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强硬，我比你更霸气】
狭路相遇勇者胜。这本是一句用在战争之中的老话。在商界的利益争斗中，这句话不仅同样适用，而且倍受企业家们推崇。的确，当你遭遇劲敌，被对方逼得无可退让的时候，你的态度就直接决定了最终的输赢结果。毫无疑问，勇敢、勇猛并且有谋略的人，肯定能够胜出；而懦弱、退让的结局，必将会使自己陷入绝境。
宗庆后领导着娃哈哈一路艰辛创业，其间也遇到过许许多多类似的考验。劲敌当前，他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一种针锋相对的硬气、遇强更强的霸气。这种常人所不一定具备秉性，早在当年娃哈哈产品刚刚成功推向市场的时候，就已在宗庆后身上强劲表现出来；而到了“达娃之争”爆发后，这种性格特质更是展露得淋漓尽致。
1992年6月5日，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南京的一家报纸突然刊登了一条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报道称娃哈哈果奶因不符合1989年国家制定的对含乳30%以上饮料规定的标准，而被当地食品卫生行政监督部门宣布为不合格产品，因此禁止再行销售，违者将被没收产品并处以重罚！
虽然只是一条篇幅不大的小消息，但爆炸性的内容，加上极其严厉的措辞，照样在南京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热销金陵的娃哈哈果奶竟是“不合格产品”？这结论还是直接把握着饮料食品监管大权的权威部门作出的！南京城里数十上百万计的果奶消费者顿时紧张起来，各地的报纸也纷纷对这条消息进行了转载。一时间，娃哈哈果奶的美名尽失，南京市场的销售几乎陷于停顿，每天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50万元，而且由此带来的恶劣影响还不断地向江浙沪等更多的地区蔓延。
危机突然来袭的时候，宗庆后正好在国外考察。
惊悉此事后，宗庆后真是又气又急。因为他很清楚，娃哈哈果奶作为一种新产品，根本就不可能有现成的国家标准可以依照。按照常规做法，这样的新产品都是先由企业自定标准，经企业所在地的省级卫生部门和标准技术监督部门审定后再依照执行的。而娃哈哈果奶是经过浙江省有关部门鉴定完全合格的产品。可是现在，居然有人用三年前的另一个标准当作紧箍咒，硬往新研发出来的娃哈哈果奶头上套。
其实在这之前，宗庆后早就听说过南京某食品监管部门的个别人执法不公的传闻了，当时，这位执法人员对另一种来自广东的果奶曾进行过三次质量抽查，结果也是均未达到那个对“含乳30%以上饮料”规定的标准，可是却从未见他要求该产品停止销售。而现在，他竟然换了另一副嘴脸，用同样的标准来向娃哈哈发难！
这其中的奥妙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可是生杀大权握在人家手中，你又能奈他如何？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时间沟通、协调，争取尽快平息事态，消除负面影响。
宗庆后一面指令留守在家的总经理办公室负责人杜建英赶紧主动上门，到各相关部门做好说服和解释工作，一面火速赶回国内。
为了尽早与南京市有关部门取得沟通，杜建英跟随杭州上城区的领导连夜赶往南京，可是协调的结果令人失望，南京方面坚持认为：既然国家标准缺失，你们的产品暂时不能销售。
真是太欺负人了！获悉谈判结果的宗庆后火冒三丈。当天夜里，他从机场风尘仆仆赶到家，来不及倒时差休息，就迅速向浙江省标准计量局等有关部门的领导汇报了此事。娃哈哈的不公正遭遇立即引起浙江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6月6日，也就是事发的第二天，浙江省标准计量局就此事专门致函江苏省标准计量局，指出用老标准来认定娃哈哈果奶有质量问题依据不妥，同时还具文请示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卫生部。
虽然浙江省标准计量局的请示报到了北京，但宗庆后觉得时间紧迫，不能坐以等待，必须主动出击，加强公关，争取支持。杜建英受命于危难，遵照老大的指令开始“跑步进京”。她一天一天地跑，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去协调，陪着笑脸，反复解释，一再证明，直到对方露出同情的神色……
转眼十天过去了，这十天对于坐镇杭州的宗庆后来说，简直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眼看着“南京果奶风波”的负面影响渐渐扩大，各地的销售量开始明显下滑，宗庆后真是寝食难安。而杜建英那边，还在艰难地做着公关工作。
6月17日，好消息终于从北京传来：国家技术监督局作出书面批复，同意浙江省标准计量局关于认定娃哈哈果奶有质量问题依据不妥的意见，并将批复意见转告给了南京方面。
6月22日，令人振奋的消息再度传来：国家卫生部卫生监督司也专门发文，同意娃哈哈果奶生产销售！
国家两大权威部门终于给了娃哈哈果奶公正的评价！听到这样的消息，不仅宗庆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全体娃哈哈的员工也都感到非常振奋。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就能了解。接到卫生部卫生监督司下文的南京有关部门虽然同意了娃哈哈果奶可以在南京销售，但却设置了一道新的障碍：要求娃哈哈果奶必须改换新标签才能上市，否则立即拉回。
“实在太过分了！我倒要看看，这些家伙究竟长了一副什么样的嘴脸！”忍无可忍的宗庆后决定亲自出马，去南京会会那些有意跟娃哈哈过不去的人。
6月26日，宗庆后赶到南京，与当地职能部门的有关人员坐到了谈判席上。
虽然面对的是大家都不敢得罪的主管部门，可宗庆后却丝毫不肯让步。既然你要把我往死里逼，我凭什么再向你退缩让步？所以，他一张嘴便显得咄咄逼人：“我们娃哈哈果奶从生产到销售，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都是经过严格检测把关的，所有的相关手续也都是合法齐备的。而你们身为执法人员，就这么不负责任地作出处罚，这对我们的企业将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所以你们应该公开向消费者说明真相，为娃哈哈彻底正名！”
“我们是按照国家标准来检验查处的，这并没有错。”对方态度也很强硬，甚至还罗列了一大堆专业标准数据，以证明他们当初的判决是正确的。
负责处理南京市场危机的公关部孙经理悲愤地说道：“办好一个企业，要经过多少人的艰苦努力啊！而毁坏一个企业，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如果我们的果奶真的是有问题，那遭受处罚我们无话可说，可现在，我们的果奶明明是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优质产品，连国家卫生部和质监局都发文支持我们了，你们却一再发难，这究竟天理何在？”
可是，南京方面的相关人员却根本不为所动，他们不仅拒绝发表声明为娃哈哈正名，而且还坚持要求娃哈哈果奶改换新标签。谈判在双方的各执己见中不欢而散。
南京谈判失败后，宗庆后愤然返杭，向杭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汇报了娃哈哈的遭遇，此事立即引起了市委书记和市长的高度重视。很快，杭州市政府派出了一个由一位副市长带队的“学习考察团”，前往南京协商有关娃哈哈的事宜。
两个市政府为一个产品的销售问题专门坐到一起协商，这又是破天荒的一遭。
7月6日，协商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南京市委、市卫生局的领导当即表态，娃哈哈产品可以继续在南京销售。同时，双方还达成一致意见，由当初对娃哈哈作出处罚的南京市有关部门出面，在《南京日报》上刊登这样一则通告：“根据卫生部最近的文件精神，杭州市娃哈哈果奶可以继续销售。因此，准予在南京市场销售。”
第二天一早，娃哈哈公关部孙经理满怀希望地跑到南京市卫生局，去拿盖好公章的通告，结果被告知当事人不在，下午他又赶过去，可还是空手而归。尚未离开南京的杭州市副市长得知此事后，立即又联系了南京市政府领导。
7月8日，南京市副市长专门致电卫生局，责令他们于当天中午前在通告上盖好公章，并要求在次日的报纸上刊出通告。
可是，正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虽然南京市政府的领导深明大义，怎奈下面部门的有些人却依然我行我素。结果7月9日的《南京日报》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通告刊登出来。
正当孙经理心急如焚之际，南京市的一位部长突然打来电话，婉转地探问通告是不是能改由卫生局出面刊发？
“这是我们杭州市政府领导和贵市的市政府领导共同商定的协议，我一个小小的企业部门负责人，哪有这个权利去决定是否可以更改协议内容啊！”孙经理用柔中带刚的语气回绝了对方。
又是两天过去了，直到7月12日，一则不起眼的通告终于在《南京日报》上刊登出来。孙经理仔细一看，差点喷出一口血来：出具通告的具名单位不仅由那个主管部门变成了卫生局，而且在原先商定好的通告内容后面，又添加了一句“并于8月15日后使用新的标签和说明书”！
也就是说，两市政府的领导协商了半天达成的意见，最后还是被下面的有关工作人员给擅自篡改了意思。通告具名单位的变化，使原本错误的判决变得模棱两可；而后面添加的那句限期更改商品标签和说明书的后缀，更是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并且继续为娃哈哈果奶的销售设置了障碍。
苦苦抗争了一个多月，眼看着曙光就要出现，没想到最后竟是这样的结局。想到由此将给企业带来的更大创伤，孙经理顿时万念俱灰，他觉得辜负了信赖自己的老大宗庆后，更觉得无颜面对娃哈哈的几千名同仁。
这天，一直深陷在自责情绪之中的孙经理悄悄地锁上房门，把满满一瓶安眠药吞了下去，他要以死抗争，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世人对娃哈哈的同情，换回娃哈哈果奶的清白。
所幸的是，细心的杜建英当时正好留在南京协助处理危机，她两天前就注意到了孙经理的异样，因此就多留了个心眼。那天当孙经理服药后昏迷在床上的时候，杜建英正好及时赶到，她赶紧叫来宾馆的保安，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了反锁的房门，把已经不省人事的孙经理火速送往医院急救。
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才得以挽救。
娃哈哈公关部经理自杀的消息，如一记惊雷在沉闷的夏季炸响，震惊的不仅仅是南京城，揪人心弦的余音波及到了全国。一时间，不知情的人们纷纷作出各种猜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甚至传言，娃哈哈公关部经理是因为产品出问题而畏罪自杀！
宗庆后被激怒了！看来，要想扭转被动的局面，就必须主动出击，借助媒体的力量，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从舆论上彻底占据主动。
而这对宗庆后来说，根本就是驾轻就熟的事情。只是不到关键时刻，为人低调的他是不愿意轻易使用媒体力量的。可是这一次，已到了非出手不可的时候了！
他指挥手下草拟了一份充满悲壮气息的广告词，题目为《娃哈哈果奶痛别南京！》
这份特殊的广告很快被分别送到了南京市的几家报社和电视台。几大媒体的负责人一看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要在报纸上做这样的广告，都大吃一惊。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几家媒体都对娃哈哈表示非常同情，他们希望娃哈哈收回广告，不要离开南京。
对于媒体的劝说，宗庆后除了心存感激，也体谅到了他们的难处。虽然他们都很同情娃哈哈，但毕竟是和处罚娃哈哈果奶的单位同处一城的，要他们刊登这种“胳膊肘向外拐”的广告，也的确有些为难他们。
可这事是绝不能善罢甘休的，既然南京的媒体力量依靠不了，那我就依靠自己！宗庆后的倔劲上来了，他亲自动手，起草了一份措辞更为激烈的《我们的声明》，准备制作成大字报，然后调集50辆大客车，贴上大字报，并用黑纱把车子覆盖起来，开到南京的大街小巷去游行，以此来向世人宣告：娃哈哈果奶正式撤离南京城！
不过，这个意气用事的方案最终并没有实行，娃哈哈团队中不乏临危不乱、沉着冷静的有识之士，他们向宗庆后分析了利弊，那样做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有可能会造成杭州与南京两市之间的矛盾，给支持娃哈哈的两个市政府带来不必要的误会。
最后，宗庆后采纳了一个折中而又比较稳妥的方案：召开媒体见面会。
这是一个既明智又厉害的高招。在媒体见面会上，宗庆后用他那特别富有感染力的演说，一五一十地介绍了娃哈哈果奶在南京的不公正遭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企业面临困境的焦虑和激愤心情。真情流露的诉说，顿时博得了来自中央和省市各级媒体记者的同情，这些以“报道真相、主持公道”为己任的无冕之王们，都表现得义愤填膺，发誓要揭露真相。
浙江及杭州的各大报纸率先对娃哈哈果奶在南京的遭遇做了报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紧随着披露了南京风波的真相。其中最具震撼力的，就是1992年7月3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通讯《石头城里的“果奶风波”》，这篇通讯用客观的视角，向读者披露了南京果奶风波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之前被各种流言搞得晕头转向的消费者终于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在这篇通讯的旁边，还配发了观点鲜明的短评《要服务不要设阻》，对那些囿于陈规陋习、从本地利益出发，消极地管与卡，甚至不给好处就找茬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评。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原本态度强硬的那个管理部门终于偃旗息鼓，娃哈哈果奶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了南京市场上。
南京危机，虽然令娃哈哈遭受了上千万元的损失，但却由此赢回了无法估量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口碑。宗庆后在逆境之中不仅没有退缩妥协，反而针锋相对，强势出击，通过对权利和媒体的独到运作，终于成功地扭转劣势，化险为夷，这种突破常规的商战胆略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与遐想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