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大队奉命由二十五团建制划归滇北地委领导后，担负了建设和保卫根据地的任务。禄、武革命新区，在二十五团到达后的2个月，在解放29个乡的同时建立了乡解委会。二十五团调离滇北后。滇北地委工作团在游击大队的配合下，对群众进行了发动工作，对解委会进行了调整、充实和加强。同时，还建立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开展“反三征”、减租、减息等工作。10月上旬，云龙乡古宜村恶霸地主普光祖组织反动武装，企图杀害地方工作干部，夺取武器，发动叛乱，当即被游击大队击溃。游击大队官兵把根据地当作自己的家，群众把子弟兵当作亲人，群众看到游击队像当年的红军一样，亲切地说“红军回来了!”
二十五团游击大队，从成立到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独立第二团，近1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支队和地方党组织交给的掩护、配合地委工作团打击地霸武装、巩固新区的任务，使这支武装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1949年9月19日，安宁县义兴乡、八街镇在中共安宁县特别支部领导下及峨山游击大队的支援下，在八街地区举行武装暴动，成立“义(义兴)八(八街)人民自救军”，宣布八街解放，成立“义、八人民解放委员会”。义、八地区52村有48村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八街地区武装暴动的成功，义八人民自救军和义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立，使国民党安宁县和云南省当局大为震惊，急忙从呈贡县调来保安十六团进占八街，妄图扑灭安宁的革命烈火。在此情况下，经省工委同意，安宁特支从安宁、罗次调集部分党员、盟员于10月8日到义兴乡大营村，与义八人民自救军会合，成立安(宁)禄(丰)罗(次)游击大队，共400余人。10月30日，边纵九支队四十一团机炮连和一营400余人，在支队司令员余卫民、副政委袁用之率领下到达义兴乡；中共滇中地委通知昆阳县、峨山县派出武工队和基干民兵100多人前来支援。
11月5日，敌保安十六团向我赖乌包山阵地进攻，被我击退，敌死伤百余人。我方有4个同志光荣牺牲，12个同志负伤。赖乌包山战斗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粉碎了围攻峨山解放区的阴谋，保卫了义八、昆阳内九区游击根据地。11月27日，安禄罗游击大队、九支队四十一团的一个排与易门县武工队击退易门县常备中队李希尧部，解放易门兰英区；29日，接应易门县一中队禹鹏率队起义。
12月21日，安禄罗游击大队奉命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滇北护乡团一营。1951年1月9日，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独立第二团一营。这支武装的成长，对建立和巩固游击根据地，为云南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党组织先后派党员李德和、李群杰等到昆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昆华师范、昆华工校疏散到晋宁；昆华女中、华侨中学疏散到呈贡；昆华女师、市立女中疏散到昆阳。党的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昆师党支部等在各县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47年1月，云南党组织先后派党员杨策、周涛等到呈贡、昆阳、晋宁工作，在3县的中学师生中和农村积极发展党员、“民青”成员。1949年5月后，3县先后建立了县工委、县委和区工委组织。8月，省工委将呈贡、昆阳、晋宁划归滇中地工委领导。根据省工委的指示，昆阳等3县暂不宜搞武装斗争。党组织的任务是积蓄力量，在各县发展党的组织和外围组织；做好统战工作；在农村组织农会、妇女会等，开展反对国民党的征兵、征粮、征税斗争；在有条件的乡、镇，组成“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在学校中开展学生运动；做好省工委交给的转送干部工作任务。
1949年3月，峨山县党组织派党员吴禹文到昆阳县内九区对景真美地主武装进行争取改造工作，景真美不接受整编，将大部分人员拉去投靠蒋世才部队。5月，峨山党组织派一个工作组第二次到内九区发展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建立村人民政权。7月，滇中游击支队副政委王庚率一大队到昆阳内九区木柞村，帮助成立昆阳内九区人民政府，任命吴禹文为区政府主席，决定在全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吴在木柞、木杵榔村发展农民普同明等6人为中共党员，建立第一个农村党小组。10月，建立内九区武工队，武工队员60多人，队长柏自芳。武工队配合民兵，在九支队四十一团石宝玉排的支援下，于11月在石曹河击溃景真美地主武装，使内九区与峨山根据地联成一片。
1949年10月下旬，中共滇中地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在各县立即开展武装斗争，做好建立各级政权的准备”。昆阳县于11月23日在宝山乡干海孜成立昆阳游击队，队员105人。12月上旬，经过3次战斗，打垮了反动武装护路中队70余人。12月11日，根据滇中地委10月扩大会议决定，在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中护乡第六团”，团长傅学义，政委董学隆(兼)，副政委陈述，全团300余人。晋宁护乡团于12月19日在竹园村成立，后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中护乡第七团，计200余人，团长杨鸿璋、政委杨策；呈贡县于12月16日在刘家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中护乡第八团，400多人，团长杨贵，政委王茂(兼)。12月22日，“边纵二支队四团(即九支队四十一团)到达呈贡。次日，呈贡护乡团、晋宁护乡团一部配合边纵二支队四团，在高登村后面和左卫与中卫村之间阻击从昆明溃逃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在追击中，先后俘溃散官兵数十人，收缴机枪一挺，步枪数十支。
晋宁护乡团成立后，国民党晋宁县长勾结江川县县长等人组织“反共自卫游击军”，抗拒接管和解放。由于晋宁县委对常备中队的策反及统战工作，1950年1月5日，常备中队分队长吴嘉富(民青)在六街三印村率队起义，带领官兵100余人，到晋宁县城参加护乡团。昆阳、晋宁、呈贡护乡团的成立及发展，对打击地方反动武装，阻击、追击国民党溃逃军队，以及为云南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昆明城市民主运动的持续发展，为农村武装斗争输送干部和领导力量，在政治上、物质上提供了支援。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动摇了云南反动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支援了城市民主运动的开展。
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以后，省、市工委把经过城市爱国民主运动锻炼的一批批昆明学生、工人、职业青年派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1947年“人权保障”运动后，学校中已暴露的党、盟员和进步师生100多人被撤退到农村工作；1948年，在大规模的城市民主运动中，特别是“七一五”反美抗日运动以后，省、市工委抽调大批党员骨干、外围组织成员、大中学校师生、工人和各种专业人员，投入农村武装斗争。1949年“九九整肃”前后，仅到滇中地区工作的昆明学生、工人、店员、文艺工作者就有500多人。至此，党组织历年从昆明及各地城镇抽调到农村工作的人员近万人。大批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武装斗争中，许多知识青年饮弹沙场。由于城市与农村斗争紧密结合，扩大反蒋统一战线与集中打击反动势力结合，依靠各族人民群众与争取民族上层人士相结合，昆明和云南农村的人民游击战争，得以迅速发展。
1948年11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上海局的指示，在中共昆明市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昆明市委员会，书记陈盛年、委员赖卫民、高志远。此后，由省工委直接管理和领导的昆明市的企事业单位和职业界的党组织逐步移交昆明市委统一领导。在各大、中学的党组织已恢复正常活动的情况下，市委认真总结了城市斗争的经验教训，把发展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与发展各种合法的、公开的群众组织结合起来，推动了城市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和农村的武装斗争。
昆明市各级党、盟组织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地为边纵提供军需物资。为保证省工委、市工委(市委)与游击区的联系，基层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多个从昆明通往全省各地的地下交通联络站，护送干部、转运物资、传递文件情报。其中仅从设在宜良县段官村的交通联络站，就接送过领导干部和青年学生1000多人，购买并转送7万多斤大米到路南游击根据地。铁路职工在朱枫等组织下，利用川滇、滇越铁路，向游击根据地运送人员、武器和其他物资，在铁路沿线设有接送站，保证了交通线的畅通。
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的迅猛发展，游击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有力地促进与推动了城市民主运动。昆明“七一五”反美抗日运动后，有1000多名师生被捕。虽然政府当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陆续释放了这些师生，但昆明学生中处于第一线的党、盟员已经暴露，只得撤往游击根据地；“九九整肃”前后，昆明市数千名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也陆续转到游击根据地。大批党、盟员和积极分子到农村，既增强了游击区的力量，也更好地保护了干部。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鼓舞和吸引着广大革命青年，到“山那边去”成为当时许多革命青年的心愿。
建立秘密地下交通线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要求蒋管区党组织“依靠群众，大胆细心地发动群众，既勇敢又谨慎地领导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和组织武装力量与农村游击根据地。”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领导城市民主运动，不断派遣干部到农村加强和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两者相互配合，紧密联系。当时作为沟通城市与农村的秘密地下交通线，成为武装斗争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省、市工委从1947年8月至1949年底，先后建立了通往滇东北、滇东南、滇中等游击区、根据地的数条隐蔽的地下交通线，巧妙地突破了敌人的关卡封锁，从昆明源源不断地向农村传递信息、转送干部、转运武器物资等，有力地支援了农村的武装斗争。
1947年2月，为便于对路南武装斗争的联系和指导，省工委利用国民党行辕兵站总监、云南田赋粮食管理处兴办私立宜良光德小学正在物色教师的机会，派共产党员陈敬思、赵以群到宜良县城光德小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光德小学建立了联络站，负责昆明与路南等地的交通联络，逐步形成了一条交通线。1948年2月，省工委在路南圭山、弥勒西山发动了反蒋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开辟了圭山、西山游击根据地。为了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又先后在昆明、宜良建立了地下交通联络站。在宜良段官村李士娘家建立了交通站，由毕恒光、董刚和学生许立、刘辉康4人为交通员；在宜良七星村董刚家中建立了七星村地下交通站。由董刚负责，先后发展了董克宽等4人为交通员，为便于交通联络，又在靠近火车站的时家巷建立了交通站；在昆明小堆子巷，由李士娘购房建立了交通站，并与地下党员朱华负责的晓东街联络站取得联系；为了防备七星村交通站暴露，造成联络中断，省工委指示由董刚在宜良大山后建立地下交通站，交由李浩负责，发展了李沛、李炳寿等人为交通员。上述交通联络站组成了一条从昆明通往滇东、滇南游击区的重要地下交通线。1948年3月，省工委选定四营作为通向宜良、路南、陆良、泸西、弥勒、罗平等广大游击区的一个地下据点，派林坚(党员)、钱达明(“民青”)到四营火车站，经过考察，吸收了火车站站长李家麟加入“民青”，建立了四营火车站联络点。
1949年6月，昆明市委指示：昆明郊区处在敌人统治中心的城市周围，可秘密发动农民掌握武器，但不宜开展武装斗争。郊区特支的主要任务是：打通城市东北、西北和南面(水上)的地下交通线，保证昆明与边纵活动地区的联系。根据市委指示，郊区特支决定由书记陆介福负责西郊工作；组织委员施万惠负责西、北郊工作；宣传委员汪润分管东、南郊工作。1949年8月，上述3个方面交通线的建立，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网，在“九九整肃”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1947年8月到1949年底，从昆明通往各地的交通线主要有：由昆明市绥靖路(长春路)——宜良光德小学——路南、泸西游击区；由昆明晓东街、圆通街——宜良时家巷、段官村——七星村、大山后——路南、泸西等地；由昆明五华山布珠巷——四营火车站——宜良马街——罗盘区；由昆明市小西门外红庙村——梁家河——明朗村——转安、禄、罗游击队；由昆明市北郊大羊肠村——麦地村——松花坝——龙头村——转嵩、寻游击队；由昆明篆塘——从滇池到昆阳古城——转送安宁，易门；由昆阳县城——转送玉溪、峨山、新平游击区；由昆明东郊的小石坝——大板桥——浑水塘——嵩寻游击区。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各条交通线上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运送武器、弹药。
送往路南、泸西游击区的长短枪1000余支、轻机枪4挺和大批的弹药；送往罗盘游击区的长短枪100余支。通过滇池水路交通线，运送电台、武器、弹药到昆阳、安宁转游击区。护送领导干部及卢汉的联络代表，护送侯方岳、祁山等领导人10余次，往返于昆明——宜良——路南——泸西等地；护送省工委和边纵领导人庄田、林李明、郑伯克等往返于昆明至游击区；护送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全权代表龙泽汇到游击区与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副政委郑敦会谈。
转送干部、师生、工人、职员、先后送往路南、泸西等游击区的师生、工人、职员达1000余人；送往罗盘地区的师生达100余人；昆明市郊区水、陆交通线护送干部、师生达500余人到各游击区。传递省工委的文件和指示、重要情报。先后送往游击区的药品10余箱；运送大米、银元(半开)、一大批革命书籍和地图(三卷)；同时还转移了一批经地下市委搜集的敌特照片和重要资料的收藏。1950年3月军事接管前后，这批照片和重要资料在搜捕敌特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