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汉和张群在政治上的关系非常密切，私交很深，一个在云南，一个在国民党中央，互相拉联，彼此支持，关系非同一般。四年来，卢汉得以渡过重重难关，执掌滇政，不被蒋介石、李宗仁所害，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张群的信任与支持。张群认为卢汉是拥护自己的，也是理想的治滇人才。所以在蒋、李面前始终主张维持云南现状，反对改组卢汉政府，并一再促成蒋卢、李卢妥协。卢汉对张群向来极其尊重，视为知已与靠山，对于张的支持，卢汉是知恩必报，书电往返不断，每逢有人赴张处，云南的土特产品是必送的。张群也深知卢汉对待启己的态度，从来没有考虑过到卢汉这里会有什么危险?因而他为蒋家王朝的存亡，四度飞来昆明，敦促卢汉站到蒋介石一边，把云南变成反共基地。而这最后一次，出于他的意料，竟被卢汉扣押了，不过他还是相信卢汉不致于会伤害他。经他一再致函卢汉，诉说自己手无兵权，扣他无用，乞念昔日旧谊，放他一条生路，表示他准备出国当寓公，决不再搞政治。这一手还真管用，打动了卢汉的心，卢汉决定放他远走高飞。
中共昆明市委得知卢汉准备放张群的消息，11日上午立刻派杨青田告诉卢汉说，张是甲级战犯，不能释放，要放必须请示中央同意。卢只说，张对云南有过好处。是否放人，不作正面回答。杨青田一走，他马上派人把张群送上巳准备好的飞机，使张群得以继续从事反共反人民的勾当。
卢汉释放张群(字岳军)，是错误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讲义气，他甘挡军令，违背中央指示和人民意愿，这是不应该的，这是封建旧意识旧道德观作祟的结果。
如果说，卢汉释放张群是报恩之举，那么，后来放走李弥和余程万却是从瓦解敌人的主观愿望出发了。为此，他先是将李、余二人列名于起义后建立的临时政府——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想用这个办法分化敌军，瓦解26军和第8军进攻昆明的攻势。但目的没有达到，反动派新任命了这两个军的军长，加紧进攻昆明。
卢汉在征得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同意后，继续做争取李弥和余程万的工作，以瓦解和促使第8军与26军官兵起义。他将余程万和李弥分别安排住在自己的新公馆和龙泽汇家，派亲信作陪说服。余、李二人亦曾表示乐意参加起义，还发表广播讲话，致书所部，劝其撤退。李弥提出让他妻子先去第8军做说服工作，卢汉同意了。李妻去了回来称：第8军表示只要放回李弥，一切照办。为了减轻敌军对昆明的军事压力，卢汉同意将李弥放回第8军。岂料此乃敌人阴谋，李弥一回到第8军就同新任军长曹天戈一道，组织指挥第8军这支反动武装，与人民顽抗到底，直至第8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李弥只身逃到台湾，继续干反革命勾当。
至于佘程万，26军有的军官写信说，为了营救他们的余军长，他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血染滇池。卢汉考虑既然26军为营救余程万而战，不如放出余程万，或许能瓦解敌军心理，缓和敌军攻势，况且余程万不像李弥那样奸诈，姑且放他出去，说不定会确实起点作用。余程万也指天发誓说，出去一定率部起义。12月21日，余程万回到26军，随即被挟持南逃，最后被蒋介石所杀害。
卢汉误释张、李、余，这是昆明起义过程中不该发生的一段小插曲。
党在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的工作
1849年12月9日，云南地方当局宣布起义，成立了“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是为起义当局的最高军政指挥机关。卢汉要求地下党派员参加该委员会，但当时云南地下党尚未公开，亦未得到党中央指示，故暂不参加该委员会。地下党领导考虑到昆明地区敌情比较严重，要巩固革命成果，维护昆明社会安定，必须及时肃清暗藏敌特，党组织应积极领导这一场肃反斗争，并争取掌握公开专政机关。乃通过联络员与卢汉商定：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建议委派宋一痕为处长，实际工作，由我党派人主持；下面的工作人员，亦由我党调配。
12月11日，市委副书记赖卫民传达上级指示：决定原市委对敌工作领导小组一分为二，成立昆明市委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及市委保卫部。保卫部的任务是镇反肃特及维护昆明社会治安，由市委副书记赖卫民领导，田秉熙、朱人杰、田培宽为部委，朱、田二人进入公安处主持工作。1950年元月初，又调来原对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吉星明，补为保卫部部委。
12月13日，公安处正式成立，一场由我党领导的大规模搜捕敌特的斗争，拉开了帷幕。
保卫部根据敌工工作几年来调查整理汇编成册的敌特名单，以及各条战线党盟组织转来的大量群众检举揭发材料，每天由公安处开出逮捕名单，经赖卫民批准，由公安处派专人分批率领从学委抽调来的党盟员约200人参加逮捕，16日以后，义勇自卫总队调武装配合各警察分局“警盟”成员，连夜进行搜捕。经过11个昼夜的大规模搜捕，面上的敌特已大部分落网，从而保障了昆明保卫战时的城内安定局面。搜捕工作一直进行到2月底，共捕获敌特反革命分子1290人(包括起义当局10～12日逮捕的)，对解放后昆明的社会治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公安处并进行了监狱管理及审讯工作，到3月初，全部被捕人员及档案材料完整移交军管会公安部接管。
回顾这一场肃反斗争，云南地下党从云南的实际条件出发，不失时机地将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作为昆明市委直接领导的公开肃反机关，实行了党统一领导下的专门机关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这无疑是党组织的重大的正确决策。在解放大军尚未进城接管之前，地下党第一次行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这在全国城市解放中尚无先例，是昆明地区肃反斗争的一大特点。
调查掌握敌特组织的人员情况，历来是我党城工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早在1948年，在高志远领导下，敌情工作小组就动手调查掌握了一部分敌特组织人员名单、照片和住址。
“七·一五”事件后，我们曾向敌特两次指名投递警告信，引起敌特的震动。随着敌工工作的开展，我们在敌人军、警、宪、特中，广泛开展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救盟”、“军盟”、“警盟”。敌特组织系统、人员情况正逐步为我所掌握。高志远指定由田培宽专门进行汇集整理。1949年6月，全国解放已成定局，赖卫民接替高志远领导敌工工作，提出进一步汇编敌特名单，作为解放昆明时镇反肃特的依据，此项任务仍由田培宽负责，内容包括组织系统、姓名(及化名)、年龄、籍贯、住址、职务、罪恶事实、来往关系、像貌特征等，并尽可能取得照片。为了便于保管和携带，采用32开小笔记本，蝇头小楷书写，一式三份，共汇集了300余名敌特人员情况，计划在解放军进入云南时，派田培宽携带该册潜出昆明，交解放军领导随军进入昆明，执行搜捕任务。后因云南和平起义，该名册就成为我保卫部执行镇反肃特的重要依据。
材料的来源，主要从敌工工作所属的“救盟”、“军盟”、“警盟”成员中取得，也有地下党各条战线转来的情报。如刑警大队附潘少卿，与我党建立工作关系后，即提供在昆洪职的“特警班”一至五期集体照片一张，还有部分个人照片及中美合作所训练班一、二期的个人照片，并标出姓名及单位。1947年被军统开除的程灿章，加入“军盟”后，提供中、军统特务共300余人的名单(主要是全国各地特务)。“民青”成员周映邦(后入党)等，机智地从警察总局会计室工资名册中，抄在警察系统及刑警队的特务名单。省警务处管理档案的“新联”成员李佐臣，抄出在云南警宫中“特警班”毕业的军统人员名单。因此，警察系统特务的情况，基本为我党所掌握。此外，还有一些成员提供了不少单个的或零星的材料；各条战线组织也按市委统一部署将各单位特务及反动骨干的名册材料转来。在昆明起义前夕，市委敌情工作小组已基本掌握国民党保密局滇站各公开秘密组织的大部分人员名单，以及部分外地潜逃来昆特务人员名单及住址。这就给我党镇反肃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昆明地下党预见性强，动手早，除依靠专门工作外还广泛动员各条战线党组织调查汇报特务组织材料并由专人汇编成册，是其成功的经验。同时，这也证明了我党主要采取拉出来的方针，在敌人阵营发展外围组织，建立关系的做法是正确的，也只有从敌人内部，甚至是一些中上层人员中，才能获取较多的可靠情报。
12月12日，根据市委决定，朱人杰、田培宽二人在崇仁街经我党与起义当局的联络员杨青田介绍给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杨文清及宋一痕。13日下午，由宋一痕主持，在太和街100号原王巍住宅正式成立公安处，宋一痕宣布公安处工作由地下党派来之李华(朱人杰)及方少山(田培宽)主持。此后，宋在五华山办公，只是有时来处过问一下总务等一般事务，一切业务，均由朱、田二人秉承市委赖卫民指示办理。
随着工作开展，组织上又陆续从警察界及学校调来一批党盟员进入公安处，总数约40多人，1950年元月初，市委保卫部吉星明，也化名艾光卿调进公安处加强领导。此时公安处共有党员6人，成立了党的支部，由田培宽任支部书记。另有“民青”、“新联”、“警盟”、“军盟”成员40余人，在党支部领导下进行工作。故公安处实际工作人员，皆为我党盟组织骨干力量所组成，分设秘书组、行动组、审讯组、总务组。
根据市委决定，公安处中心任务是搜捕和管押，对任何人均无权处理，俟接管后移交公安部门处理。为了彻底肃情敌特，分化瓦解敌人，公安处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公安处加强了审讯工作及监狱管理，号召被捕敌特立功自赎，坦白交待，从而扩大线索，捕获一批漏网敌特，并缴获了电台2部，枪支30余支。
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昆明保卫战一结束，便张贴布告，在原警察二分局门口设立自首登记站，对前来登记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不抓不判，令其立功自赎。如滇站昆明组长李瑞蜂、军统电台台长陈琼、刑警队一名组长以及该队其他一些特务，都前来进行自首登记。
一组长带铺盖前来登记，准备坐监，但登记站让他回家，其对此感激涕零。有此先例，一时间不少隐藏的敌特，纷纷露面前来登记。为了进一步肃清漏网敌特，公安处还领导开展了一部分社会侦察情报工作。有以“新联”成员周自荣，“民青”成员褚伯伟、刘步云、李丕原为首的三个情报小组；有以“救盟”成员郭荫南、周时敬、段葵，“民青”成员张应武，情报关系谢金碧等人组成的情报小组；有在服务行业由党员郭继先领导的三个反特小组；还有自首登记特务组成的一、二、三组，定期向公安处汇报情况。
这些侦察情报小组共60余人，分布在昆明各地区各阶层，再与监狱中特务的坦白检举结合，形成在市委保卫部和公安处领导下的情报网。这充分体现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肃反方针，执行了严厉镇压与分化瓦解立功自赎相结合的政策，便这次镇反肃特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
这次镇反肃特工作，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和混乱现象，主要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市委直接领导了保卫部，公安处实质上就是保卫部的公开机构。保卫部同时领导了起义的昆明市警察局。即使是卢汉的保安司令部的情报组主要人员，也系我党派入的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因此，也属保卫部领导。在起义初期由警备司令部派出的军警联合行动组，主要是情报组中我方人员根据保卫部提供的材料，执行了部分搜捕任务。党组织对敌情工作，一贯重视，动手早，材料准备充分，故公安处开出逮捕名单，一般比较准确；又经过赖卫民的批准手续，从13日即统一在公安处领导下执行，防止了乱捕乱放情况的出现。公安处及时清理了起义时警察局系统的在押人员，将特务及重大特嫌转移到昆明监狱分别管理，总的说来，这次镇反肃特，基本上做到了不枉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