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大教授的倡导下，各大中学教师发表《罢教宣言》，严正表示通过罢教以示抗议，并向当局提出惩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和取消非法禁令等三项要求。与此同时，一些进步教授和富有正义感的老师还采取了许多行动来支援学生。如闻一多先生和吴晗教授四处奔走，奋笔疾书，发动教师和社会人士为真理而奋斗；张奚若教授公开发表演说，积极声援学生的正义行动；费青教授和向达教授多次发表文章，表示愿做学生的后盾。如果说惨案发生以前，教师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主要限于道义上表示的话，惨案之后，则体现为实际行动的支持，特别是以罢教的方式来支持。这是最强有力的支持，此形式是一二·一运动的特点之一，标志着这次爱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
云南地方政界人士也都关切学生的遭遇。12月2日，省临时参议会驻昆委员会听取了罢联代表的陈述和要求，并作了决议，请省府立即设法制止暴行，保障学生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也发表声明，对国民党当局灭绝人性的行径提出严重抗议，并以庄重态度声援被迫害者的呼吁和要求。昆明市工人、店员、职业青年、部分国民党官兵等各阶层人士，亦纷纷以公祭烈士、写慰问信、捐款等各种形式，热烈声援学生的反内战爱国运动。
昆明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农村后，立即引起了反响。建水、石屏、元江三县的中小学生在三日内捐款200万元，并派专人将款送至罢联会治丧委员会。新平县的高安中心小学和安宁县的八街中心小学分别派代表前往昆明吊唁四烈士，其他如泸西、路南、弥勒、华宁、新平、玉溪、罗平、昭通、宣威、会泽、沾益、大姚、大理、鹤庆等各地中小学师生，用追悼会、传单、演讲、募捐等不同方式，掀起了声援昆明学生运动的浪潮。
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上海等地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很快形成了一个以声援昆明学生爱国运动为主要特点的反内战运动的高潮。
重庆是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影响特别广泛。设在这里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取得合法地位的惟一公开报纸，它团结各种进步报刊，形成强大的民主舆论战线。在一二·一运动中，该报充分报道昆明学生英勇战斗和各地热烈声援的消息，并发表社论短评，对运动的健康发展起着指导作用。重庆各界名流也纷纷致电昆明师生，誓作后盾，并电汇钱款，作为死伤学生的安葬费和医药费。12月9日至11日，由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等团体发起，公祭昆明殉难师生，把重庆的反内战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声援运动震荡了“陪都”，就连国民党严密统治的中央大学校园里，也贴满了反内战的壁报，标语，开展了援助昆明学生运动的募捐活动，中央大学所在地——“没有声音的松林坡”怒吼了。
昆明惨案的消息传到成都，各界人士满怀悲愤，各校学生连夜集会，出壁报抗议，要求惩凶，为殉难烈士们报仇。12月9日，全市召开追悼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市区进发，经过主要街道，学生宣传队沿途向市民作宣传。
在遵义，浙江大学学生于12月12日罢课一小时，为昆明惨案牺牲的师生举行追悼会，决定素食一天，将节约所得捐献给昆明同学。其他如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桂林的广西大学和一些地区的许多中学，也展开了声援昆明的反内战运动。
国民党接收上海后，中共地下党在这里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便是声援一二·一运动。昆明学生运动，则是结合纪念“一二·九”十周年进行的。
西安、贵阳、武汉、广州、长沙、杭州、南京、南昌、福州、天津等地都有群众性的声援活动。广西的桂林，四川的乐山、南充、江津、壁山等市县都以罢课、游行等方式表示声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党、政、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也积极响应和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在昆明学生正义斗争的推动下，各地反内战高潮迭起，其势排山倒海，正如闻一多先生昭示的那样，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了，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了，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了，而每一个反动者势必都将战栗地倒下去!
四烈士的精神不死!
与此同时，在海外，一二·一运动也在一些国家引起了反响，得到了爱国华侨、国际友人和国际公正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华侨致电昆明罢联，决意支持昆明学生；美国、英国一些报刊、电台报道了惨案真相，并发表评论。美国西海岸六位议员要求总统撤离驻中国的美军。
全国人民的支援，海外侨民和各国公正舆论的同情，给昆明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决心以更坚定的奋斗告慰伤者和死去的英灵，继续努力，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和意愿。
就在惨案发生后的12月2日下午，在联大图书馆前举行了死难烈士的人殓仪式。各大中学校师生、社会各界人士和烈士的家属亲友纷纷赶赴联大，瞻仰烈士遗容。灵堂贴满了大屠杀实录、挽词、漫画和追念死者的文章，字字血泪。四烈士的遗体安放在图书馆里，周围摆满了花圈。此情此景，人们无不潸然泪下，悲愤交加。下午3时，人殓仪式在沉痛肃穆的气氛中开始。当最后看到烈士遗体那种血肉模糊的惨状时，人们无不失声痛哭。主祭人也因过分悲痛，而语不成声，无法致辞。最后，由罢联代表致辞，他代表全体与祭人员在烈土灵前庄严宣誓，表明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的决心。
四烈士入殓后，罢联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公祭，以悼念死去的战友，同时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教育人民。为此特发布了讣告。
消息一经传出，祭奠人士十分踊跃，公祭时间一再延长。在一个半月里，从早到晚，前往祭奠烈士的人群络绎不绝，范围之广可谓空前。当时30万人口的昆明市，参加祭奠的就累计达15万人次，其中团体700多个，共收到挽联，悼诗1000多件，先后收到捐款近3000万元法币。仅12月6日一天，前来公祭的团体就达57个。
反对内战、抗议暴行成为市民议论的焦点。烈士灵堂一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地，为正义惨遭杀害的烈士，受到深切哀悼和崇高敬仰。而内战的烽烟及血腥镇压，无不引起群众的刻骨仇视和悲愤的抗议。烈士灵堂成为特殊战场。
烈土灵堂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八年来，它一直是学子博览群书、潜心攻读的中心，在治丧委员会精心设计下，它被布置成特殊的大课堂。
灵堂人口贴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一条血路要走向民主，四口棺材为反对内战”。悲壮的氛围刹时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屏风上贴着“肃静”两个黑底白字，两旁垂挂着反内战标语。益发将气氛鼓动到了极致，任何人置身于此无不为之动容，为之扼腕。门旁有收件处，登记致祭单位和祭品。致祭人进门，由接待员引领，到烈土灵前行礼致敬。灵堂设在右端中央，供桌后面并排悬挂着四大幅烈士遗像，恍若再世。遗像上端有棉花缀成的“党国所赐”四个大字，其嘲讽意味不言而喻。供桌上陈设着的鲜花果品、香炉蜡台，此刻都是一种肃穆的点缀。随着自由钟那悠长绵延的声音，祭奠人虔诚鞠躬，恭读悼词。肃穆简短的仪式，周而复始地进行着。挽联不断增加，四壁已容纳不下，就从屋梁上垂挂下来，把偌大一个灵堂分隔成许多窄窄的挽联胡同，参观者就在其中闪身穿行。
灵堂另一端，张贴着大字抄写的《一二·一惨案实录》，详细记录了惨案实况。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悲愤与沉痛。下面停放着烈士的灵柩，周围错落有致地摆满了花圈。两张条桌上，堆放着血迹浸透的血衣，并陈列着用玻璃缸装着的缪祥烈同学截下来的残肢，那么强烈地刺激着每个人的视觉，进而深及心灵，化作满怀的痛苦，弥漫开去，充溢着整个灵堂。祭奠人在周历了灵堂之后，往往抑制不住决堤的感情而失声痛哭，但墙上的警语却提醒大家，“不要流泪，要恨”。的确，烈士的血不能白流，斗争也不会停歇。灵堂出口，悬挂着棉花缀成的横匾：“争取自由!”一语道出千万人的心声。
在公祭期间，灵堂里每天都挤满了川流不息的群众，他们凝视着年轻殉难者的遗容和灵柩，沉痛地默念挂满灵堂的挽联挽词，问何以发生这样的悲剧?中国的出路何在，后继者应有怎样的作为才能告慰死去的亡灵?不少人一次又一次地来凭吊，思考。难以自抑的是沉痛的情绪和愤怒的心潮，深受这种特殊气氛的感染，不能自拔。
公祭烈士过程中罢联收集了烈土灵堂的挽联，铅印了一本《烈士荣哀录》，民众争相抢购。该书遂一版再版，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千千万万人在灵堂受到了震动和教育，更加坚定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决心和信念。正如联大冬青社、文艺社六社团在祭文中表达的那样：“在你们的灵前，安置着‘自由之神’，你们已经用你们的骨头敲响了她。每响一下，请相信。会有一个人或一群人脱弃了以往的糊涂、愚昧、自私和怯懦，更坚定地献身自由，献身民主。每个人都会在这钟声里清醒过来，认清他们该走的路”。
灵堂公祭在一二·一运动中以其感人肺腑的生动实景，给人以视听上的强烈感受和心灵上的剧烈震荡，从而起到了教育人民、启迪民心、揭露敌人的重大作用。
国民党当局屠戮学生的暴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这场血案绝对不是掩耳盗铃或栽赃嫁祸的做法所能平息得了的。国内民众，在抗议暴行之佘，无不诚恳希望当局痛彻悔悟，改弦更张，真正拿出惩凶平愤的善后办法来。然就在殉难者未瞑目、受伤者未痊愈之时，国民党当局惟一的举措却是开脱罪责，让刽子手消遥法外，以此回答国人的期望，对付民众的善意，并营造出一系列荒谬“事实”，企图制造“合法”的借口，来实现自己假“戡乱”、真内战的反动政策。
12月4日，一二·一惨案直接罪犯的审讯，于下午3时40分在云南警备总部后庭开审，粉墨登场。真正元凶关麟徵、李宗黄以“陪审官”的身份与军法官等高坐台上，听众僻处走廊两侧，离台甚远，以致军法官一一传讯时，十余“犯人”之口供，大半听不清楚，只有真正罪犯慷慨激昂类似演讲的答词，大致还可听清。
首先军法官将传讯之十余人，故意分为三案。
第一案为正义路殴斗案。本来这一天有多起暴徒在昆明街上殴打、逮捕各校学生，并有几起暴徒攻打云大、中法、联大、师院和《新华日报》营业分处，现在对其他作案凶手只字未提，只审讯正义路殴打一案。并且，被告第二军官总队第二大队学员周海泉等，反而在法庭上反咬一口，诬称他们被云大学生打伤。
第二案为进攻联大新校舍案。这是第二军官总队第二大队学员集体行凶，他们一度攻进校门，造成许多师生受伤，并用手榴弹炸死见义勇为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的大血案。中央社3日的报道说，在云大新校舍投掷手榴弹一事，“经探明系第二军官总队学员王斌所为”。但在审讯时，为中央社指控的被告王斌却矢口否认其有手榴弹，反诬手榴弹为学生所掷。审讯法官不加追究，就轻易让其蒙混过关。
第三案是12月1日在联大师院的投弹案。审讯情况更加离奇。被指控为投弹凶犯的失业军官陈云楼在审讯中却不承认有此事，于是投掷手榴弹就变成“握而未发”了，接下来另一失业军官陈奇达宣称：他在茶馆里遇到一个有时穿中山装有时穿长袍的二十多岁的人，交给他3万元法币和两颗手榴弹，要他去炸学生，许诺在事成之后让他去做支队司令。后来陈奇达又把1万元和一颗手榴弹交给刘友治，让他去炸学生。1日中午，学生在师院和外面的人发生争吵，陈奇达认为时机已到，就和刘友冶匆忙各丢了一颗手榴弹，军法官又询问刘友治。回答也是如出一辙。当问及陈奇达给他两枚手榴弹的人叫什么名字时，陈说叫姜凯，这就是李宗黄等煞费苦心，凭空捏造出来的所谓教唆犯共党姜凯。
总之，审讯全过程，军法官事先安排好词句询问，被传询各犯，对答如流，既不畏缩，且似理直气壮模样。席间多有言语如训话者，错漏百出，听众三次哑然嗤笑。其间，关麟徵也故作姿态地发问了几句，均为不关痛痒之词，终因心虚没敢持久，其表演技巧之拙劣实不敢恭维。一场闹剧匆忙收场。事后有关当局将其结果呈报重庆。12月8日，以蒋介石名义发来一份急电：“陈奇达、刘友治准予枪决，陈云楼送渝军法审判，姜凯应通缉归案，并公布为要。”12月真1日，陈刘二犯“依法”枪决。仅此一项，实有灭口嫌疑，在真正凶犯未根究严惩之前，匆忙解决二犯，其中文章，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国民党当局可谓自作聪明了。
与此同时，屠杀四烈土的主凶李宗黄反而蒙受反动派浩荡皇恩加官进爵了，这是对人权最大的挑战，是对国家纲纪最大的侮辱，这表示了政府根本不可能有与民更始的决心。试问，亿万民众怎能时时在恐怖里生活?试问又怎能容许以人民的尸骨为刽子手飞黄腾达的阶梯?一场史无前例的虐杀事件就在国民党当局轻描淡写、混淆黑白的善后处理中被抹杀殆尽。可是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任凭你有怎样偷天换日的本领，任凭你有怎样移花接木的手法，终究敌不过血写的事实、血写的历史。民心伤透，你将如何自处?民心尽失，你是在自掘坟墓!
凶手审凶手，凶手自问自答，可耻!
同胞哭同胞，同胞流血流泪，伤心!
正如费孝通教授所撰文评述的那样：“阴谋是没有用的。即使阴谋在枪杆和暴力的支持下获得实现，也不见得会发生什么效果。阴谋的玩弄者除了落得摧残教育、贻误青年的恶名，还有什么收获!当你们自居于青年的敌人之后，那罪恶是永远洗不掉的。”
一副对联说得精辟：“尽尽尽，谎话说尽，绝事做尽，人心失尽，民主战士杀不尽；了了了，宣言发了，鲜血流了，百姓醒了，法西斯巢穴倾了。”
四烈士在万人悲泣声中入殓。停柩于联大图书馆。哀声所致，举国震悼!追念着四烈士及一切无辜者死伤的惨痛，治丧委员会决定于12月17日上午10时，为四烈士举殡，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并坚定人民为和平民主奋斗之志，同时也是向独裁者示威，表示最愤然的抗议。
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清晨寒风料峭，送殡的人群如潮涌般汇集于西南联大新校舍，校舍草地上，人头攒动，女学生们正忙着向每个人分发纸花和黑纱。
11点钟起灵，在一片爆竹声中，从容哀凄的3万送殡者，簇拥着灵车，徐徐走出联大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