字”。他的教科书是英国最早的汉学家之一马礼逊编的《华英词典》(1815-1823),实际上此书是用英译《说文解字》及其注疏,对于费诺罗萨的拆字说,是必须的工具书。此后,庞德还使用过马修(Mathews)的汉英词典。

1937年庞德开始译除了《孟子》外的“四书”,实际上是据理雅各译本“改译”,所用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中英对照盗印本。当时他在度假,没带词典,只能瞪眼看边上的中文字。“当我不同意翻译,又不知原文,就只能看那些字的部首。”庞德说用这种“注视字本身”方法“读了三篇,豁然融会贯通”。

这样的“译”,会很有趣。举个例:《论语·公治长第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最后四字,朱熹注:“不能裁度事理。”理雅各按朱注译。庞德不同意,因为他从“材”字中看到“一棵树加半棵树”,马上想到孔子需要一个“桴”。于是庞德译成“Yu likes danger better than I do.But he wouldnt bother about getting the logs”。(由比我喜欢危险,但他不屑去取树木。)庞德还指责理雅各译文“失去了林肯式的幽默”。后来他甚至把理雅各译本称为“丢脸”(an infamy)。

甚至,庞德译《中庸》,标题就是拆字。庞德认为“中”字是“一个动作过程,一个某物围绕旋转的轴”,因此译《中庸》为《不动摇的枢纽》(Unwobbling Pivot)。“君子而时中”就译成“The master mans axis does not wobble”(君子的轴不摇动)。

1938年,庞德写出了《中国史诗章》,即《诗章52-61》。 1940年收于《诗章52-71》一书,由新方向出版社出版。这可能是战争爆发前庞德最后一本书。本节将详细解释。

1940年,庞德将《大学》译成意大利语。因为与美国联系已断,此书英译文无处出版。

1947年,庞德的英译《大学》与《中庸》在新方向出版社的《Pharos》杂志上刊出。那时他已被关入华盛顿伊丽莎白精神病院。

1950年庞德译《论语》首次刊登于纽约的《赫德森评论》春夏季合刊,1951年出单行本。1969年新方向将庞德用拆字法解释关键儒家术语的“术语”(Terminology)一文,加上《大学》《中庸》《论语》合印为《孔子》一书出版。

3.庞德译《诗经》

40年代末起庞德被囚于精神病院,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集中精力翻译《诗经》,1954年由哈佛大学与英国费柏出版社同时出版,出版时庞德名之为《孔子删定古诗选》(A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庞德之前,诗经已有许多译文,有几种译本被公认为相当成功,例如1876年理雅各译本,1918年瓦德尔译本,1937年韦利译本,1950年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译本,文字不一定漂亮,但考证颇下功夫。庞德毫无惧色,高本汉译本可能是他的主要参考,众多来医院的访问者也给了他咨询的机会。

译《诗经》时庞德的主要助手是一个在华盛顿读书的姓孙的中国女大学生(Veronica Sun),由庞德把他的译文读出来,而孙指出可能误译之处。有评者指出这位孙小姐可能太年轻,对自信心十足的庞德过分敬畏,不敢据理力争,以致庞德的《诗经》译文过于随心所欲,离原文过远。不过作为诗,庞德的译本是耐读的。他的文字凝练、有力而优雅。出于他的儒家立场,他重现《雅·颂》,一反当代学界重《风》的倾向。不过《雅》和《颂》也更难译好。庞德的译风好像回到了《诗章》,回到他史诗般的凝重。而且,有个奇怪的对比,《国风》拆句多,《雅·颂》拆字多。

庞德有的发挥完全是自己的想象,但相当多与原文不符的句子,在庞德看来,却是更忠于原文——他按照费诺罗萨原理,拆开汉字,找出“隐藏”在字的组成中的意象。我们知道,庞德以前还没有过如此过瘾地在翻译中拆字的机会,翻《神州集》时只是以拆句代拆字,因为那时他还不认汉字;翻“四书”不好拆字,因为自由度太小;写《诗章》可以嵌汉字,也只拆解了个别几个字。只有这次译《诗经》,他的机会来了。

可以说,庞德所译《诗经》,是拆字在文学史上唯一一次半成功的实践。我说“半成功”,因为并不是每次都拆得有根据,也并非每次效果都很好。如果你不想起原文,你会惊叹于如此美的诗句:

在山洪的底石撞碎我们车轮的地方,往上,那往上的路上……

Where the torrent bed break our wagon sheels,up,up the road …

这是《小雅·渐渐之石》的开首二行:“渐渐之石,维其高矣。”朱熹注:“渐渐,高峻貌。”而庞德从“渐”字里读出了一个水,一个车,一个斤——斧砍,于是想到山间急流河床的岩石足以颠碎木轮。再看这一句:

高高地,松树盖满的山峰,充满回声

骄傲的天之屋背梁,树是屋顶

High,pinecovered peak full of echoes

Proud ridgepole of heaven,rooffree

这来自《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庞德从“崧”字中读出了“盖满松树的山”;从“岳”中找出被围起来的“言”,即回声;从“极”字中找出了撑住天的木。

有的句子不一定美,却很有意思。

上天的命意能伸能张,

在光中,在谷物中,无穷无尽。

Tensile is heavens decree

In light and grain without end.

这来自《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庞德在“维”字中看出了丝的弹性;在“穆”字中一边看出了禾谷,一边看出了白光。在其他出现“穆”字的地方(例如“清庙”一诗的“于穆清庙”)他只用了“禾谷”形象。

《大雅·召旻》的第二节,译得气势森严:

上天降下罪行的大拖网,

蝗虫用言辞工作咬啮我们……

Heaven let down a dragnet of illdoing,

The locusts have gnawed us with wordwork …

这奇怪的言词工作“wordwork”从何而来?(英文无此词,)原来来自庞德拆读“讧”字,有言有工。“天降罪罟,蟊贼内讧。”而最奇怪的是这样的翻译:《大雅·绵》的首句“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被译成:

好像瓜蔓延生,人民开始

一张叶一张叶,没有计划

As gourdvines spread,man began

Leaf after leaf and no plan …

“and no plan”显然是为了押began的韵(庞德为了模拟《诗经》的韵,有时也押韵,但不多),但leaf after leaf从何而来?我猜想是庞德对“瓜瓞”二字(大日瓜,小日瓞)凝视半天,看出了其中一张张叶子。

也有这样实在不知如何为庞德辩护的翻译:

Mankind began when Kiang Yüan poured wine

to the west sun and circling air

人类开始时,姜嫄

向西天的太阳和缭绕的空气洒下酒。

这是《大雅·生民》首句“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的翻译。“西方的太阳”可能来自“时”,“缭绕的空气”可能来自“维”,“洒酒”可能来自下二句:“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但这中间的联系,就非我等凡人能理解的了。

“拆字”译法,使过简的原句复杂化了,诗经过于简略的诗句被展开被加强。而且,这适合庞德把《诗经》儒学化的目的,尤其《雅》《颂》部分,情趣相当合拍。翻译《国风》的民歌时,拆字就会过于滞重,因而他返回比较“空灵”的“脱体”翻译法。例如《国风·邶风·北门》: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

终窭且贫,莫知我艰。

North Gate,sorrows edge,

purse kaput,nothing to pledge.

这样的英语可谓简洁之至,比原文音节都少,几乎不像英语。而《国风·蝃》:

蝃在东,莫之敢指

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Rainbow duplex in East

no one dares to trust in,

girl going out must

leave afar her kin.

如此翻译,尤其是后两行,几乎不再是翻译,而是直搬中文。这样没有连接词、冠词等许多语法成分的英语,的确使人耳目一新。至少对《国风》中原本就不一定很敬重“规范”的各地民歌,不失为一种可试的译法。

庞德是把《诗经》作为“中国史诗”来译的,因为它是“包含历史的诗”。《小雅·采薇》世纪初《神州集》中译过一次,现在译文完全不同,因为50年代时,庞德对中国诗,中国诗学,以及中国历史哲学的认识完全不同了。

庞德的拆字翻译,并非只是费诺罗萨观点的应用。费诺罗萨继承了黑格尔和爱默森的浪漫理想主义,目的在寻找一种比西方语言更自然更透明的有机化的语言。如此无邪的“人类语言”是浪漫主义的理想。而庞德是把汉字构成视为获得真知(诗歌真理)的方式,因此汉字成为深入思辨的出发点,成为积极观照的对象。

因此,他译的《诗经》,是典型的所谓“过分翻译”,即把中文读者已无法体验到的死亡比喻,包括本来不存在的构词比喻,全部挖出来。这样的翻译可以说比原作“丰富”得多,当然不忠实于原作。

庞德的《诗经》翻译又是典型的“介入式翻译”,即不以“信”为目的,而作任性误译。他进行的是半翻译半创作,是寻找一种积极的写作或阅读方式。

从总体上说,他的努力是成功的。虽然他译的《诗经》在美国诗坛造成的震动,远不如当年的《神州集》,但也是美国当代诗不可不读的一部“作品”。就文笔之优雅洒脱而言,我个人认为其他英译《诗经》几十种,无人能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