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华南分局调林李明任滇桂黔边区党委书记。林李明来昆会同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进行了区党委筹建工作；在赴滇东南游击根据地召开区党委成立的扩大干部会前，听取了昆明市委关于工作情况和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全面部署的汇报。
7月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代表求见一事，写信给周恩来，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
卢汉代表宋一痕赴北平。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会见宋一痕，表明欢迎卢汉靠拢人民，反蒋起义，历史罪恶既往不咎；并指示卢汉起义时间不宜过早，应在解放大军接近云南取得联系与策应时才能行动。
下旬，根据中共中央3月决定，中共桂滇边工委和中共云南省工委合并。在砚山阿猛召开扩大干部会，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云南全省的游击武装和桂滇黔边纵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加紧进行反蒋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平解放昆明。并于次月派朱家璧，张子斋、郑敦为代表在路南石林再次与卢汉代表龙泽汇商谈，争取卢汉进一步靠拢人民。
8月
卢汉派卓立为代表前往西康与刘文辉联系，并通过刘文辉联系四川潘文华、邓锡侯，准备共同举行起义。
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鄂西、湖北及赣西北、赣西南广大地区。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与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湘潭等地和平解放。接着我第十三兵团经湖南西部南下广西，第四、第十五兵团自江西进军广东，沿粤桂边急进，断敌向云南、贵州及海南岛的逃路。
下旬蒋介石由台湾经广州飞到重庆，召见胡宗南、宋希濂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策划部署西南防线，并召卢汉赴渝，卢汉托词未去，派朱丽东、杨文清前往代表谒蒋，蒋则先后派肖毅肃、俞济时、蒋经国来昆催卢赴渝；张群并与卢的主任秘书杨适生通电话，促卢应命。卢汉及其军政要员犹豫不决。同时，蒋介石派总参谋次长肖毅肃到昆明部署“围剿”边纵。这期间，广州、香港谣传昆明为中共控制，云南已起义，蒋系李弥第八军、刘伯龙第八十九军和桂系张光玮部已进驻黔西、桂西，逼近滇境，加紧控制云南的部署行动。云南顿时出现复杂紧张的局势。
28日，中共中央电示香港工委，并转告滇桂黔边区党委，派人到昆明找宋一痕联系，并指示了对卢汉做工作的5点原则：1．要其允许我部队之自由活动，并接受其所有枪支弹药钱粮之援助；2．发动参议会及群众团体学校一致进行拒绝蒋桂系匪军入境；3．要其将12个保安团集中应变；4．加强对蒋匪特务的管制，必要时一网打尽；5．卢的部队须严明纪律，切实保护国家财产。
31日，宋一痕由北平经香港回到昆明，向卢汉转达了中共中央争取卢汉起义的意见。
月底，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副书记郑伯克和周楠从滇东南游击区到昆明，听取昆明市委关于局势发展和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措施的汇报，作了进一步的研究部署。认为卢若赴渝，必接受蒋介石条件，否则将被扣留。遂由杨青田邀同地方上层人士徐继祖、缪云台去劝告卢汉勿上当赴渝，并曾试图发动群众采取适当方式坚定卢汉的反蒋立场。
9月
3日，蒋介石由于再三促卢赴渝未果，即认为卢“决意背离中央以自保”。蒋经国在日记里写道：“父亲最后决定：‘解决云南问题之原则，应以政治为主，避免流血’”。
6日，卢汉在蒋介石的一再胁迫下前往重庆。蒋经国日记里记道：“父亲正对西南局势、尤其是对滇局忧虑之际，卢汉果于本日下午来渝，致一切既定方针，必须改变”，“此时云南问题实为国家存亡、革命成败之最后关键，如能兵不血刃，和平争取，殊为最大之幸事；且中央入滇与驻滇各军，皆无必胜把握，故不管滇卢如何狡狯成性，首鼠两端，亦只有抱‘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决心，而予以相当之满意，使彼有所感悟”，“下午阎院长百川自粤来渝，衔李宗仁之命，要扣留卢汉，勿使回滇，父明告其不可之意”。
6日下午，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得知卢汉赴渝，作应变部署。昆明市委通知，对在一线工作已暴露的党员，除必须坚守岗位者外，立即隐蔽，准备疏散转移。
7日中午，蒋介石“拟定肃清中共及反动分子计划，并向政府建议发卢汉剿共经费银洋100万元”，与卢汉作长谈，“促其即日行动”。蒋卢双方商谈后达成协议：蒋介石许诺给卢汉两个军的编制和番号，拨给军饷、武器装备；所有在滇的军、警、宪、特归卢汉指挥；卢汉则接受在昆明进行“整肃”；“围剿”“边纵”；机场、铁路交通线归蒋军控制；部分改组省政府等条件。8日，卢汉由重庆回到昆明，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及局长毛人凤也先后率大批特务到昆。卢汉通过民主人士刘淑清等将“整肃”消息透露给杨青田、唐用九等。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迅速疏散转移大批党员和进步分子往农村游击区，同时，调整组织领导机构。
7日，周楠离昆飞港，向华南分局作了汇报。
卢汉赴渝后，边区党委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华南分局报告说：蒋、卢间矛盾不能根除，只要我策略运用得当，当大军迫近及卢的周旁进步分子起影响作用，卢尚有向人民靠拢的一线希望。对策是：一、积极争取卢，坚决打蒋匪，扩大其矛盾。为此：1．复信或派人与卢当面说明：我们了解其处境，但愿其勿因目前感困难而改变既定之路向与原则，只要其集结兵力应变，我们决心以全力援助作战，并同意其提议，续派人商谈；2．争取其保安团部下及其周围人士，以坚定他；3．动员昆明上下层力量及舆论界、参议会，适当地争取卢，反对蒋，要求安定生活，反对蒋军入滇：二、倘卢决心靠蒋，公然或暗中向我军进攻时，我则边前进边拉，并争取其保安团起义，以此迫其向人民靠拢；三、党内克服对卢幻想、麻痹观念，乡村、城市切实准备应付恶劣局势；四、军事上积极出击。
9日，蒋系特务发动反革命“整肃”，解散省参议会；查封报馆、学校；逮捕民主人士、报馆工作人员、工人学生共400余人；随后又派特务暗杀了已于8日秘密转移潜往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杨杰。
10日，宋一痕致电华南分局并报中共中央，要求“共商对策”。
边区党委遵照中共中央电示，派郑敦于9月中旬赴昆明与宋一痕商谈。郑敦到昆明，与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对当时严峻的局势分析研究后，由郑敦先后两次会见宋一痕。向宋说明形势和党的政策，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诺言，为蒋殉葬是自走绝路，劝其悬崖勒马，并向卢汉提出：一、停止捕人，保证被捕者生命安全，勿施刑罚，并寻机释放；二、恢复报社、学校；三、将特务名单交我，并压制特务活动；四、保证保安团不向我进攻，将滇西4个保安团调昆，在铁路线保安团应对蒋军牵制，并随时将蒋军部署行动告我；五、地方行政人员反动者撤换，恶霸武装予以改编或解散；六、我对卢辖区不反共武装及行政人员不予攻击；七、彼此设一电台，密切联系。会谈后，卢迟疑未作答复。郑伯克、郑敦即分别返回游击根据地，行前将中共中央同宋一痕约定的联络代号交陈盛年掌握。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人民解放军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上旬解放湘南、湘西地区。14日解放华南重镇广州，继而在阳江、阳春地区追歼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部4万余人。19日，中共中央发出进军西南的指示。
同月，云南全省“边纵”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开展反“围剿”斗争。“边纵”西进部队跳出外线，挺进滇西，断敌逃缅通道。
周体仁于上、中旬先后与卢汉面晤，介绍北平和平解放情况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卢汉表示愿率部起义。周体仁向卢转达中共中央意见，云南举行起义的最好时机是人民解放军消灭蒋系胡、白两集团军后，向云南进军时，并表示愿代卢同解放军总部联系。在此期间，卢汉指使其绥署军法处长杨振兴掌握对“九九整肃”被捕人员的审讯工作，毛人凤几次提出名单，要卢汉批准屠杀被捕人员，卢汉均推故拖延。
11月
3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出巡”抵昆，卢汉得到地方耆老李根源、周钟岳的支持和群众斗争的推动，利用蒋、李矛盾，要求李对被捕人员从宽处理。在取得李宗仁“交卢主席酌情处理”的批示后，于11月底以前分批释放了全部被捕人员。
15日和30日，重庆、贵阳相继解放。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川黔滇康国民党军政人员发表四项忠告，即：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等。
同期，滇桂黔边纵队反“围剿”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在云南境内解放县城达61座，已发展扩大到10块游击根据地。云南境内“边纵”西进部队跳出外线，民兵游击队9万余人，已形成对昆明包围的态势。
由国民党陆军总部参谋长汤尧率领的陆军总部直属部队，及宪兵副司令李楚藩率领的6个宪兵团，陆续进入滇东，大批特务也撤到云南。昆明成为国民党机构和人员逃往台湾等地的空运中转站。国民党特务组织为防止卢汉起义，控制云南和昆明，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