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昆明市万人空巷，倾城而出，出殡路线两旁人山人海，阳台窗口，也挤满了人群。地方当局通令“相率关闭门户”，企图通过“罢市”来削弱影响，结果却反而弄巧成拙，使全市民众都有机会恭迎这一悲壮盛典，共同来向四烈士诀别。殡仪大队由摩托车开路，自行车队跟随灵车，所过之处，哀乐齐鸣，无不引得聚观者动容侧目，争相前涌观看，或向学生索取《告三迤同胞书》等传单，致使道路多次阻塞。纠察队勉力相劝才使其稍向后退，浩浩荡荡的殡仪队伍方能顺利通过。
送葬队伍缓缓前行。写有“民主信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等十二块大木牌标语后面，是殡仪主席团，缪祥烈同学坐在人力车上，一只空荡荡的裤腿触目惊心。殡仪行列分为四个大队。每队前面是灵车和送殡队伍，像亭后面有烈士血衣、花圈和挽联。送殡者身份各异，他们四人一排，配戴纸花和黑纱，面呈坚毅沉痛之色。学生们高举着“党国所赐”、“军阀杀人”、“以生命为血钟召唤和平”等横标，身着袈裟的和尚、敲击法器的尼姑走在烈士灵柩前边，哀乐声和鞭炮声动人心魄。
出殡路线绕行昆明各主要街道。各重要路口都设有祭台，炅车每到达一处，均有各校学生宣读祭文，触景生情，总忆起同窗共读的时光和特务肆虐的情景，致祭人和周围聆听的同学无不泪流满面。悲凄之余更有怒火在烧，如泣如诉的《送葬歌》字字血泪，深深烙人昆明人的心中。这哪里只是誓词，只是控诉，这分明是声讨反动派的战斗檄文!
下午5点钟，出殡队伍回到联大新校舍，举行公葬典礼。在司仪引导下，鸣炮，奏乐，上香，奠酒，唱挽歌。行礼如仪后，全场默哀，墓地上一片寂静。时近黄昏，夕阳斜照，晚霞映照着林立的仪仗和肃立的人海，不久前发生的一幕幕往事重现在送葬人的心头，使他们在极度悲愤中陷入沉思。
烈士的灵柩依次放入墓穴，墓地从左至右，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主祭和陪祭掩土，封闭墓穴之后挽歌声再起，鞭炮鼓乐齐鸣，最后，主祭、陪祭简短致词。
查良钊先生致词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一个民主，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四烈士虽然死了，而他们未完成的工作，则留给我们。”
闻一多先生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离我们也还远得很……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吴晗先生指着“民主种子”的题词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应改为‘民主圣地，……将来民主的幸福的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永不忘记在西南的角落上，有一块‘民主圣地”。
讲话完毕，群众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懑，会场上举起如林的臂膀，响起雷鸣般的吼声：“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严惩杀人凶手!”“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葬礼不是在哀乐声中默然结束，而是在怒吼的口号声中和坚不可摧的誓言中落下帷幕。
四位勇士，安息吧!你们的名字将被新中国的人民所反复传诵，你们不灭的精神将为后继者们所禀承，所发扬。一息尚存，争取民主的奋斗不止，待捷报飞传之时，再来告慰你们的亡灵。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不走出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
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
“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里看不见我们?”
“你们不要呼唤我们的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
我们合在一起呼唤吧!”
“正义，快快地回来!
自由，快快地回来，
光明，快快地回来。”
——冯至《招魂》
军特警宪肆意横行
远在抗战后期，国民党重庆政府以保卫西南后方重镇为名，建立昆明防守司令部，蒋介石委其亲信杜聿明为司令。从表面文章说，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设立是为了保卫国防重镇和国际交通大动脉，应予肯定，但实际上它的设立还有另外一层背景，那就是云南人民抗日民主爱国情绪日益高涨，民主堡垒的美名誉满全国，而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当局与这股民主潮流又有些关联，因此，为了防范人民，监视龙云，实现其反共目的，蒋介石便藉保卫昆明之名设立司令部，—举多得。司令部既有正规的军人，更配备了大批军统、中统特务。抗战胜利后把龙云赶下台，蒋介石、杜聿明靠的就是防守司令部。
因为搞龙云不得人心，为了收买人心和多少给龙云—点颜面，杜聿明被调到东北任职，防守司令部“改组”为警备总司令部，以蒋介石的又一个亲信关麟征为司令。防守司令部在昆明横行无忌，残害人民，所以有人曾在司令部侧面树上贴了一付对联，上联说“杜聿明，明劫明抢民遭殃”；下联为：“李宗黄，黄脚黄手皇家官”。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改组龙云政府及其以后的云南政局。
由于关麟征积极参与镇压“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声名狼藉，蒋介石不得不以舍车保帅方式把关麟征与李宗黄一齐调走，另派嫡系霍揆彰为警备司令。又因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霍揆彰罪恶暴露，蒋介石故伎重演，撤了霍揆彰，再用何绍周这个已经过继给蒋介石死党何应钦为子的人顶替霍揆彰任司令。不得不走马灯式的频繁更换司令本身已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司令部残害人民、丧失人心的情况。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司令部的组织机构及其如何残害人民的活动。
云南警备总司令部除正副总司令、正副参谋长外，下辖九处、三室、一科，直属部队有一个警卫团和一个通讯营。九个处是：
参谋处，掌管中央军第二十六军的作战、训练、装备和云南保安总队的作战指导，并搜集军事情报；
副官处，指导警卫团，负责警卫，设有拘留所，管押所谓人犯等；
军需处，保障后勤供应，并处理所查获的物品，包括大烟和武器弹药等；
军法处，掌理案件，包括所谓中共活动案件；
情报处，侦察和搜集中共及其武装的情报；
新闻处(政工处)，负责新闻审查，社团及军队内部国民党的组织、省，市、专区和县国民党组织的联系工作，以及对所谓政治犯的管教等；
稽查处，在昆明及全省各交通要道设检查站，与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十三团、滇缅公路稽查室、滇越、川滇两个铁路警务处，以及一些重点大型工厂的稽查室等警、宪、特机构，密切配合，防备所谓“奸人活动”；
外事处，办理一切涉外事宜；
交通处，掌握铁路、公路运输情况，办理军运和通讯。
从上述九处的设置和其职责范围，我们可以看到昆明及全省城乡，无论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农村都有国民党敌特组织在活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千方百计地陷害人民，打击共产党，破坏民主运动，镇压革命，搜刮云南人民的血汗。
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往往采用各种“会报"，策划，指挥镇压云南各族人民的活动。这种会报有定期的，也有临时的。定期如“业务会报”、“治安会报”、“警备会报”、“执行小组会报”等；临时召集的“会报”如“滇西警备会报”、“清剿圭山会报”等。
所谓“业务会报”，每天上午一次，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十分钟，由总司令亲自主持，科以上主要头目参加，主要目的在于检查督促各部门提高工效，把反共反人民的工作做好。
所谓“治安会报”，每星期三举行一次，参加人员有正副总司令、参谋、副官、军法、稽查、新闻、情报等处处长，以及昆明市警察局、郊区警察局、宪兵十三团、川滇、滇越铁路警务处等单位头目。目的在于检查上周工作，布置下周任务。问题在市区发生，交昆明市警察局处理，在专县发生，交邻近驻军处置。如1948年某日的会报，铁路警务处头目说边纵朱家壁部三百余人在徐家渡车站以南越过铁路向西而去，会报立即电告驻开远的第九十三师前往追剿。
“警备会报”，是全面统治全省的军政联席汇报会，通过这个会报策划进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步骤和破坏民主运动的方法等。出席会议的全是云南军政最高当局头头，一般由卢汉亲自出席主持，每两周举行—次。形式上有关云南的一切警备措施都是通过卢汉执行的，但由于卢汉同蒋嫡系何绍周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形势发展对卢汉的影响，卢汉对有关镇压游击队的事逐渐不愿干了，这个“警备会报”也就改为不定期举行。
“执行小组会报”，每星期六举行，地点在警备总部小花园，由总司令(或副总司令)主持，参加人员除警备总部的参谋、副官、稽查、新闻，情报等处处长外，还有国民党省党部、云南省三青团总部、云南全省警务处、昆明市警察局、铁路警务处、滇缅公路稽查处、宪兵特高组等单位头头。专门搜集中共地下党成员名单、民主人士名单、学生会领导人名单，和工会骨干名单，研究破坏对策。然后逐级向上汇报，即警备总司令向卢汉汇报，卢汉再向西南行辕汇报。—旦有关上司下达指示，贯彻执行则分别从两方面行动：在社会上由稽查处会同警察局实行；在学校和社团内部则交由省党部和三青团实行。敌特们以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进行破坏，如遇学生开会则先行阻止，—阻止失效即行捣乱会场。学生上街张贴标语传单，便衣警察、特务就尾随其后，一方面撕毁传单、标语，—方面准备施行逮捕、镇压。
以上所大略叙述的“会报”，说明警备总部及云南地方当局，为维护蒋家王朝统治，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无论城市乡村，也无论机关学校，无论交通线上，无论工厂车间，到处都布满了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刽子手，举起屠刀，随时准备向人民砍来。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胜利后，又勾结美帝国主义，阴谋发动内战，镇压爱国民主力量，这些倒行逆施，大大激怒了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连那些只埋头书斋，潜心学术的教授们，也为爱国心驱使，纷纷拍案而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来了，有的成了坚强的民主斗士。闻一多便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
闻一多，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青年时代求学清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用红纸抄写了岳飞的《满江红》，贴在学校食堂门口，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在清华园引起了一阵波澜。后来留学美国，学文学、绘画和戏剧。在美国目睹中国同胞备受歧视和欺凌，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思乡的情绪越来越浓重。他发现在美国的自己，不过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东方老憨”罢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国，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去。为此，他提前结束学业，于1925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他迫不及待地回国，一心想报效祖国。可是到了祖国，迎接、等待他的是什么呢?是上海马路上的斑斑血迹。他是1925年6月1日在上海登上朝思暮想的国土的。然而，就在两天前这里发生了“五卅”惨案，被反动当局镇压的学生、工人的血迹在马路上仍依稀可见。这使闻一多失去了生气，惆怅莫名。接下来，他看到的、听到的是军阀混战，狼烟四起，帝国主义入侵，山河破碎，人民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他的“爱国梦”破灭了。他以诗人独有的表达方式，在心灵深处呐喊道：“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发现》)痛定思痛之后，他缄默了，他决心把政治留给“魔鬼去开垦”。
从此，他越来越远离政治，远离群众，缩进学术的象牙之塔，潜心于《诗经》、《楚辞》等古籍的研究。无论是在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还是重返清华园任教，乃至在西南联大蒙自文学院时，他都基本不问政治，一心做学问。在蒙自时，他整天缩在哥胪士洋行中做学问，辛勤笔耕，几乎连楼梯都不下，因而被隔壁的郑天挺先生和罗膺中先生赐给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其实，这时的闻一多虽想痛苦地离开政治，实际上却不能办到。一贯讲课不涉他的闻一多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清华一院二号教室上课讲“毛诗”时，竟抛开讲义，说起西安事变，像与人辩论似的。这使熟悉他的人想到，他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并非不问政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使他颇感意外。多年后，他说“像这样大敌当前，能捐前嫌，顾大体，这只有共产党才做得到啊!”这些情况说明，闻一多在理想破灭后，其缄默是在痛苦地思索，观察着一切。当他一旦辨明是非，认定方向后，必将义无反顾地为坚持真理而斗争。
在昆明八年的西南联大生涯，是闻一多一生的重要转折时期，使他由一个不愿过问政治的学者、诗人、教授，拍案而起，成为坚强的民主斗士。由长沙步行湘、黔、滇，随“长沙临大”迁至昆明组成“联大”的生活，使闻一多接触、了解了人民，特别是苦难深重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在西南联大奔波流离的躲空袭的感受；从郊区赶往联大新校舍上课时，途中亲睹“病兵”走着走着便倒毙的惨状；特别是生活每况愈下，大学教授薪金养活不了家小，被迫典当衣物，仍无法饱腹，只好到中学兼差，甚至操起“手工业”为人治印的现实生活，促使了闻一多的转变。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他拍案而起了!
那是1943年至1944年间的事。
1943年，闻一多应联大英藉教授罗伯特·白英之请，合作编译《中国诗选》。他读到了朱自清由成都休假带来的一本诗集，上面刊有解放区诗人田间的几首诗，如《自由，向我们走来》、《五人在商议》、《给饲养员》、《多一些》、《晋察冀向你笑着》、《人民底舞》等等。读后，闻一多从多年的苦思中大为振奋，他在一次讲唐诗的课堂上又一次打破了不谈课外事的惯例，介绍起田间的诗来了。他称田间的诗是“时代的鼓点”，田间是“时代的鼓手”，呼吁当今时代应有更多的这样的鼓手。这堂课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议论说：“这听鼓的诗人将要变成擂鼓的诗人了。”真是如此!此后的闻一多积极投入政治活动，大声疾呼：“不仅要做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向圈子外喊去”，“要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
在1944年联大学生组织的“五四”座谈会上和抗战七周年时事座谈会上，当有人要求学生要潜心于学术，而不要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认为学生的天职是读书，学生过问政治是幼稚等等时，闻一多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一次又一次地拍案而起，“火”起来了。他说：“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讲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有人怕青年人‘闹事’，我倒以为闹闹何妨!‘五四’是我们学生闹起来的，‘一二·九’也是学生闹起来的。请问有什么害处?”
闻一多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积极投入政治活动，汇入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闻一多要呐喊了，可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惟有加入一个组织与更多的同志团结一道才有力量。他要求参加共产党，但朋友们劝他，为了民主斗争，眼下加入民盟更为合适。加入民盟后，闻一多更英勇地投入了民主斗争。这时的他，不仅是诗人、学者、教授，更是民主斗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