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耻政客——王世充】
那么，与窦建德并列一传的王世充则只会让人作呕，他最后的身败名裂也只能用活该两字来形容。王世充奸诈、阴险的一生，简直是一个无耻政客的标准件。
王世充本姓支，西域胡人，因母亲改嫁王氏，所以改姓王。王世充不同于窦建德之处，窦建德是个泥腿子出身，没有多少文化知识，而王世充还是很有才学的。他不仅懂得儒家经典，也精通历史，还擅长兵法和法律，甚至明了龟策、推步之术。这龟策、推步之术，听起来很专业，其实就是算命之类的事。王世充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嘴皮子特顺溜，善于辩论（“辞议锋起，众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这是一个玩政治的人，最基本的素质，也是傍身的法宝和利器。
王世充经常舞弄法律条文，以为己用，倘有驳难的，王世充就文过饰非，诡辩一番，大家虽都认为他是错的，却又没无法驳倒他。像所有的政客一样，王世充拍马屁的高手。大业（公元605年至618年）中，王世充为江都丞，兼领江都宫监。当时隋炀帝游巡江都。王世充抓住机会，花大力气修饰亭台楼阁，以投炀帝所好，还暗暗搜集远方的珍奇宝贝，献给炀帝以取媚，“由是益昵之”。因而他向炀帝言事，炀帝每次都“称善”。作为一个政客，他当然明白狡兔三窟的道理，决不在隋炀帝这一棵树上吊死。在向炀帝表忠心的同时，他还不忘阴结豪杰之士，收买人心，有江洋大盗被关进监狱的，他就枉法释放出去，“以树私恩”。
作为一个职业政客，王世充的“本色当行”就是作伪。作伪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作伪，不作真。
王世充像一个出色的实力派演员，做功十足，假作真时，真亦假，活得挺累。
大业十一年（6I5年），突厥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当时王世充为江都丞，就尽发江都军马前去“勤王”赴难。一路上，他蓬头垢面，天天悲泣无度，而且从早到晚不脱衣甲，夜间睡在草堆，表示君王有难，自己不敢舒适。
炀帝听说后，“以为忠，益信任之”。一代奸雄如炀帝，也被王世充下了“药”。他当时绝不会想到，几年后，正是这位忠字当头的爱卿，把他的儿子赶下台，自己无耻地穿起了龙袍。
隋末大乱，王世充也等来了自己的机会。
而做了“皇帝”后的王世充，更是把作伪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做了皇帝后，每次上朝，总是谆谆教诲，说了一遍又一遍，罗嗦重复个没完，以此来显示他的勤政，以致百官听得疲惫不堪。他还带着不多的几个人，骑马上街，也不命百姓避开，按辔徐行，边走边对老百姓说，过去隋天子深居九重，下面的事情就一点也不知道。我不是想做皇帝，实在是想为老百姓办点事。你们上书言事，我都要亲览，与士庶百姓共理朝政。怕大家上书为中间环节堵塞，我就在顺天门置座听朝，现场办公。老百姓一看这么个作风踏实、深入民间的皇帝，觉得真是不错，于是纷纷上书言事。但王世充根本来不及看，几天后就再也不来现场办公了，因为骗取声誉的目的已经达到。
政客的一项基本功就是利用舆论来蛊惑人心，把自己的私心当作群众的呼声。在没有舆论可利用时，就干脆来“制造”舆论，在大众的名义下出售自己的私货。王世充显然对这一套心领神会，运用娴熟。
大业十三年（617年），王世充等利用李密为隋朝大破宇文化及。当李密刚打完大仗疲惫不堪的时候，王世充欲乘弊而击之。但刚封了人家官，靠人家救了驾，就来个翻脸不认人，卸磨杀驴，如此背信弃义，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于是王世充使出了假托鬼神、周公托梦这一招。他令立祠于洛水之滨，叫了一个巫师宣布说，周公令仆射（王世充）讨伐李密，必定大捷，否则满营士兵都将染瘟疫而死。王世充的军队多是楚人，最听信巫师。巫师传言一出，不用王世充下令，纷纷请战。于是一场背信弃义的攻击，成了上天的旨意。
王世充是个好演员，演技也确属一流，但在当时还是被人识破。他在破李密之后，被封为太尉。刚一上任，就在府门口煞有介事地立了三榜：一是求有济世之才者，二是求武艺高强可以阵前立功者，三是精通法律能昭雪冤屈的，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这当然感动了不少人，上书陈事的，每天有数百人。他开始几天坚持每一件都亲自批阅，对上书者也热情接待，还多次来到军营中间，对士兵们殷切慰问。但违背本性的事终究难于持久，几天样子一做，等御用文人写起了皇上事必躬亲关心民间疾苦的报告文学，他就停止了“彩排”。如此做作，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心口相违，颇以怀贰”。事实上，正是他的政客作风，使得他众叛亲离，迅速走向了败亡，这和窦建德以义聚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三月，王世充做上了相国，封为郑王，加九锡后，就想做皇帝了。但他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阴谋篡位又要说成是众望所归，于是又使出了奉天意这一招。一个叫做桓法嗣的道士捕捉到了郑王的心理，献了一个叫做《孔子闭房记》的东西，好像是一幅图画，上面画着一个人手持木杆在赶羊。这个道士解释说，隋朝的皇帝姓杨，一个木杆就是王字，这说明在隋朝的后面就是王姓得天下，所以相国应该取代杨氏为天子。王世充很高兴，让这个道士当了谏议大夫。为了制造舆论，王世充让人抓了许多鸟雀，在绢帛条上写下对自己当皇帝有利的文字，绑在鸟颈上，然后把这些鸟放飞。结果有人再度抓到这些鸟，就来报告，说飞鸟颈上有如此这般的字条，真是不可思议，难道这是天命之征吗？王世充就大赏这些捕鸟的人，于是有更多的人再去捕鸟。如此一番舆论准备，如果王世充不不干皇帝就变成有违天意。于是王世充在强奸了民意强奸了“天意”后，就顺理成章地在这一年的春天废杨侗，伪造禅让的诏书，做起了皇帝。
王世充当上皇帝后，一度也想好好工作，干出点成绩。开始听政的时候，他装得很认真，可是没过几天，就装不下去了，每天要处理的朝政千头万绪，这么活着太累了。刚开始也学着亲民，走到大街上，并不像其他皇帝和官僚那样动不动就清道。他对老百姓说：在大家心目中，皇帝总是鼻孔朝天，高高在上，不了解民间疾苦。我王世充不是贪图地位的人，我的主要任务是来拯救百姓。虽然我是个皇帝，但同刺史一样，凡事亲自过问，与百姓一起评论朝政。因为担心宫闱制度严格，百姓有事不能上达，所以决定在宫外听朝。
天听到这个消息，老百姓群情振奋，以为上天掉下来个好皇帝！于是每天上书的人有几百名，涉及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王世充咬着牙坚持了几天，最后实在扛不下去了，开门纳谏还是变成了关门歇业。
王世充是个好演员，但没有人愿意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到一个只会演戏的皇帝手中。洛阳城内许多人开始叛逃，而位居关中的李唐成了他们争相投奔之所。王世充也撕去了温情的面纱，挥舞起铁血大棒。他设立了五家相保制度，就是说只要有一家逃亡，四家诛连。他规定：凡领兵出战者，先把家属押往宫中做人质。
王世充和窦建德两人的性格、为人、行事作风截然不同：一个是“上则谀佞诡俗以取荣名，下则强辩饰非以制群论”，一个是“义伏乡间，抚驭士卒，招集贤良”。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的结局却差得不多。他们是在同一个时间在相近的地点败给了同一个对手一一秦王李世民。
如果说，窦建德、王世充的为人一个极正一个极邪都走向了极端的话，那么，李世民则正是在这正邪的两端的中间。他当然也讲义气讲感情善抚将士能得人心，却不像窦建德那样感情用事，将一生的事业乃至身家性命全押在这“义”字上头，竟会为一次无谓的几乎是可笑的义举而成了阶下囚。
李世民的义气更多地像一次投资，显得冷静而成熟，因而总能得到超值的回报一一贞观年间的名臣们大多是他招降纳叛的成果。这可能没有窦建德行义那样的纯洁与高尚，却更有效果更有好处一一无论是对己还是对人。
李世民也会使权术甚至阴谋，但他往往仅仅是作为一个手段，一种为更快地更直接地实现远大目标而使用的技术。就像学会了正宗的“九阳神功”和“太极拳”的张无忌偶尔用一下邪派的“乾坤大挪移”，威力更加势不可挡，而且也很难从道德上来加以指责。
李世民身兼正邪两大神功，有窦建德、王世充两人之长而无两人之短，最后窦建德、王世充同时败于李世民之手，只能说是公正合理的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