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如此，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射到贝多芬这个个体身上，我们就会发现，生活中，或者生存中的贝多芬，是非常不幸的。他有一个嗜酒如命的父亲。从贝多芬四岁开始，磨难就降临，这个以酒为粮的父亲常常在外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回家之后的唯一消遣，就是把贝多芬从床上拖起来，然后乘着酒兴，高高兴兴地，或者极端不高兴地，把贝多芬揍一顿。邻居常常在凌晨，听见小贝多芬凄凉委婉的哭声。之后，这个酒鬼父亲就把贝多芬扔在钢琴旁边，一边醉眼蒙眬，一边张牙舞爪，虎视眈眈地看着可怜的小贝多芬。贝多芬一边疼痛地哽咽，一边半睡半醒，无处可逃之际，只好在钢琴上敲打琴键，四岁的孩子就这样，像个沧桑满怀的老人，或者是一只受伤的驯鹿，与苍茫的时光和孤独的自我展开搏斗。别人的童年，常常都从幸福的回忆开始，贝多芬的童年，却常常以灵魂与肉体的摧残展开了交响乐的序曲。也许，英雄的出生与成长，常常有别于众生，不然，怎么能够称得上英雄。就这样，贝多芬在艰难的煎熬中，终于走出了梦魇般的童年。也许，英雄可以被扼杀，但是不能被打倒，这话放在贝多芬身上，是一种最有力的印证。贝多芬虽然在艰难中走出了童年，但不幸却像贝多芬的兄弟，只要有光芒的地方，就有不幸的身影。苦难，也紧随其后，就像贝多芬身上顽强生长的器官。十五岁，贝多芬就饱尝了人间的艰难，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贝多芬就一直惦记着要自杀。这个念头像痼疾一样，并一直伴随贝多芬的终生。
随着时光的远去，贝多芬始终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年岁渐长，疾病就随着时间，像蛊虫一样，紧紧附在贝多芬身上。生活拮据，生命孤独，多次失恋，使贝多芬陷入生命中的绝望低谷。特别是在从波恩到维也纳之后，贝多芬就像一只丧家犬，居无定所，四处飘荡，生命就像空中漂浮的蒲公英。进入晚年之后，生存的每一分钟，对贝多芬来说，都是磨难。贝多芬经常彻夜咳嗽，常常难以入眠。以贝多芬自己的话说：“每天夜里，不到三点，我是不能入睡的。”胃和肝的剧烈疼痛，还有肺炎、黄疸病，以及肿胀的身躯，这些常使他卧床不起。最后是肝肿大、硬化。作为一般人，早就躺在病床上奄奄待毙，或者早就在医院里，诅咒光阴的黑暗，感叹自身的不幸，抱怨上帝的偏心。但贝多芬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居然坦然面对。而且，一方面与生理的残破自我搏斗，另一方面，以精神的飞翔自我搏斗，两者交织在一起，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得见、听得见的贝多芬，也成为了我们永远感动的贝多芬，更成为了人类天空里永恒的贝多芬。
我常常想，是什么动机支撑了贝多芬苦难而又伟大永恒的一生？是宗教，哲学，还是苦难？还是贝多芬本身英雄和神性兼而有之的内在气质？贝多芬的出现难道是神的旨意？在贝多芬的音乐面前，也许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苦难造就了英雄，磨难诞生了音乐。当年耶稣就是看见了人类的苦难，才挺身而出，以自我牺牲拯救人类的精神良知，指引人类的未来。今天，我们在贝多芬那里，只有感动，只有心灵的感动。但贝多芬的心灵理念究竟是什么，我们却不得而知。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也许可以成为贝多芬内在理念的基本佐证。加谬说：“对自己（对人类）苦难处境的清醒认识，给西西弗斯带来了痛苦，同时也造就了他的胜利。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绝没有任何命运，是不能被藐视并战胜的。顶顶重要的是，不要对上帝有任何期待，面对残酷的命运，要有清醒的意识，要对它表示蔑视与对抗。”贝多芬的内心，也是就是基于这样的动机。贝多芬从音乐那里，找到了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又在音乐中，找到了与众生相通的基本桥梁。黑格尔说：“音乐就是精神，就是灵魂。”正是这样，贝多芬走上了这条永生的不归之路。音乐在贝多芬那里，就成为了观照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贝多芬在音乐那里，也找到了与人类精神的对话。现代英国音乐心理学家P. C. 布克曾经说：“音乐不会使你富有，但会使你幸福；它不能拯救你的灵魂，但会使你的灵魂值得拯救。”也许，贝多芬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通过贝多芬传达了他神秘的旨意；我们通过贝多芬，认识了上帝的博大与残酷、慈祥与随性。
20世纪德国杰出的物理学家兼自然哲人普朗克说，尘世间最高的善，就是获得内心的坚定和持久的灵魂的宁静。而音乐正是表达了这种善。我们从音乐出发，又回到音乐；我们从理念出发，又回到理念。当人性成为最高的视界，贝多芬就站在我们面前。我的理解是，贝多芬音乐的最大功用和伦理价值，就是让弱小、迷惘、孤苦无告的灵魂，学会抬头，仰视浩淼博大的天宇，学会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悲剧性的人生，并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筑起一座永不沦陷的堡垒。与此同时，学会内省，学会灵魂的恬然观照。在贝多芬这里，宇宙才是他的倾吐对象，而这种倾吐，又以壮美、庄严的旋律来展现。在此，贝多芬的音乐不仅表达了人类的丰富感情，而且陈述了人类的深邃思想和伟大的时代精神。1812年，贝多芬如此写道：“继续努力吧，不要单纯从事艺术，还要渗透到它的最深的内容中去；它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因为只有把艺术和科学结合在一起，才能把人提升到神明的境界。”在贝多芬这里，神明的境界是最高的境界。当我们从宏观或者微观来分析贝多芬的音乐，我们无疑会看到：贝多芬的音乐，实质上是德国哲学思想的基本载体，是那个灿烂天空里不可多得的奇异花朵。我们以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为例，这一章可以说是贝多芬诗化哲学的最高典范，这个乐章的主题，在乐章开始的时候由带弱音器的弦乐器齐声咏唱出来，随后出现钢琴声部两次诗与哲学的独白。这个充满宗教感的基本主题，经历了两次极动听的变奏：一次由钢琴，一次由木管乐器奏出。演奏这首协奏曲的车尔尼激动地说，贝多芬在构思创作这部凌跨群雄、旷代绝笔的第二乐章的时候，脑海里经常出现香客朝圣的合唱场面，这种场面嫁接到协奏曲中，魅力非同一般。这点，与德国浪漫派诗人兼哲学家诺瓦利斯的主张完全一致。诺瓦利斯认为，人生应该浪漫化，并尽量洒脱面对世界。我们都知道，西方古典音乐的本质，往往是作曲家陈述自身潜意识中的种种感受，并把这种感受以诗化的形式展现出来；与此同时，作曲家的体验、心理流变、内外阅历，以及灵魂所经历的种种，通过音乐的方式强力地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出来的部分，就成为我们今天大音无闻、大道无形的部分。
多年以前，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当我听到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的时候，我只有震撼，我发现自己呆在那里，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后来，我去找资料，我才知道，贝多芬这首曲子作于1803年。在1802年的时候，贝多芬经历了人生中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失恋、耳聋、悲哀、孤独，全方位地到来，而立之年的贝多芬几乎束手无策，最后经过异常艰苦的挣扎，贝多芬终于战胜了它们。通过了自我崩溃和人生昏暗的低谷之后，好不容易才暂时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正如哈姆莱特说的，“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把它重新整好”。在这首曲子里，英雄的贝多芬给我们展现了一种天地间的浩气：魄力、志向、气质、韵味。贝多芬用他惯用的方式，把英雄气概抒发得淋漓尽致。在这首曲子里，柔情与欢乐、明朗与悲伤，相互展开了强有力的生命搏斗。悲伤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壮美；浪漫与柔情紧密结合，给我们铺展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特别是第一乐章的副部主题，典型的法国浪漫精神和充满诗意的甜美柔情，像一幕宏大的生命叙事。贝多芬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没有宿命，你要成为什么人，全在你自己的选择。这点，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一个心灵坚强的人，即使跌倒了，也比一个站着但软弱无能的人要高些。懦夫在他死前要先死去一千次，而勇士只需经历一次死亡。后来，听了他的《命运交响曲》（此曲作于1807年），我知道，这是继《英雄交响曲》之后的进一步沉思。在《命运交响曲》里，贝多芬一开篇就给我们一个庄严的主题（第一乐章一开始只有四个音，而且三短一长），然后说，听，命运就是这样来敲门的。命运是无法更改的，又是难以预测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被看不见的、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所左右，这种神秘的力量就是命运。在这部作品里，贝多芬要表达的命运，当然不仅仅是个人局部的，而是整体的，即：人与自己、与自己内在的矛盾，以及人与大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不自觉当中，构成了人的命运基础，以及相互演变的背景。比如英雄与懦夫。懦夫屈从于命运，英雄却公然与命运叫阵，与命运对抗。在此，贝多芬的用意不言自明：让你获得一个洒脱的人生，鼓舞你在困境中站起来，英雄之所以显得伟大，那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站起来！这是贝多芬的呼唤，也是《命运交响曲》的本质。人和命运永远矛盾，关键就是看你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这些感悟，便是贝多芬音乐给那时的我，现在的我，或者将来的我，一个灵魂上的指引，或者退路。
我有时想，贝多芬为何只能出现在德国，而不在其他国家，更不在中国？如前所述，任何英雄的诞生，都需要有英雄诞生的土壤或者天空，贝多芬只能是德国的产物，这是唯一的。正如卡夫卡只能在奥地利，亨利·米勒只能在美国，老子只能在中国一样，这也是命运，而且是宿命。当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成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这个国家的精神，或者灵魂领袖，就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的了。我不敢说贝多芬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但至少我自己，常常被他的音乐镇住。正如梅纽因对贝多芬和巴赫音乐的评价：“我第一次听《英雄交响曲》和《马太受难曲》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它使我永生难忘，我简直惊呆了。音乐竟有这么巨大的力量，如此深刻，如此激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