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
3月
开展对敌工作：1948年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以下简称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对中共昆明市工委(以下简称市工委)高志远指示要在昆明开展敌工情报工作，提出“拉出来，打进去，到敌人心脏里烧锅煮饭”的工作方针，并选派青年学生吉星明(“民青”，1948年4月入党)，开始在驻昆明地区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中建立关系、发展组织、搜集情报。
建立第一个工作点：3月，吉星明介绍青年学生林羽军加入“民青”。利用林家开设的“西北大旅社”来往人员复杂，便于掩护的条件，经高志远决定在此建立工作点。
建立发展关系：3，4月间，通过林羽军先后介绍了“西北大旅社”的会计谢家宝，刑警大队的李荣光，及赵大盈加入“民青”；吉星明介绍云南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少尉文书钱再贵加入“民青”；上级党组织又转来警察一分局杨××等两人的“民青”关系。
4月
获取情报保护组织：4月，敌情工作组织从刑警大队获悉特务要逮捕昆女师附小教师、中共党员潘景桂的情报，及时报告上级组织。党组织发动学生保护，使潘景桂免遭逮捕；在昆明学生纪念“红五月”活动中，敌工人员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学生中发展特务、搜集进步学生黑名单的情报，及时报给上级组织；并获悉军统滇站及警备总部派特务到麻栗坡、马关一带侦察人民武装的活动及派遣特务到开远逮捕人民武装联络员的情报；特务机关还在昆明火车南站、东站、碧鸡关等处借检查为名拘捕我下乡工作的同志。
5月
与刑警大队大队附建立关系：5月，李荣光向组织汇报了其表兄、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即军统滇站第四公开组)大队附潘少卿受排挤及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情况。高志远决定由李荣光与他建立关系，但不发展其加入组织。由李荣光转告他：只要为我们工作，解放后是会给予出路的。以后，潘少卿曾经为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打入二十六军谍报训练班：5月，林羽军介绍刘步云参加“民青”，并通过警备部情报处一科长的关系，派刘步云等五人进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委托第二十六军举办的谍报人员训练班。不久因训练班停办，刘步云等人撤回。
6月
在各警察分局发展关系：6月，根据上级指示，我敌工人员在昆明市警察局一、二、三、四、八分局先后各发展2人加入“民青”，在五分局发展1人加入“民青”。上级组织转来消防大队3人、交通大队1人的“民青”关系，1人的“新联”关系。
根据敌情工作的开展情况，高志远及时提出“拉出来为主，打进去为辅”的工作方针，针对不同对象采取灵活的方法，逐步建立情报渠道。
为“反美抗日”运动提供情报：6月，省、市工委决定6月17日举行昆明学生，“反美抗日”集会，云南当局下发了不准学生集会游行的禁令。潘少卿、钱在贵、李荣光等人向组织报告如学生游行，宪警及刑警大队特务奉令逮捕离开游行队伍的零散学生的情报。吉星明立即到云大设法通知学联：游行时学生不可离开大队。在游行过程中警察未能逮捕学生，但游行结束后学生分散返校时被军警抓走29人。
转移重要文件：自6月17日以来，云南当局不断逮捕学生，学生被迫集中到云南大学和南菁中学两校坚持斗争。获悉敌人准备武力攻打两校，逮捕进步学生，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高志远指示吉星明冒险进入军警严密监视封锁的南菁中学，取出一包重要文件交给组织。这批文件中有部分地下党领导同志的自传、党费收支记录、密电码、学习材料等。
7月
掌握特务情况：7月，根据组织的要求，潘少卿提供了在昆供职的特警训练班1～5期毕业人员的集体照片，并——注上姓名；另外还提供了部分特务的照片，为以后的肃特工作创造了条件。
获取审讯情报7月15日，云南当局武力攻打云大和南菁中学，逮捕师生800多人，并对被捕师生刑讯逼供，企图打开缺口，获取破坏云南党组织的线索。吉星明通过刑警大队队警、“民青”成员杨从新、周仕学负责押送审讯师生之机，及时掌握敌人对师生的预审情况，报告上级，避免扩大损失。
联系开展省府警卫营的工作：7月下旬，根据上级的安排，吉星明与省府警卫营地下党员刘运宗和四名“民青”成员接上关系。从此，市工委通过敌工组织领导省府警卫营的地下工作。
建立军统情报关系：7月，李荣光发展被军统除名的李培霖加入“民青”。组织指定李培霖专门搜集军统滇站和铁路警务处的情报。
为法庭斗争提供资料：7月底，在警备部军法处的“民青”成员钱在贵、吴世镛等四人，借整理“反美抗日”运动中被捕师生的预审口供上报特刑庭之机，抄录一份上交党组织。这份资料对党组织开展法庭斗争及审干起了很大的作用。
8月
刻印《新华电讯》：高志远吸收青年学生田培宽(“民青”，1948年9月入党)参加敌情工作，并将铁局巷7号田培宽家作为工作据点，田玉英(后加入“民青”)参加据点工作，由田培宽刻印《新华电讯》供全市党组织使用，此项工作持续到1949年6月。
8月底，党组织转来周自荣(“新联”)等3人参加情报工作。后派林昌德打入刑警队五组。
9月
成立敌情工作小组：9月，经郑伯克批准成立昆明市敌情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敌工小组)，由高志远领导，组员有吉星明、田培宽。敌工小组的工作由郑伯克直接领导。小组机关设在靖国薪村45号吉星明的姨父家。
获取敌人机要文件：9月，刘运宗从省府印刷所获得一本各保安团军官编制名册，从宪兵十三团一班长处获得一套宪兵特高勤务训练教材。李荣光从刑警队窃出一木“防谍保密手册”。以上文件资料由吉星明上交高志远。
成立“救盟”组织：9月，经郑伯克批准，敌工小组成立了外围组织“云南救国正义同盟会”，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发展建立关系。由高志远拟定“救盟”章程，为了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章程提出：“我三迤人民，为拯救云南免遭战乱，而享安宁和平生活，特成立此会。……”后来只发展了少数几个关系。
加强腰站据点的工作：9月，敌工小组派胡俊到禄丰县腰站据点秘密组织“农民自救会”，发动反“三征”斗争。后来在“农民自救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禄罗游击大队。
10月
开展敌军情报工作：10月，田培宽介绍商行职员褚伯伟加入“民青”，并由褚领导“新联”盟员冯平自二十六军情报科长蒋×处获取情报。
对刑警大队情报股开展工作：10月，上级将“民青”盟员孙时熙的关系转给吉星明，由吉领导参加敌情工作。孙时熙于11月介绍刑替大队情报股的政治情报收发员张应武加入“民青”。
11月
在警卫营发展党员：11月，刘运宗、田培宽介绍省府警卫营班长李富入党，增加了党在警卫营的力量。1949年
1月
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向中外宣告我军将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美蒋反动派阴谋“划江而治”，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求和，企图以“和平”名义维持其法西斯统治。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继续揭露和打击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提出了向全国大进军的计划。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提出彻底消灭反动势力的八项和谈条件。21日，蒋介石被迫“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的总统，同意以我党所提条件为和谈基础。
为适应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战略部署需要，中央军委命令战斗在桂滇黔边的“自救军”第一纵队与广西左右江地区、靖镇区、黔西南和滇东南的开广、罗盘、弥泸地区的游击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
2月
12日，因昆明中央银行拒绝兑换紫色票面金元券，引起为生存所迫而挤兑的群众冲击南屏街中央银行分行大楼，卢汉亲赴现场，督饬宪警逮捕群众并当场枪杀无辜群众21人。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将卢汉列入战犯名单，新华社发表短评《警告杀人犯》，中共昆明地下组织将新华社短评分送卢汉及其周围人员，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25日，卢汉委托与我党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为代表，携卢汉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信通过黄洛峰等找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表示愿“接受指示”。香港分局成员潘汉年接见宋一痕，并向中共中央及周恩来报告。香港分局答复卢汉：暂由宋一痕作联络；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不能北上。
3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根据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总形势，提出今后解决100多万残余国民党军队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据情况灵活运用这三种方式去解决敌人。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局，从起义滇军中选派人员做争取卢汉的工作。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政治部派五十军代参谋长张秉昌于5月回到昆明，向卢汉转达了中央军委争取卢汉起义的意愿，宣传党的政策；东北局还遣返了一批经过教育的起义和被俘的滇军军官回滇，其中有的被卢汉安排在保安团任职，有的被委任为县长。
中共云南省工委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分析云南的形势，拟定立足于在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斗争配合野战军解放云南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城市群众运动和反蒋统一战线，争取以“绥远方式”解放云南的方针。
卢汉委托保安第三旅旅长龙泽汇派人与桂滇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联系，要求会谈。朱家璧向桂滇边工委和省工委汇报，并复信给卢汉要他提供部分武器弹药以示诚意。
杨青田通过选举当选为省参议会副议长，经省工委部署，在会内党的统战小组策动下，开展要求在云南停止征兵征粮的斗争；同时，昆明市委发动各界拥护这一倡议，使斗争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4月
中共中央经过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谈判，拟定《和平协定》八条廿四款，规定和平方式的具体政策，被蒋介石拒绝。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发动渡江战役，突破蒋介石长江防线，占领了南京。25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云南省工委据此分析云南形势，指示各地党委，“关于云南解放问题，我们争取北平式，但要立足于准备采取天津式；党的工作重点在扩大，深入武装斗争，准备配合解放军解放云南；同时，要加强统一战线和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省工委统战工作小组在省参议会中发动反对蒋系贵州八十九军及阻止第八军与胡宗南部入滇的斗争。
4月末，卢汉派宋一痕向华南分局报告，准备按中共中央和谈八项条件起义，要求中共中央指示行动方针，派代表常驻昆明联络。华南分局将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并周恩来。
5月
月初，华南分局领导成员乔冠华在香港会见宋一痕，宋报告云南情况称：卢汉急于行动，希望中共中央立即指示方针，派干部赴昆协助，并望滇省游击队能配合行动。
11日，中共中央电复周楠，庄田并华南分局，指出“卢如决心发动反蒋，在可能条件下，我可以一部武装队伍配合卢军消灭蒋匪势力，但除此外不可订立任何条件，不可接受任何约束”，“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要卢汉派全权代表直接到北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谈判”。
下旬“边纵”代表朱家璧及许南波、杨守笃与卢汉代表龙泽汇在寻甸羊街磨盘寺举行会谈。在此前后，卢汉分三批输送武器给边纵，并提供了电台和一部分经费、药品。与此同时，边纵政治部主任张子斋率工作组秘密赴昆，进行争取卢汉的具体工作。
中共云南省工委、昆明市委向昆明各级党组织提出“反对蒋介石反动派残余力量溃退入滇，争取云南局部和平解放”的口号，深入发动群众，发展统一战线。昆明地下党及时翻印《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件，向国民党军政人员散发，发动政治攻势。省工委统战小组在省参议会中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利用蒋卢矛盾，发动驱逐蒋介石嫡系、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的斗争取得胜利，蒋介石调走何绍周，警备总司令部撤销。6月，成立以卢汉为主任的云南绥靖公署。
省工委统战小组在省参议会中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将存在云南的黄金、白银、外币外运和将五十三兵工厂等工厂的设备拆迁台湾。同时，地下党又在省参议会中和社会上发动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云南发行银元券。11日，云南省政府决定铸造和在全省发行银币(半开)，拒绝发行银元券；14日，又决定截留外运的金银、外汇，接管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掌管的关税、盐税等国税。
6月
武汉解放后，中南地区之敌以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所部为主力，建立“湘粤联合防线”，妄图阻我大军南进。中央军委决定，对西南各敌及白崇禧集团均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战略方针，并指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还必须兼用政治影响。命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之第四兵团，迅速向中南进军，解放湘、赣、粤、桂5省，切断白崇禧部向云南、贵州的逃路；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华北野战军和一野一部待二野断敌退路时，会同二野主力聚歼胡宗南集团。
同月，人民解放军总部派参加傅作义起义的原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周体仁(云南籍，傣族)启程回云南。周于8月底到达，待机进行策动卢汉起义的工作。
解放军渡江后，云南各族各界人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中共中央的决策和号召。中共昆明地下组织也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发展党和外围群众组织，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各项工作。全市工厂、铁路交通、邮电等系统的工人中都有党的工作；工会除铁路系统外，其余系统均被地下党控制。全市38所大中学校均开展了党的工作。在国民党的行政、财政、金融、治安、警察等部门建立了生活互助、文体、学习社团等合法形式的群众团体。对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工作方面，有厅处以上官员身份之地下党员及外围组织和与地下党有政治联系的人员，团结拥护中共中央和谈八项条件的民主人士进行各方面的工作。
省工委统战小组在省参议会中发起要求取缔在云南的特务组织及阻止桂系三○三师入滇的斗争，蒋介石被迫将公开的特务组织和人员撤出云南；而卢汉同意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留任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长，沈醉则借此在云南继续部署了潜伏特务组织和地下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