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秋老师：你好。
九月十一日两信均收到，读后十分感动。你这样认真地对待和爱护“许”稿，使我深深敬佩。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你是我遇到的又一位良师。记得年轻的时候，友欣同志就曾这样逐字逐句对我提出严格要求。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
所摘抄的段落、文字，看来的确是改得欠妥，或至少是没有必要改。这个问题，有些是当时我看出了的，有些是没有看出来的。只有部分比较严重地脱离原作情调的地方我批上了“不必改”的字样，供晓凡同志编稿时参考，而相当多的地方，确是我默认了的。当时我没有坚持，一则是尊重编辑的意见，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尚不成熟的作者，不应该太固执己见，也许编者比我高明(的确，晓凡同志是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编辑，在“精练”二字上功夫很深)，所以就同意那样改了。比如第五章连云场上，四姑娘出入百货商店时以及后来在场口与金东水分别时，原稿写了两个不知姓名的母女的三次出现和三次不同的反映，这个，我原来写上它，是为增添一种情调，增加一点生活实感。晓凡将这些文字全部删去了，我曾稍为表示坚持，但他认为这个没有必要保留，应该从“精练”上考虑。我想也是。我的稿子有许多不够精练的地方，仅仅是一个刚刚脱手的初稿嘛！
的确，在有些地方，改得如何，我未加以认真品评，没有看出什么来。这些，当然我自己负责，不能怪晓凡，他是一心想为“许”增色的，只是文字上显得枯燥一些罢了。
这里，使我想到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怎样合作的问题来了。前日李仑同志(《四川文学》编辑)到简阳来了，和我讨论两个短篇的修改，这是原来放在他们那里的稿子，因为现在刊物打算“解放”一点思想，于是打算用，但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我听了之后，有一篇《勿忘草》的意见能接受一些，可以改，另一篇《甘家的甘大爷》的意见，我却怎么也接受不了，当场就表示不能改。不改他们就不发，不发当然就算了，只有如此而已。李仑和我是老熟人了，我们争论意见可以不需考虑“关系”？可以随便谈。在重庆，我多少有点胆怯，或者叫做自卑吧。
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是很不容易的，要比较明确地判定自己写的作品的优劣，也很困难。我总是常常告诫自己，要谦虚谨慎，要处处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方面，有时做得不够，有时候，又做得过了头。我倒是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究竟这篇东西的缺点有哪些，问题在什么地方。包括我曾有的作品吧，症结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更成熟一些，我知道你一定不会不给我指出来的。比如，许茂这个人物，尽管花了最多的力气，却并未达到原来想到的那样典型的程度，这一点，我一直耿耿于怀。在重庆讨论稿子时，有人认为小齐这个人物，写得太夸张了一些，我则不那么认为。虽然对于形成小齐性格的典型环境还描写得不够充分(这个不是这本书的主要任务，我将在另外的作品中写到)，然而那种表现是并不过分的，确实是生活中大有人在。这种青年，自以为是“主流”，现在而今还不觉悟呢。“四人帮”的极左流毒所毒害的青年，在我们农村干部中，比比皆是。在城市青年干部中，也许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尤其是那些不愿思考的“半罐水”。这个人物我基本上没有改动，有些地方还加强了讽刺的笔调。至于九姑娘，那是与小齐不同的，我对这个人物充满了感情，虽然我与她年龄、经历不一样，但我了解她许多她身上的东西(缺点和优点)，她向往着美好的生活，然而她又很寂寞，她有着许多的梦想、追求，但却是朦胧的，她对吴昌全的思慕，只不过是一种初恋罢了，在她未来的生活道路上，吴昌全也不是她真正爱慕的人，她需要比吴昌全更加有力更加美好的男子。想到这个人物，有时候，我真想接着写续篇呢，我甚至想把现在这个稿子作为“第一部”，接着把那些人物写下去，写出“第二部”来。——当然这只是一种创作的冲动，目前并无周密的计划，我目前被另外的东西吸引着，打算着手写几个短篇，反映或回答目前现实农村生活中几个需要回答的急迫问题。许茂家里的那些可爱的姑娘们，暂时只能写到这里，与读者见面。
文联开会传达文代会精神，我没有回去参加。我想，明年二月份省上要开文代会的，说来说去不外乎那些内容。作协寄了一些资料文件给我，他们正在筹备“会员大会”。
出版社那里，湘浦来信说，他们还在憋气，倾向于不出这本书，湘浦很着急，问我怎么办，建议我找百花出版社。我想，目前没有必要，这一回，反正是吃了亏，得罪了人，将来的事，听凭自然。
我想把一篇与《四川文学》编辑有争议的稿子(“甘”稿)寄给你看看，但又怕耽误你的时间，放放再说罢。
《红岩》快要出了，心情有点紧张。我想，编辑部的同志也是吧。农村题材，这些年来不多，而且声誉不怎么好，现在这个稿子要接受考验了。也许在基层读者中通得过，而在“沙龙”里的先生女士们一定不喜欢，他们将会埋怨《红岩》为什么不多发点三角恋爱的小说。
再谈吧！你的文章，我建议不必提到我个人，那样不好写的。
祝
好！
请你不要搞到夜里十一点，注意身体。
克芹1979年12月15日
(篇名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