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乡下学习干农活，跟我舅父学。我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成了一个活跃分子，当了农民协会青年部的副部长兼少先队长。那种轰轰烈烈的日子，使我暂时忘记了学校生活和书本，而真心崇拜那些一字不识的农民英雄和那些坐在会场上翻开灰布制服捉虱子的工作队员。在那个年龄上，往往需要崇拜什么。的确是。这时我学到了说粗话，用最粗俗的字眼斥责别人，我还学会了打纸牌，整天把衣服披在肩上，哪怕是冬天也不穿进袖筒，而且毫不脸红地在太阳光下翻找内衣里的虱子……
然而，那种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土改结束，农民的整个心思都用在土地上，很少开会，也不再见得到工作队的影子，他们都回城里去了，有的回机关，有的回大学继续学习。我们家分得的土地需要耕种。在家里我是老大，我只有十六岁，成了主要劳动力，每天在地里干活。我不愿意这样，单调而又重复的劳动使我感到厌倦，我渴求改换这种生活，无比地思念学校的一切。我变得更加孤独和沉默寡言，而父亲却不理解这个，他希望并强迫我把我身心都拴在家庭和土地上，做他的帮手。
这时，城市的生活已经平静了下来，工商业恢复了正常秩序，事实证明，共产党并不轻视商业。我的祖母在成都作出一个决定，要我去成都找商店、做学徒。老人家一辈子不变的“重商轻农”思想，使我的父亲无法违抗。我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国庆节那天到了成都。暂时住在叔父的家里。工作很难找到。吃闲饭的日子，使我接触了大城市基层群众的生活。叔父家里并不宽裕。后来通过亲戚关系，我进了东大街一家糖店做学徒工。可是，当时的“店员工会”却在几个月之后，仍未正式承认我在店上的学徒工身份，只把我当做“见习生”一样，有活干，有饭吃，没工钱，尤其是不算“册子”上的人。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感到前景黯淡。祖母病势垂危，无力再关照我。我孤独无依。
当我把决心要重新上学读书的打算向家庭报告，希望得到支持的时候，父亲则向我报告家庭负担太重，望我好好工作，挣钱养家。我有六个弟妹，的确是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可是，我做什么工作呢？店里管事的人一直没有承认我这个工人和这一份工资开销。我又向家庭备述详情，父亲带信来说：读书可以，但家里绝对没有能力供给上学的费用。没有钱，的确是很麻烦的。但是，不久我就想到了主意：投考一个不缴伙食费和住宿费的职业学校。虽然我并不愿意这样，我满心向往的是上普通中学，然后上大学。可是，面对现实，也只好这样了，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一个人能帮助我实现自己的愿望，只好靠自己。
当时，有大批的失学青年在整个城市街头游荡着，他们的年龄都很大了，大多数希望工作或上学。一九五三年秋天，成都农业技术学校招收初农班新生四十名，竟然有好几百人去应考。考场设在九眼桥“虎成中学”的课堂内。我一夜没有睡好，考得并不理想，但口试的时候，老师问了几个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全答上了。我的被录取，可能与口试有很大关系，我想。
这个学校在成都市东郊，靠近狮子山脚。有一条小河，河岸上长满了芦苇。环境是极清静的。校舍很破旧，校园里长满了荒草。据说解放前这儿是一所私立的“印染学校”。其实，对我来说，破房子和荒草都不算啥，有个地方住下来，有书念就行了，更何况吃饭不要钱呢！我感到心满意足了。我在入学后第一次的作文里写上了豪言壮语：“我将来要做一名优秀的农艺师，让丰收的粮食堆满农民的粮仓，让肥壮的牲畜布满山冈，让鲜艳的花朵开遍祖国大地……”
我学习刻苦，劳动积极，成绩优良，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并进行写作练习。一九五四年三月，成都当时的一家报纸《工商导报》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习作《老盐工袁大爷》。我担任学生会宣传干事，墙报主编。一九五五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初，初农班结业经过考试升入该校高农班，继续攻读农业栽培专业。
在农校的几年时间里，我在文学的阅读方面，大大开阔了视野。最先是苏联早期和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狂热地喜爱着苏联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勇敢》《青年近卫军》等等，从这开始，继而就倾倒于高尔基，再往前，天地更为广大，完全迷醉在俄国十九世纪大师们伟大文学氛围之中，屠格涅夫、契诃夫、赫尔岑、普希金、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此同时，很自然地把阅读的范围延伸到欧美文学，其中为首的是法国文学，巴尔扎克的宏阔的社会人生图画，雨果的浪漫主义激情，莫泊桑刻画人物的妙斧神工，乔治·桑的理想主义，等等，无不深深地吸引了我。其他国度的作品，我涉猎不多，仅就当时读过的，使我崇拜的是美国杰克·伦敦、德莱赛，英国的毛姆、狄更斯、哈代等。我像一头来自荒山野岭的饥饿的小牛，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闯进了一片绿草如茵的丰盛原野，那样欣喜若狂，那样贪婪地啃着……但是，现在看来，当时我并没有很好地消化，也来不及消化。整整六年，书是读了不少，甚至还接受别人的劝告，比较认真地细读过一些经典著作，企图去弄懂莎士比亚、歌德，拼命地强迫自己回过头来读中国古典及现代作家的著作……但是总的说来，只能算是泛泛的、像一个不倦的读者那样的阅读而已。如一个作家那样抱着学习、研究、甚至“挑刺儿”的态度去读，那是以后的事了。所幸的是我得到了那样的机会，而且机会很快就来了。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横扫全国。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未能幸免。社会上的斗争已告尾声，学校里教职员工中抓出来的“右派分子”们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去“充实”农场劳动力和清洁工的队伍，看来没事儿了。一九五八年夏天，也就是我已面临毕业的前夕，学校在学生中开展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运动。其方法、形式、过程，与“反右斗争”极为相似，先也是动员提意见、大鸣大放，继而是辩论批判，揭发检查、画线定质，三下五除二，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就被“揪”了出来。我的错误有三：第一，“不务正业”，他们查了校图书馆里的借书登记册子，我六年间全部借的是文学书籍，没有什么政治理论书，更没有一本农科专业书；第二，“攻击社会主义”，这是指我写过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卖油娘子水梳头”，讲我的家乡的棉花产量下降，部分农民缺吃少穿；第三，“同情右派分子”，这是因为上一年报纸揭露省内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的“右派言论”时，我给该报写过一封信表示我不同意批评他某些言论，因为他这些言论是正确的，信被报社转回学校党委来了，成为我校一件破天荒的“大案”，学校领导人认为我丢了他们的脸，还认为他们培养我六年，竟然培养了这样一个“废品”。这样我被“处理”了，批件上写着“政治不及格，不予分配工作。”发给我三个月伙食费，就叫我回家了，团籍给开除了。还好，因为当时有一条政策：“中等学校学生中不反右。”因而他们没有能给我一顶“帽子”。
从此我才真正开始了我的人生：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时年二十二岁。
令我感动，又令我惊奇的是，家乡的农民，简直没有把我当做“有问题”的人看待。学校寄回的档案袋放在公社的一个柜子里，干部们好像也没把它当做一回事。当时“右派分子”们的处境是什么样的，我看得很多，我虽然没有帽子，但也挨着“右”字的边儿。所以当我受到乡亲们的平等相待，心情也就慢慢地好起来。人应该知足。所以安排我参加每一项工作时，我都尽心尽力地去干好。我担任公社农业中学的教师，那是一所大跃进的民办学校，不到两年就垮了。接着我又担任大队以及生产队的会计，前后达十二年。后又任公社及这里的农业技术员。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不脱产的，就是说，一边劳动，一边工作，吃生产队的口粮。社员和干部待我相当的厚道，我爱读书，有空就读，简直手不释卷，这使他们十分高兴。我找不出他们为什么那样高兴的理由，但我感觉得到他们的支持，好像他们认为我本来就应该读书似的。倒是我的亲属们当中，有的人对于我的还乡流露出明显的鄙薄情绪和言语，这是使我很伤心的事。不过，也只好忍受了。坎坷的生活道路教给我一条做人的态度：直面人生，开拓未来。这当中就包括了既要坚强、挺着，又要能忍受委屈，既要坚信未来，又要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还乡二十年，凭良心说，生活对我的赐予，是丰厚的。
首先是使我得以亲眼看到了我国农业是怎样在“左”倾路线干扰下曲曲折折的缓慢地发展着，我得以和生活在最基层的农民一道经历了历史上最困难最压抑的年代，我和大家一样被损害着，同时又怀着对党的坚定信念等待着，憧憬着，探索着，成长着。不仅使我获得作为文学作者所需要的“生活”，更使我胸中拥塞着无穷无尽的感受，这些感受是说不完、写不完的。
二十年间，我有大量的时间读书。除了劳动和工作，我夜夜攻读，疲乏和饥饿没有使我停止。我长年在县城图书馆借书，真得感激他们的关照！“文革”开始后，县图书馆不能借书了，而社会上却到处是书，不少的还是平时难以买得到的，多是勇敢的小将们从机关里、图书馆里或私人书橱里抄出来或偷出来，先是传阅，后来干脆有了一个“书市”。各地都有这样的“革委会”无力禁止的书市。所以我有的是书读。我真正地认真读懂了一些书，是在“文革”十年中。我整个地没有参与“文革”中那些形形色色的“组织”以及那些莫名其妙的活动，当然不是因为我当时就有什么“觉悟”，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想浪费光阴，我太爱读书了。这一时期的阅读，除了文学外，范围扩大了些，政治、历史、经济理论，都有所涉猎。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大量发行，在农村确实没有几个人要看的，我却是认真读了一部分。过去在学校囫囵吞枣地读了不少小说，在“文革”中又重读其中一些，收获不小。
活生生的现实感受，加上读书所得，使我思考了许多问题。有时候思想飞得很高很远。身边许许多多非常熟悉的人物，以及他们各自的命运，使我顽固地要拿起笔来表现他们。一九五九年，即“处理还乡”后的第一年，我就开始在本省的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接着又陆续地有作品发表，如《秀云和支书》《井台上》等，写农民在人为的灾难和自然的灾害面前的不屈不挠的志气。“文革”前夕，刊物停办，我也就不写了。到一九七三年，省内刊物复刊，我又相继发表《李秀满》《早行人》《希望》等短篇，反映农民恢复生产和搞好生产的愿望与行动，委婉地批评那种旨在破坏农村经济的“左”的东西。作品的思想当然是浅些，但也遇到不少麻烦事。其中一件是县里一位“文化管事”上串下联，指责刊物的“政治路线”有问题，就是说，不应该发表我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右派”。这一次闹得厉害，后来惊动了区委和县委，不得不派人出去搞“外调”，结果于我有利，因为大家终于知道了我的真实情形。一九七四年，省里举办规模巨大的“文艺调演”，有关部门就通知了下面一部分业余文学作者去参加，顺便议一议文学创作的事，我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就从公社出发，赶到成都，哪知我找不到会议指定的住地，而天已尽黑，我去向大会会务处打听，他们把我打量一阵之后，就把我留下，当晚文化局的大小官员三几个人陆续前来对我进行审问，原来他们“革命警惕性”特别高，怀疑我不是周克芹。他们说，阶级斗争很复杂。我没有足以说明身份的证件，是我的过错，然而我不能忍受他们盘问我时的那种目光。当时我脚上穿双草鞋，衣服上有泥巴，模样也有点不怎么样，大致是面带菜色。他们那种怀疑和阴冷的目光，一直伴随着我，多年以后想起来还有点毛骨悚然，甚至老觉得我的背后仍然有那样的目光在盯着我，使我不免感慨万端。
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不可分割，这是当代一切正直的中国人深深体会到的一条真理。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我就接到通知到省出版社编选自己的小说集，出版社还派编辑同志专程赶到我所在的区委为我请假。一九七八年我在家乡红塔区正式参加工作，同年底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短篇集出版过程中，我开始酝酿和写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九七九年调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我写得太少，一九八三年出版第二个短篇集，薄薄的，很惭愧。
党和人民的培养，使我能历经曲折而成长为一名社会主义的文学工作者。今后我将以这支笔和这颗未老的心，继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来日方长！
补白：
我的名字叫周克勤，从小是这个名字，如今的户口簿、工作证依然写这个名字。一九七三年以前发表作品也是署着这个名字。为什么后来又叫“周克芹”呢？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原因。一九七三年在美术电影银幕上和一个音乐刊物上，分别出现了“周克勤”这个名字，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转业”了？我声明那不是我，遂有用笔名的意思。当时我正好有个短篇要在《四川文学》上发表，便告诉编辑同志，随便替我署个笔名。不久，小说发表出来时，我看到我的名字上的“勤”字变为“芹”字了。以后就沿用下来，以示区别电影和音乐的作者同志。
198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