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何去何从?经地下党的工作，在卢汉心中早有打算。旱在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人心沸腾时，卢汉就曾对龙泽汇说：“如今革命洪流，势不可挡，全国解放，也成定局，我们不能再做蒋介石的殉葬晶，不能做民族罪人，要采取措施，逐步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前途是光明的。”9月，北平起义将领周体仁悄然到昆，转达了朱总司令和叶剑英总参谋长的意思，并介绍北平起义经过，和卢汉商谈起义之事。11月，卢汉派周体仁去广州谒见叶剑英，请予指示。另外，他还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共方面庄田，朱家璧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建立联系。
这一切表明，卢汉本人早有起义动机，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云南只有起义，才是出路，才不至于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这是当时云南人民的共识。
1949年11月，广西、贵州和四川重庆相继解放，蒋介石残余势力向云南方向溃逃，人民解放大军对云南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在云南境内，滇桂黔边纵队巳发展到三万多人，解放了大批县城，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坝到山区，人民群众要求解放的呼声，日趋高涨，不可遏阻。面对如此形势，任何人若不顺应历史潮流，作出合乎民意的明智选择，都将难逃灭顶之灾。卢汉将军及其周围人员认识到这种形势，决心作出历史的选择，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同时也认识到条件要靠自己创造，时机要由自己去寻找，若再犹豫迟延，错过机会，必将抱恨终生。
为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卢汉潜心思索，多方部署，特别在武力准备方面，他费尽心血，苦心周旋多年，才将原有四个保安团逐步扩大为十七个团三个旅，最后变为两个军，由自己总揽了全省党政军财文大权，为起义奠定基础。但蒋介石也不是寻常之辈，素以阴险狡诈闻名于世，不会轻易让卢汉的计谋得手。所以，到1949年秋冬之际，卢蒋之间一场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若明若暗，时紧时松，越演越烈。最后是卢汉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高举义旗，挫败蒋帮，春雷一声震天响，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蒋介石设计陷卢汉
蒋介石对卢汉历来不太放心，一方面他需要利用卢汉，替他卖命，稳住云南；另一方面他又随时提防卢汉，对卢行监视、羁縻。到解放军挺进华南、蒋家王朝已崩溃的时候，他更疑心卢汉了。为了堵死卢汉投向人民的一条路，陷卢汉于不仁不义，好牵着卢汉的鼻子乖乖地跟着他走，他巧施伎俩，布下陷阱，诱使卢汉误投上当。
9月，蒋介石由台湾飞到重庆，连日急电，邀请卢汉赴渝，商谈军机大事。卢汉顾虑重重，陡生疑窦，生怕去了被扣押，称病推宕，执意拖延。蒋介石则抓住不放，越催越急，不仅电催，而且派亲信到昆明坐镇督促，真让卢汉及其谋士、助手们心焦。无奈，卢汉委派省府秘书长朱景喧和省府委员杨文清，代表他前去向蒋汇报云南情况及陈述他不能去的理由。哪知蒋介石是非要卢去不可，说事关国家安危，务必要卢前去商讨，并诡称他对卢汉是如何如何的器重，大肆称赞卢汉。这更使卢汉增加几分疑虑。几天来，他废寝忘食，心力交瘁，冥思苦索，仍无妙方。卢汉寻思，蒋介石是个反脸无情的人，向来不择手段，若遵命前往，危险性大，拒绝不去吧，势必立刻与蒋破裂，而一旦如此，自己起义的准备尚不充分，以弱敌强，亦难免一败。真叫卢汉焦虑不安。他请宋谋士和助手安恩溥、杨文清、马瑛、龙泽汇等人，彻夜商量对策，商量来商量去，总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而此时，蒋介石却按自己的部署行事，他下令嫡系部队向昆明方向移动，造成重兵压境之势，迫使卢汉就范。26军由开远向昆明移动，第8军由四川泸州开往云南，前锋巳到达贵州、云南交界的威宁；89军由贵阳向云南进军，先头部队已达贵州盘县，再前移一步就进入云南了。卢汉及其助手们急如星火，无计可施。恰在此时，国民党政府的西南军政长官、深得卢汉信任的张群多次打来长途电话，敦促卢汉赴渝，个人安全由他担保，准无问题，要卢汉打消顾虑，放心前去。情词十分恳切。这才使卢汉如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几乎升到嗓门的心稍稍放下一点。
9月5日，为形势所迫，卢汉飞往重庆。说他此行是“舍身救乡，为了三迤父老兄弟，虽粉身碎骨，万死不辞”。话虽如此，但为了防备万一，他行前还是做了周密安排。他交待助手们，说此行吉凶难卜，万一他被扣押，大家就打电报要求放人，要求无效，就举起红旗，通电起义。他把政务工作交给安恩溥负责，军事工作由龙泽汇担当，并告诫大家，凡重大事情要齐心合力商量处理。临行前约定，联络暗号，就是他每日回电一次，电尾落款署名卢汉，说明安全无事；若署名永衡(卢汉的字号)，就是被扣押了。
卢汉走后，地方部队官兵取消休假，不得外出；高级军政人员集中到五华山省府大楼办公；昆明市每晚实行宵禁。可见，形势确实是够紧张的，卢汉及其助手们的确作了最坏打算，以防不测。然而，一切出乎意外，每日重庆来电均署名卢汉，只过了两天，到7日，卢汉竟安全回到昆明。
卢汉这次重庆之行往返不过三日，何以如此迅速和顺利?一切出乎人们的意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完全是决定于当时的形势。蒋家王朝在大陆的失败已无可挽回，虽尚存胡宗南、白崇禧等数十万残兵败将，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势如破竹的进军面前，这点点蒋军残部已是秋后蚂蚱，蹦不了几天了。在蒋介石看来，卢汉在云南已经坐大，要把他搞掉，目前不仅无合适人选替代，而且一定会导致自己分崩离析的王朝更加不可收拾，不如设下陷阱，把卢汉推下去，断了他投向共产党的路；而卢汉呢?已思索多日，作了最坏打算，思想上已作好被扣押的准备，真所谓有备无患。故此，走时带去许多行李，银两，装作不打算再回来的样子，这—切蒋氏耳目自然预先密报总裁蒋光头了。
所以，当卢汉—见蒋介石就提出辞职请求时，蒋不但不许，而且装出倍加关心，信任，爱护部属的样子，以隆重礼仪接待卢汉，要卢打消辞意，说云南非卢莫属，他蒋中正还要仰仗卢汉来治理云南，并委卢汉兼任云南绥靖主任，把所有云南的党政军特全权交卢汉处理。这时卢汉真有点受宠若惊，摸不着这位引退了八九个月的蒋总统葫芦里装的倒底是什么药，只好接受蒋的意见，收回辞呈，向蒋表示忠心，同时也数落了一番云南的困难。蒋对卢的要求，如扩编地方武装、拨给装备，军费等等，均一一满足。这一下卢汉还真有点暗自高兴、喜出望外的样子，多日来的烦恼忧虑一扫而光。
蒋介石眼见卢汉上钩，自然也很开心，同时需趁热打铁，以免夜长梦多，错过良机。这样，蒋介石就在卢汉消除对自己的怀疑和想得正开心的时候，突然向卢布置在云南进行紧急整肃的任务，并把一份事先拟好的准备捕杀的进步人士名单交给卢汉执行。这对卢汉头脑里的盘算无疑是当头一棒，刚刚有点快乐舒心的卢汉，立刻又陷入无限忧虑之中。因此，7日卢汉回到昆明，他走出机舱，上了汽车，步履维艰，心情沉重，哭丧着个脸，闷闷不乐地回到住所。
稍事休息，卢汉找来龙泽汇，告诉他蒋介石下令在昆明整肃，很快要实行大逮捕。卢说，抓着民主人士还好办些，要是抓着共产党员就难办了。他叫龙泽汇设法通知有可能是共产党员的杨青田、唐用九、马曜和其他—些著名的民主人土，让他们立刻转移躲避。龙泽汇将省参议员、南屏剧院经理刘淑清请到卢公馆，请她尽快通知到人，马上转移。因她交际较广，而在敌人看来她的政治面貌大概属于灰色人物，特务们对她不太注意，因此托她通知较为方便。
9月9日，整肃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搜捕。下午4点多钟，特务头子徐远举、沈醉等率领大小特务数十人前去逮捕著名的民主人士杨杰将军。特务们扑了个空，杨杰事先得到通知，巳在上午飞往香港去了(后特务追到香港将其暗杀)。“九九整肃”，反动派—共捕了400多人，其中准备判处枪决的就多达两百余人。大特务头子毛人凤(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拿着这200多人的名单要求卢汉批准执行。卢汉以杀人太多，证据不足，难以服众为由，拒绝杀人。卢汉说，如果这样草率处置，我这个省主席就当不下去了，那还怎么为总统分忧呢?如此重大问题，应该慎重一些才好。毛人凤无言以对，只得快快而回。
蒋介石的阴谋是借刀杀人，嫁祸卢汉，使卢汉不能见谅于共产党和人民，从而堵死卢汉所选择的和平起义之路，其用心非常险恶。而卢汉呢，想方设法敷衍蒋介石，决不上当，所以，他采取尽量拖延的办法，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开罪于人民。他派军法处长杨振兴会同沈醉对被捕人员进行逐个会审，故意拖延，并且指示杨振兴能释放的就尽量释放，只留下特务们认为“罪大”的那部份，同时不准虐待。直拖到11月，适逢“代总统”李宗仁路过昆明，卢汉利用蒋李矛盾，抓住时机，向李宗仁诉说“九九整肃”在押人员，有的是社会贤达，有的是普通职工和学生，都是无辜，请李代总统宽释，以安人心。李宗仁眼见蒋家王朝巳亡，再挣扎也无用了，不如做个顺水人情，结卢汉多留点颜面，慨然批准卢汉所请。卢汉立刻下令所有整肃被捕人员，即日一律释放。杨振兴没有体会卢汉心急火燎的心情，还一个个慢慢来。卢汉把他叫来痛加训斥说，怎么这样笨，过去拖是应付，现有尚方宝剑，还不给我通通立刻放掉!
一场刀光剑影的轩然大波，总算结束了。
蒋中正垂死挣扎
1949年的隆冬时节，中国大陆只有西南的部份地区还有待解放，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早已诞生，全国一遍欢腾，准备迎接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春天的来临。在云南城乡，革命气氛异常活跃。城市里，“打倒国民党”、“迎接解放军”、“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口号随时出现于大街小巷，张贴在闹市墙壁之上，今日被敌特撕掉旧的，明天新的再次贴上，在农村，“桃花开，李花开，桃李百花开哟!迎接解放大军进村寨”的歌声，在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空回荡。在这种形势下，卢汉政府倾听人民呼声，停止征兵征粮，禁止国民党特务活动，拒绝国民党国防部和西南长官公署等单位移驻昆明；同时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就近在昆明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导，商定了和平起义事宜。
卢汉除派代表同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外，12月3日，又派出周体仁和林毓棠(财政厅长)前往香港和广州，向中共华南局和叶剑英汇报起义准备情况，请示起义事宜。6日，华南局指示说，国民党军事指挥机关妄图迁入云南，请卢汉必须把握好时局，相机行事，不可被动。林毓棠邀请在港的龚自知共同起草了昆明起义通电初稿，于7日返回昆明向卢汉详细汇报了香港之行。与此同时，华南局送周体仁到广州向叶剑英汇报。叶告诉周，陈赓、宋任穷两将军在广西作战，很快即率部进云南，望周赴南宁与陈、宋相会。周立刻电告户汉，说“嘱事巳妥”。卢汉得电，十分宽慰，信心更足，复电周让他代表自己前往南宁欢迎陈、宋两将军早日莅昆，并接受两将军指示。起义准备，大体就绪。
在另一方面，在卢汉积极准备起义之时，蒋介石也在加紧其阴谋活动，他仍在实施以成都、西康和云南作最后垂死挣扎的计划。一方面令其嫡系胡宗南将残部向滇西转移，建立新的反共基地，另一方面召见26军军长余程万，面授机宜，任命余为兵团司令，拟将26军扩充为兵团；同时以昆明机场为中转站，运送国民党军政要员和物资，经海南岛再转运到台湾。遵照蒋介石旨意，26军和第8军同特务们密切配合，连成一气，继续干着种种罪恶勾当。
为了作起义的最后准备，卢汉同中共地下党联系后，于12月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杨文清、马瑛、龙泽汇和佴晓清。卢汉说，时机是很紧迫的，如果我们等到解放军到达威宁、盘县一带才起义，那就太迟而没有价值了。与会者们听了这话，心中有数，起义时刻已经临近，还有什么没有准备好的马上要抓紧时间准备。会议决定调集400辆汽车，日夜兼程，将余建勋的74军和93军的陇生文师由滇西赶运到昆明，以加强昆明起义后的防守力量。这次会议，已非同寻常，从6日晚11时直开到7日凌晨6时，实实在在开了个通宵达旦，对起义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充分地交换意见。
7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劝卢汉让国民党的国防部等重要军事首脑机关迁来昆明，以便于接受美国援助，使昆明成为最后的反共基地。卢汉以抗战以来云南人民负担过重，元气未复，民心不稳为由而婉言拒绝。张群来昆，目的未达，电话向蒋报告。蒋要张群转告龙泽汇，让龙与张8日同机飞成都报告云南情况。卢汉想，光龙泽汇一人去不好，不如将计就计，把李弥和余程万信也支往成都，以免妨碍起义准备，就向张群建议说，他们三个军长都在昆明，不如同去报告情况更好，张群同意了。这样，龙泽汇、李弥、余程万陪同张群，8日下午飞到成都，四人乘车，直奔蒋介石住所一一中央军校。
四人到了住地，张群先上楼见蒋。一会儿蒋介石下楼接见三军长，三人同时起立敬礼。礼毕，蒋示意三人坐下，随即问卢汉病情，龙等回答“好多了”。蒋突然话锋一转，问如果共军到云南，你们准备怎么办?龙泽汇鼓起勇气回答：
“遵照校长指示，把云南变成坚实的反共基地，积极防御，尽力抵抗。”
“要是抵抗不住呢?”蒋又问。
“向滇西撤退，到大理一带抵抗。”龙答。
“谁叫你们跑滇西的?”蒋很生气。“我的学生必须听话，效忠党国，现在云南就靠你们!你们和卢主席要这样打算，我就不管你们了。”
龙泽汇心里暗想，你不管就更好，但口头仍说：“我们有困难呀!”
蒋又问：“有什么困难?”
于是，龙泽汇罗列了一大堆困难，如武器不够，军饷没有，汽油缺乏，等等。这些都是行前和卢汉共同商量过的用来应付蒋的话。可出乎意料，蒋对这些问题，满口应承，非常爽快地答应让其总参谋长顾祝同给解决。接着就大谈其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老调，吹嘘美国的援助，等等。末了又要大家发扬“黄埔精神”，保持军人气节，效忠党国，不成功则成仁。谈话结束，蒋介石御前赐宴，特意招待三军长，把龙泽汇拉在他左边贴身就坐。余程万、李弥亦随它之后依次落坐，蒋的右边是张群、胡宗南作陪。这一餐饭，虽然饭菜一样，但各人口中品出的滋味恐怕是大不一般了。
这天夜里，龙泽汇—直没有合眼，翻来复去，心里总放不下昆明的起义准备究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