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云从生活的波澜起伏中，看清了大姐夫处境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大姐夫命运的改变，关系到她的命运、葫芦坝命运的改变。当郑百如事发，她在三姐和亲友们的帮助下与之离婚，从屈辱中解脱出来，回到了娘家，此时她是多么希望大姐夫带着甥儿甥女来同住啊，可是大姐夫却不愿意。大姐夫之所以不愿意，一是他始终想着领导群众打通葫芦颈，填河造地，兴建电站的宏伟计划，‘先治坡，后治窝’；二是他身上有着农民固有的狭隘的烙印，有着那种‘犟性子’。他不是‘完人’，是个活生生的人。
“金东水为什么遭到迫害？从根本上讲，是‘文革’的大形势。他何以能复职？是形势有了转机。他的未来怎么样？——形势还会有变。”
这天，又已经夜深，他仍很兴奋，眼前猛地跳跃出七姑娘许贞的形象。他补充了关于这个人物的小传。
“她是一个精神空虚、追求虚荣的女性。她过于看重自己丰腴的外表，而与众不同地表现出一种同葫芦坝生活不协调的行动。她‘爱上’和‘抛弃’吴昌全，于她是完全自然的。她在自私方面完全继承了许茂，但许茂对她那一套生活方式又讨厌。在与吴的决裂上，许茂同她完全意气相投，但她向小齐献媚这一点，许茂老汉却又脸红。
“她是一个在爱情上轻浮的姑娘。十七岁就谈恋爱，并失身于郑百如。而后便一直贪图‘享受’。对吴昌全，她是动了情的，因为吴可能前程远大。但吴没有上过大学，甘心当农民，她认为那是不可理解的。在她看来，农民是最卑贱的人。
“七姑娘体态丰满，雍容华贵，像一朵盛开的牡丹。但是她目光短浅，思想空虚。
“七姑娘的原型，就是她——
“古罗马哲学家塞乃卡说：‘未尝过艰辛的人，只能看到世界的一面，而不知其另一面。只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依靠别人过活，就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路是人走出来的，如果不是自己亲手去开辟人生的道路，那么又怎能够战胜今后一生中的艰难险阻呢？真正的人生，只有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之后才能实现。’——七姑娘和九姑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区别。……”
这以后，他联系到人物设计，又一次考虑了对整部作品创作的要求：
“请注意：你的人物和故事——整部作品的典型性！你这个‘典型’，不是一时配合时事，转瞬就失去意义的‘典型’，而是高于生活的社会典型、艺术典型。应当既有现实性，又有相当的生命力。至少要具备‘这一代’，而不是‘这一时’的典型意义！
“请注意：时时记住意在言外！严肃的主题思想，不是使人一下就直接感觉到，而是要从人物的悲欢离合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对于听厌了政治说教的广大读者来说，你在作品中说教是讨人嫌的，你把思想硬塞给他是会引起反感的！
“读者同志：请你享受艺术！作者将同你一起在艺术享受中心心相印，向真，向善，向美！”
第二天，他又是夜以继日地伏案沉思。
他要求自己：多在人物的悲欢离合上做文章。
忽然，他很有兴趣地分析了几个人物命运的悲喜剧色彩。他作了这样的简单的概括。
人物的命运(个人的)：
金东水——悲而复喜，离而未合。
许茂——喜而悲，悲而喜；合而离，离而合。
许秀云——离而合，悲而(不)胜喜。
许秋云——喜、合不变。
许贞——喜而悲，合而(50%)离。
许琴——喜而愁，愁而悲，悲而复喜。
郑百如——“喜”而离，离而离。
……
接着：他再一次思考了金东水这个人物。
他想到的是：
“老金决不是一个板着面孔的人。
“他性情原来就‘热’。由于迫害，使他更为‘炽热’——外冷内热。压迫越严重，内心的火烧得越旺。他对事业的追求如此，对爱情的渴求也是如此。
“他共患难、多病的妻子，没有让他享受过浓烈爱情的幸福。当妻子病逝，发觉有一个不幸的女人爱着他的时候，有过许多许多美好的幻想，可是他压抑了可能得到的爱情——这决不是什么‘伪君子’的道德，或者那种不可理解的‘一心为公’，而是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里，使我想起鲁迅的《离婚》。为什么爱姑那样雄赳赳地奔去‘说理’，遇上七大人以后，七大人那样简单地对付，就摧毁了她的信心，而宣告自己的失败——那是说，当时的封建势力太强大，不推翻封建势力，爱姑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幸福……
“所以，给老金安排这样一个‘悲而复喜’(政治上的、事业上的)、‘离而未合’(个人生活上的)是合乎情理的。”
11月29日，周克芹赴成都参加了一个创作座谈会，在会上又说了一些对创作有信心的话。
回到区公所，他觉得自己真的充满了信心，开始考虑《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写作。……
光阴荏苒，转眼是1978年。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给农村带来转机，农民的心也开始冰化雪消。
“春江水暖鸭先知”。周克芹具有的思想基础、生活基础，使他敏锐地感到时代的春意。“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他强烈地意识到，他应该着手写作了。
但当他进入谋篇布局时，却又一连遇到三个问题，只得一一想清楚这些问题。
一是作品的背景放在1976年冬天，还是放在1975年冬天？
这以前，他多次设想在1976年冬天，认为只有这时，颜少春的工作组才能开展工作，可是进行章节的思考时，就发现一系列问题：1976年10月震撼中国、震撼世界的事件及其影响怎样写？回避吧？不可能；写吧，很容易一般化。许秀云的悲剧命运怎么展开？许茂的复杂心理怎么剖析？……没有风云变幻的时代的氛围，怎么能按设想写好这些人物，创造时代的典型形象？
经过反复的比较，他决定放在1975年隆冬的二十多天内。这年冬天，他所在的区委工作组贯彻整顿的方针，有过短时间的顺利，到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才遇到困难。这期间，颜少春工作组能够开展工作，金东水得以复职，四姑娘于阴云散聚中茹苦含辛又满怀信心，许茂总是在矛盾的心情中过着他的日子，等等，也能够充分地展示……然而，葫芦坝阴霾的天空刚刚有了亮光，颜少春工作组奉召回县，又预示着暴风雪又将来临……
这样的安排，既有生活依据，又增强了葫芦坝悲剧的色调和意蕴。
这样的安排，葫芦坝儿女悲欢离合的命运感更加强烈。
这样的安排，葫芦坝故事的时代气氛也更加浓郁。
二是究竟是以颜少春工作组入村到出村为中心线索，还是以四姑娘的命运为中心线索来安排所有的人物故事？
他在构思过程中，有好几次都是设想以颜少春工作组进村到出村作为中心线索，现在要提笔了，首先涌上笔端的、反复激荡于心的、令自己也动情的却是四姑娘的命运。
他反复斟酌，毅然决然以四姑娘的不幸遭遇，她的坚韧不拔，她逐渐觉悟到个人命运的改变离不开整个葫芦坝命运的改变为中心线索。这样，工作组进村的工作，金东水的沉浮，许茂做生的筹办，许家几个女儿的生活态度，郑百如的机关算尽，等等，都围绕和服从这个主线，都与四姑娘的命运有关……
他在创作笔记中写道：“谁是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呢？四姑娘是最中心的人物。她的命运关联着许家、金家、郑家等家家户户。以她为中心来结构作品是最好不过的，最妙不过的。”
他提请自己写作时注意：“头脑必须清醒：稍不注意，就容易把她(颜少春)写成一个主角，写成一个包打天下的角色。她作为工作组组长，在改变葫芦坝现状中有主导作用。然而葫芦坝儿女逐渐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整个葫芦坝的命运联系起来，努力自己救自己，这才是最根本的力量。写工作组包打天下，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会把生活写得单调、乏味而且程式化。那样的作品不是早已有之吗？”
三是要不要先写一个详细的提纲？
他从总结别的作家和自己创作的经验中，早已形成一种认识：要不要写提纲之类的写作方式，不同的作家各有不同，同一作家写不同的作品也不尽相同。在这方面不必有一定之规，应当各行其是，各用其便。
他写短篇小说，有的写过提纲，大多数作品，如《井台上》《早行人》《石家兄妹》等等，已习惯于从人物出发，反复构思，打好腹稿，然后动笔。现在着手的是一部中长篇小说，构思中的人物和场面多，细节和情节纷繁，不写详细提纲，能不能驾驭呢？
他还考虑到：这部作品应该从哪里开头呢？“开头，总要开得合适，好比一支歌的定调；开头，必须有特点，既不可太远，又不可太露，既要别开生面，又不宜太做作。……”然而，究竟怎样开头呢？怎样一节节、一章章写下去呢？他向自己提的要求是很好的，设想路子一条又一条，方案也一个又一个，到后来，归结到一句话：“纷纭繁杂”。
他沉不住气了，决定推翻过去不写提纲的想法，草拟了一个提纲。计有一则“小序”，共“十回”：
（第一回）颜少春初访葫芦坝九妹子送客梨树冈
（第二回）茅屋内深情说以往供销社相遇谈今朝
（第三回）四姑娘不幸悲命苦三女婿有苦却难言
（第四回）干部会重提新计划宣传队上演新节目
（第五回）许老汉踌躇办寿宴工作组进驻医疗站
（第六回）郑百如假意谈改选金东水执意当社员
（第七回）七姑娘眼浅皮又薄好三姐提纲又挈领
（第八回）柳溪河畔景色正好葫芦颈上情义深浓
（第九回）齐明江登门访许茂金东水巧逢夜归人
……
他还未草拟完，就将这个提纲彻底推翻了。他毫不留情地否定自己：这必然陷入编故事的泥坑，必然束缚手脚，不能充分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他决定仍然采取以人物性格和命运为出发点，首先是从四姑娘的性格和命运为出发，一章章、一节节地构思、打腹稿的写作方法。
在突破这一道道关的同时，他又结合着补记了几个人物的传记。一是进一步明确了许茂的基调；二是详细写了颜少春的简历；三是设想了郑百如阴险、狡猾的几个细节；四是分析了泼妇郑百香的性格。此外，他还根据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的关系设想过一些重要的场面，并且确定以他蹲点的杨家公社一个梨树繁茂的大队为生活依据，把梨树冈改称为梨树坪，加强梨树坪环境描写的具体性，以增强真实感。
1978年春节过后，克芹仍随区委工作组，住在杨家公社金星大队。
他仍旧分管生产，别的同志分管“基本路线教育”。他的重点仍是第六生产队。白天，他下队督促大春备耕，同干部、社员商量安排种子、肥料、牛力，组织耕耙秧田。晚上，回到大队办公室，守着一盏煤油灯，苦苦地写作。
工作组的同志们，有闲谈，有笑语，他充耳不闻。
有的同志走过来，问一些事情，他简单作答；找一些话题寻开心，他草草应付，随后，把头埋得死死的。
常常写到纸窗泛白，布谷鸟叫出灿烂的黎明。
用了整整一个春天，终于写出了第一章。
回头看了一遍，禁不住摇头叹息。
4月29日晚，他在笔记中写道：
“……现在写成的初稿第一章，几乎全是交代和议论。如果把他们都变成直接描写，那么，已足够一个中篇所需要的情节和故事了，它们已是几年的历史啊！
“……不是把生活场景绘声绘色地描写出来，使读者感受生活，而是把作者从这些生活现象所得的‘抽象’的‘印象’和‘议论’硬塞给读者，非要叫人家如此这样地认识生活；不是把人物形象惟妙惟肖地塑造好，唤起读者的同情或憎恶，引起感触和联想，而是人物一出场，就忙着不厌其烦地‘交代’，近乎‘说明式’的‘交代’，所有这些，不都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吗？——这些常识性的问题，一再告诫自己要警惕的问题，为什么偏偏被忽略了呢？”
4月30日深夜，他在笔记本中继续写道：
“是否过于急切地想把自己在生活中感到的‘问题’，获知的‘见解’，对人物典型的‘发现’和‘创造’，一下子倾箱倒箧地告诉读者，传达给读者？……
“显然，根本问题是出发点问题。以‘问题小说’为出发点，必然导致失败。提出问题，是必要的，但这不应是出发点，出发点是人物情感历程，是人物的命运，是通过这一切给生活的本质以满腔热情的肯定。……”
人贵有自知之明。周克芹的可贵，正在于勤于在内心里进行自我探索，善于作自我反省，从探索中、从反省中获得自知之明。
他把这个失败的第一章，交给工作组的两位年轻同志传看。两个人都是区团委干部，喜好文学作品。他们看后，不约而同地对他抱歉地一笑。
他们的意思很明白：对不起，不行！
这部作品的创作，不是旗开得胜，而是首战失利。
好在克芹从中得到反省，实实在在地摸索到了一些规律。
他暂时搁下了笔。主要是由于大春生产太忙，工作繁忙；同时也让自己冷静下来。
到这年7月，“路线教育”告一段落，大春水稻栽插完毕，进入田间管理。工作组回到区公所学习和休整。
周克芹有了较多的业余时间。从这时到9月底，他写了点短篇小说，用了大量的时间来阅读长篇小说。
他写了几部作品的结构分析和提纲，有《悲惨世界》《高老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家》《青春之歌》《创业史》。
他在分析这些作品艺术结构时，特别着重研究了它们的第一章，反复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
他发觉，长篇小说第一章有许多种写法，难的不是在结构上考虑它与通篇的关系，而是在基调上做到与通篇感情基调相一致。当第一章、第一节落墨之时，全篇的情节不一定都安排好了，但通篇的感情基调则已规定了。作者写出第一节、第一章以后，情绪就必须把握在这个总的基调之中，以后就只能在这个基调允许的范围内“变调”。
他深深感到，这第一章，是太重要了。
他重新提笔：
“在冬季里，偏僻的葫芦坝上的庄稼人，当黎明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一天的日子就开始了。……”
这年10月他写了第一章《雾茫茫》。
这次写得很顺利，写时也很冷静。一则是在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有了充分的酝酿；二则是在把主要人物都请上场的同时，着重勾勒了许茂。写许茂，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比较冷静一些，理智一些”：
我在写这人物时，在感情上就不像写四姑娘，因为我太熟悉他了，我常常是一面同情他，一面爱他，倾注了满腔同情写他；同时，我又用一把解剖刀，在人物身上去解剖。解剖什么呢？解剖我们的历史。希望从这个解剖中，能够理出一点东西，能够看出这几十年中，党的政策对农民来说哪些地方对头，哪些地方不对头，找出这些东西，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农民。
由于克芹在编选短篇小说集《石家兄妹》时，向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曹礼尧谈过写作这部作品的打算，得到热情的鼓励，就将这第一章寄了去。得到曹礼尧的赞许后，便寄给《沱江文艺》编辑吴远人。先在内部刊物《沱江文艺》上刊载以听取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