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世纪50年代，美国流浪汉文学的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灰色狂徒，他最大的梦想，就是通过游走的方式，证明生命的流动与存在的嫁接与转换。他在流浪汉文学《在路上》（On the Road ）一书中写道：在路上的感觉，真他妈好！我耐不住寂寞，总是要上路。语言与行为的极度嚣张，是这本书的根本。这本书给当时的美国文坛扔进了一块充满魔法和反叛的石头。就因为这种流浪，这个狂热的家伙把他流浪的经过，通过狂热的方式狂热地发泄出来：在打字机前尽情狂敲，一卷长长的打字纸（120英尺），在不经意之间就被这个家伙敲得精光。据说，整个过程只用了三周多一点的时间，足见其奋亢的程度。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书稿经过了六年的艰苦流浪，最后还是出版了。而凯鲁亚克也最终实至名归：成为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始祖之一。与之相应的还有爱伦·金斯堡（Allen Ginsburg）（《嚎叫》），威廉·巴罗斯（Williams Burroughs）（《裸体午餐》），塞林格（Jerome D. Salinger）（《麦田守望者》）等。他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背包革命”的团队，在路上，尽情流浪——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癫狂激情，精神分裂般的革命流浪方式，纵横飙走于美国次大陆。他们从东到西，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沿途所见，尽装囊中：各种冒险，各种刺激，各种艳遇，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常态的与变态的，可思议与不可思议的。在凯鲁亚克看来，生命的流动就是生命的革命，“在路上”就是对生命本体的自我张扬。不管这种生命流动将以怎样的方式完成。这家伙在这本充满了放荡与艳遇和反叛嚣张的书里，大肆鼓吹了一点，就是：在路上的感觉，真他妈好！
生命始终在路上。一个刚诞生或者一个刚死去的，都在路上，只是方式不同。村上春树说，死亡不是生存的对立面。这话有些黑色幽默。但仔细想想，又在情理之中。日本民族最大的特点是忧郁。因此，在黑暗中盼望光明，在光明里盼望黑暗，又是这个民族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我们读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德富芦花、东山魁夷、大江建三郎等等，都会发现这一点。只是作为一般人，我们又难于理解。作为死亡本身，死亡就是死亡，生命就是生命。佛经上说，人死如灯灭，人生都在幻影中，这话对充满欲望的人来说，具有反思布道的作用。
但对于芸芸众生，可能或多或少有些负面影响。在我们看来，生与死永远相悖，没有调和的可能性。但在哲学家或者理念学家那里，生命的形式不仅可以转化，而且还可以永生。我们从黑格尔的理念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甚至罗素的冷漠哲学，以及胡塞尔的现象论中，都能体会出生命的本体，在实质上就是社会行走的本体。当年希特勒听瓦格纳的音乐就禁不住激动，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瓦格纳在无意识当中颠覆了时光中的某些东西。正是因为这种颠覆，我们今天听贝多芬，听勃拉姆斯，听柴可夫斯基，仍然浮想联翩。而这些，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实质上生命的流动，是生命本真的流动。印度理念大师奥修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反复强调一点，就是，生命要在静止中流动，才会更加充满生命喜悦的能量。保持住生命的本我，就能永恒。但这个本我是什么，怎样才能保持，却不甚了了。但大体上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生命的前提必须要流动，无论你以哪种方式保存或者浪费。在奥修看来，生命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之间，存在一种桥梁，这种桥梁既可以把生命打碎，也可以使生命再生。生命的根本就是内在的和谐。这种和谐是生命行走的唯一旨归。这种和谐当然与凯鲁亚克所提倡的几乎相悖。凯鲁亚克在书中说，不惜一切代价和方式，自我快乐，打破一切常规，让自己充分享受生命的本能。这种在路上的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打破一切成文或者不成文的东西，让一切流动起来，使自我充分享受生命里的每一分钟。这当然是一种享乐，一种颓废主义的极度享乐。不用说，这样的结果肯定是对人性本真的颠覆，仅仅剩下生物体内在自然的宣泄。但不管怎样，凯鲁亚克在那个时代基本上颠覆了美国的文学走向，撕破了文学的假道学嘴脸。这无疑是一种伟大。在路上，真他妈好！凯鲁亚克式的语言，充满了反叛的乐趣。
当我们对生命理念中的某些东西无法拒绝的时候，我的观点是，不妨接受。当一种体制存在得太久，必然钳制社会的整体发展，这时，就很有必要出现新的东西，打破常规，打破固有的观念，进行全新的整合或者革命。翻开世界的历史，我们就能明确地看到这点。中世纪的黑暗，特别是伦理上的黑暗、理念上的故步不前、宗教观念的呆板，消灭了许多人的妄想或者梦想。在此前提下，才有文艺复兴，才有达·芬奇、薄伽丘、提香等巨匠的不遗余力，才有马丁·路德勇敢的宗教改革。正因为有这场伟大的宗教革命，才产生了后来的新走向，中世纪的某些黑暗才从真正意义上被打破。与此相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较早的亚述帝国、马其顿王国、古罗马帝国、埃及的强盛与衰亡时期。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的整体发展被阻碍，部分精英们在黑暗中看见了这种绝望，才奋不顾身挺而走出。革命，成了唯一的出路；等待，只是一种死亡，或者是变相死亡。在这种前提下，他们提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反叛精神。正如河流的走动，如果河流不流，河的意义已经消失。生命不流动，生命的整体意义也已经消失。一个政体，如果固执地守住自己的理念高地，排斥一切有可能颠覆自己的新思想、新理论，这种政体的唯一结果是：灭亡只会来得更快。这样的事例在历史长河中，举不胜举。当年英国占领北美大陆的时候，妄想用自己的方式统治这块领地，并自号为日不落帝国。结果，北美的独立战争打破了英国佬的春梦；当年晚清政府在暮色苍茫中自称为东方神圣大帝国，结果帝国主义的枪炮轻轻松松打到了门前，晚清政府面对这种伟大的气势，不得不把辫子放下来，再放下前肢，像只美丽肥胖的老绵羊，肉肉地趴在地上，高高地翘起后半身，说，大人先生们，请你们把我们像一只沉默的羔羊那样烤了吧。帝国主义们拍着金黄的胸毛说，先把大门打开！晚清政府颠着病态的小脚，不得不咬着牙，亲自前去打开大门。西方大量的鸦片在沉默与鄙视中，像一群群美丽歹毒的蝴蝶，飞临晚清政府这片沉寂而又富饶的土地。当我们打开这段历史，就会看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灾难——整个一个凝滞与流动的矛盾结果。对此，我们说，晚清政府不是在路上，而是在被窝里，并用被子蒙住了头。
我们再回到凯鲁亚克这本反叛的书。“二战”之后的美国，一大群人找不到归宿，特别是在精神上，他们没有安全感，没有心灵的皈依，整天的晃荡使他们几乎看不到前景。骚乱的社会与阴郁沉闷的生活，使许多人无法忍受，他们又根本找不到自我的位置。这帮人不得不在无所事事中寻求新的兴奋点，生活中的刺激已经激不起他们的基本欲望，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黑暗或者黑夜的提前到来。不知该往哪儿去，就成为这帮人的共生状态。爵士乐、大麻、性、虐待狂、被虐狂，交叉衍生，使人们在暂时的苦恼中缓解了一部分压力，但最终还是让人们在沉醉中慢慢厌恶。一些人为了寻找新的刺激，不惜铤而走险；一些人为了追求全新的变异，不惜以身体和生命为赌注；还有一些人看到战争的阴影仍然在黑暗的上空徘徊，整天提心吊胆。凯鲁亚克毫不例外在这场旋涡中挣扎。这场世纪性的灾难在沉默里，冷冷地看着人类相互折腾。冲动、放荡、不拘一格，成为这个时期美国的特征。这种背景无疑成为凯鲁亚克内心冲动的土壤。发动这样一场伟大的流浪运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具有先验意义，因此，凯鲁亚克说，哥们，上路，于是就上路了。至今我们都能想象出，凯鲁亚克们在美国全境所卷起的那场狂飙突进运动，这种声浪直接波及墨西哥海岸。书出版后，凯鲁亚克作为一种流浪象征，成为了“在路上”的代名词。随意，率性，我写故我在，成为新文学的基本标志。凯鲁亚克，这个伟大的流浪汉，就像一盏瓦数较低的灯，在荧荧之中，模模糊糊闪烁着。许多梦幻，许多梦幻背后的生灵，在这灯火摇曳中，不自觉地握紧了手中的笔。
在路上，一种漂流的美好生存状态，一道凝重迷人的生命风景。当我们面对每天的阳光、风雨、黑暗、明亮，我们都会明白，生命的流动，就是精神的永恒。在路上，真他妈好！当时光在闹哄哄中悄然沉寂，当人类的基本欲望越来越嚣张，又越来越艰难，自然的神剑总是在无意当中发出决然的警告，每到这时，我们都不得不回过头去，看着黑暗里的河流，看着天上迅疾的云，看着远远到来不再生长的花朵……凯鲁亚克除了《在路上》以外，还有一本《达摩流浪者》，这本书是献给中国唐代两个著名的诗僧寒山和拾得的。
他们的禅诗在20世纪被西方汉学家大量翻译，对当代美国诗歌影响甚巨，而且通过垮掉派的推广，他们的疏狂漫游、沉思顿悟的生活更成为了许多人的理想。特别是经过哲学与理念的嫁接，构成新的载体。凯鲁亚克在这近似于波希米亚式的疯狂中，完成了自己整个人生的心理走向：孤独、纯粹，忠于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