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藩镇
【不念经的和尚】
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在任上，他的手下秘不发丧，拥立其弟王承元以都知兵马使身份接管军政大权。在宪宗手里被打得老实了一阵子的藩镇又有了复活的迹象，真所谓三天不打皮就痒。
我们知道藩镇之间虽然有共同利益，但也存在较大的离心力。他们已经不像当初的胖子安禄山那么冲动，一口气打下长安。这时候的藩镇无意于争夺皇位，并不热衷于攻取长安，称孤道寡，而是满足于控制自己的地盘，或找机会扩大地盘，以便在地方上称王称霸。他们担心中央组织兵力消灭他们，也担心邻近方镇，强大起来以后吞并自己，因此方镇之间较少联合。他们之间互相不信任，不互相支持，因此也难以取代中央。他们并不积极支持中央消灭其他方镇以免自己陷于独立地位，而是希望维持现状。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职任得到朝廷合法的承认，每个节度使都孜孜以求，想取得朝廷正式的任命，朝廷若不加任命，他们认为是不正常的。
既要安抚他们，又要掣肘他们，这是唐朝皇帝这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
十月十六日，穆宗李恒授意组织部门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调魏博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成德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调义成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任左金吾将军田布（田弘正的儿子）为河阳节度使。
穆宗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权利上的重新洗牌，以此完全打乱镇将与镇兵之间的利益联结和感情纽带，从而削弱各节度使对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权，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等各种隐患。可见穆宗和他的班子成员在对待藩镇问题上还是动了脑筋的，想法也是完全靠谱的。如此做法既可以加强中央集权、又可以防止藩镇做大做强。
藩镇割据折腾到现在这种局面，已经不是小儿科了，否则德宗和宪宗也不至于被这个绝症搞得死去活来。要想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旧病没有医好，新的病魔又来缠身。
宪宗授予支郡刺史兵权以后，节度使的军事、财政权力都受到牵制。穆宗即位以后，藩镇部队长期不扩编并常常缺编，影响了其战斗力。正由于节度使的任命还受中央控制，唐朝后期，中央所任命的节度使一半是文臣，一半是曾担任过神策军头目的人，藩镇长官的地方色彩淡了。然而，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就早已不是
新皇帝新领导班子，新年新气象。
正月初四，穆宗改元“长庆”，同时宣布大赦天下，命令河北诸道重新修订中央“两税”的缴纳办法。
也就在这时候，幽州传来了让人大跌眼镜的消息。卢龙节度使刘总看破红尘，斩断红尘之根，要潜心向佛，一心做和尚。元和五年(810年)，刘总杀死父亲刘济，又杀死其兄刘绲，自己独掌了军权。唐廷不知底细，任刘总为节度使。刘总对中央阳奉阴违，与吴元济、李师道和王承宗等人暗中勾结。吴、李、王相继死后，刘总失掉支援，只好上疏唐廷，愿意接受中央号令。
如今时过境迁，是良心发现还是另有所图。要不然一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居然也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开什么国际玩笑。
就在穆宗和大臣们狐疑之际，消息很快得到了确认，刘总亲自打来报告，不愿意当挂名大老板了，希望唐廷能够批准他，让他后半辈子抱着佛经了却残生。
很快有消息灵通人士传话过来，这个刘总自从杀死父兄之后，过得并不开心，总觉得这个世界有鬼缠身。他内心的鬼不是别人，正是被他干掉的父兄，他们化身为血肉模糊的鬼魂经常来找他索命，搅得刘总坐卧不宁，生不如死。为了能够求得内心世界的安宁，他在府中养了几百个和尚，不分昼夜地做法事，以此来驱鬼。刘总先生每天忙完军务，就手捻佛珠身披袈裟混在和尚堆里诵经念佛。一天两天还行，天天如此谁受得了。搞到最后，刘总先生的神经都被折腾得严重衰弱。这样下去就算不被父兄的鬼魂杀死，迟早自己也会被吓死。天下事最怕心虚，心越虚，胆越小，刘总自悔前事做错，将来难免受祸，不如趁早金盆洗手，省得吃苦。
再见了，到手的荣华；再见了，刀光与剑影。刘总先生决定向自己的恶人生涯说拜拜，投入释迦摩尼的怀抱，开启人生新篇章。
穆宗对刘总强烈要求成为宗教人士这一做法并没有急于表态，他需要派人调研然后确认，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刘总既不是佛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又没有皈依佛门的资质，平白无故要去当和尚，穆宗并不怀疑佛门子弟，但他实在怀疑刘总的人品。毕竟有过前科，不要这边忽悠完佛主，那边就在背后磨刀要干掉他老人家。
如果刘总真像他自己所说的去当和尚，穆宗举双手双脚表示同意。
他做梦都想把刘总一脚从卢龙踢开，然后将该地管辖权彻底收归中央。但梦想实现得太过突然，完全没按常理出牌，这又让他陷入迷茫状态。穆宗试探性地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刘总为侍中，兼天平（治所在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同时将宣武节度使张弘靖调任卢龙节度使。
可刘总这回是铁了心要辞职，在庙里当个全职和尚。他连着向穆宗上疏，要求非当和尚不可，而且自愿把自己的官邸修建为寺庙，把家人和奴仆全换成清一色的和尚。直到这时候，穆宗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下诏赐刘总法名大觉，赐寺名报恩，并派遣宦官赠他一套紫色的僧衣。同时，穆宗还给他送上了天平镇的旌节斧钺，意味着太平镇的大门永远向刘总敞开，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时去那里主政一方。
还没有等到穆宗的使者和诏书，刘总先生已经迫不及待地剃了光头，披上袈裟。刘总撂挑子不干了，可手下员工怎么办。幽州的将士们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刘总一怒之下又杀了十几个人，然后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直接扔给了新接班的留后，自己连夜逃出幽州，当他的和尚去了。当和尚当到这种地步，佛主怎能不感动。第二天，手下的将士去汇报工作时才发现他们的刘总已不知去向。当年为了夺权，杀死父兄，如今为求心安，遁入空门。
刘总在当和尚之前给穆宗写了一封言辞凿凿的请辞信，在信里他提出了一个建设性意见，要求把卢龙一分为三，并推荐了三个领导候选人：张弘靖，时任宣武节度使，曾任宪宗朝的宰相，出镇河东时政通人和，深得群众拥护；薛平，时任平卢节度使，此人对朝廷忠心不二，更为关键的是他非常熟悉河朔的地方民情；卢士玫，时任权知京兆尹，这个人算是刘总老婆的娘家亲戚，虽然说举贤不避亲，但他一直在长安为官，算是穆宗身边的人，知根知底。
其实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就能得出，刘总并没有忽悠穆宗的意思，他提出的三分卢龙的建议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让穆宗感动的是刘总居然买一送一，又为他办了一件漂亮事。他把自己手下那帮脾气暴、打仗猛的猛将全部送到了长安城，请求穆宗能给这些猛人们一官半职，将他们收归中央。很显然，刘总这么做是替朝廷消除隐患，把这帮猛人置于穆宗的眼皮子底下，免得将来难以掌控惹下祸端。这还不算完，刘总又给朝廷献上了一万五千匹膘肥体壮的北地良马。
一切都安排妥当，自己也该到佛祖那里去报到了。刘总挥一挥袈裟，带不走一身罪恶。
三月二十七日，有人奏报在定州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死和尚正是刘总。谁也搞不清楚刘和尚是怎么升天的，是被父兄的鬼魂索命吓死的还是被人谋杀，或者是精神崩溃自我了断，总之是不明不白地死了，抛尸荒野。
刘总所做的这一切应该说没有辜负穆宗对他的期望，他给唐廷留下一个掣肘藩镇的发展的大好机会。但不要忘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穆宗显然是还没有准备好，让刘总先生白白浪费了感情。这时候穆宗和他的朝廷完全可以因势利导，把卢龙地区彻底改造为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区。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将得到大大的提升，等于在河北藩镇地区锲进一枚钉子。
穆宗李恒并没拿刘总的建议当回事，说狠一点就是他对帝国的政治事务并无太高的兴致，纯属玩票。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女人、倡优和美酒才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吉祥三宝”。
他并没有按照刘总提出的方案去实施，而是听从了宰相崔植和杜元颖的话，象征性地把卢龙一分为二，其中两个州交给了卢士玫，剩下的部分交给了张弘靖。
穆宗没眼光，除了自身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辅佐他的崔植和杜元颖二位宰相水平太差。杜元颖是唐太宗朝宰相杜如晦裔孙，父亲杜佐是个小官，但有才华的人并不总靠祖荫，唐德宗贞元末年（804年），年轻的杜元颖进士及第；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右補阙，召为翰林学士。史书说他是“辞臣”，或许主要因他文笔敏速佳颖，因而亦颇受唐宪宗称赏。最欣赏杜元颖的还是唐穆宗。穆宗李恒即位后，召杜元颖奏对思政殿，赐为中书舍人。820年冬，拜戶部侍郎承旨。长庆元年（821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也就是说自穆宗登极，不到一年的时间，杜元颖便混到了宰相的显赫地位。
崔植是德宗朝宰相（即所谓“先太傅”）崔佑甫的侄子。苏轼讥为“宰相崔植、杜元颖，皆庸人无远虑”，新旧唐书中，也对杜元颖作出“素不知兵、心无远虑”的评价。
二位爷压根没把和尚刘总从幽州送过来的那批将士们放在眼里，这帮大老远投奔过来的将士不但没有捞到一官半职，就连最起码的尊重也没有得到。他们每次拿着刘总开过来的介绍信到中书省要求安置，得到的答复就一句话——就业形势太严峻，先回家待业去吧。一来二回，这帮幽州将士不干了，本来大家都有工作，有房子，有票子，是刘总那个死和尚把我们忽悠到这里来的。说什么天子脚下，机会多，钱好挣官好当。
这还不算完，正所谓世情薄，人情恶。张弘靖刚到卢龙不久，唐廷就以为摆平了该地区，天下太平了，于是就来了个翻脸不认帐，发了点遣散费，将这帮幽州过来的猛人又打发回老家。大城市也不好找工作，一不小心就成了盲流，还是回家待着吧。
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这帮被唐廷视为社会盲流的幽州将士胸中装着一个火山离开了长安又回到了自己的根据地卢龙。哥们是来报国的，不是跑到大城市来讨饭的。
愤怒是一种力量，是即将挥出去的拳头。
这时候穆宗和他的朝廷还不知道拳头的杀伤力会有多大，更不会知道在返程之路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在用锥子似的目光，冷冷地回望唐都。
这个人名叫朱克融，原任卢龙都知兵马使，此人是当年敢跟唐廷直接叫板的卢龙节度使朱滔的孙子。
很快朱克融将用愤怒的拳头告诉穆宗和他的宰相们，盲流中也有夺命的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