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势利导开展敌情工作
1947年底，云南人民武装斗争的烽火已经点燃，为了及时掌握敌情，保卫党的组织免遭破坏，配合农村武装斗争及城市民主运动的开展，1948年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决定在昆明抽调干部开展以情报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敌情工作，由市工委委员高志远领导并直接向郑伯克汇报工作。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总结经验，明确对敌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定应遵守的组织纪律，在敌军、警、宪、特中先后建立了一些据点，发展组织。
1948年6月，昆明学生奋起响应京沪学生开展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运动，7月，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革命师生近千人被捕。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从事敌情工作的同志及时摸清了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预谋和监狱里刑讯逼供革命师生的重要情报，对保卫党的组织，保护革命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郑伯克从实际工作中感到必须加强敌情工作的领导，遂于1948年9月建立了敌情工作小组(又称敌工小组)。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为了加快敌情工作的步伐，于1949年3月又增派了干部参加敌情工作小组(此时敌情工作小组又称敌工支部)，仍由高志远领导。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阴谋破产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于4月21日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全国解放在即。党组织不失时机地抓住有利形势，改变过去“长期埋伏”的方针和单线联系的方式，实行多头并进、全面渗透、放开手脚、积极主动进攻。为保护昆明，迎接解放，加快敌情工作步伐。
1949年5月，高志远调思普区工作，由市委委员(1948年昆明市工委改为市委)赖卫民接替领导敌情工作，此后敌情工作小组又称对敌工作领导小组。1949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发动“九·九整肃”运动，镇压革命力量。这时，对敌工作在保卫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义后，为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市委决定对敌工作领导小组一分为二：成立昆明市委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其任务是：依靠党盟力量，巩固起义部队，发动组织起义官兵，保卫起义果实，迎接军事接管整编，成立昆明市委保卫部，其任务是：肃清特务，镇压反革命，粉碎敌人里应外合阴谋，保障昆明社会治安。经过昆明保卫战、镇反肃特、维持社会治安和迎军等紧张工作，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3月4日成立昆明市军事接管委员会。至此，解放战争时期昆明党组织领导的对敌工作宣告结束。在此期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敌军警宪特中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盟员近千人。
审时度势，灵活执行
开始，郑伯克提出对敌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打入敌人心脏，动摇、瓦解敌人”。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打进去、拉出来，钻到敌人的心脏里烧锅煮饭”。经过一段工作实践证明，“打进去”极为不易，即便进去了也只能担任敌营一般下层人员，很难掌握和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因为，敌人的军警特系统的基本骨干，都是经过专门学校和培训班毕业的。相反，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呈现分崩离析，促使敌营里大多数人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与出路，客观上出现了从敌人内部分化瓦解出二部分力量来为我所用的可能。1948年5月，刑警大队大队附潘少卿虽是军统的骨干，但他不得势，受排挤，又与敌工小组李荣光是表兄弟亲戚关系，我们通过教育争取他为革命工作，与敌工小组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1948年7月，军统息烽五期训练毕业的李培霖，因跟踪共产党员不力，被军统滇站假烟毒案牵涉，关进法院，后被军统滇站开除，也被争取过来。敌情小组于1949年1、2月，先后两次向国民党在昆明的特务分子秘密投递警告信，指名道姓地要他们放下屠刀，靠拢人民，并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对敌政策，指明出路，从而加剧了敌人内部的分化。如中关合作所训练班毕业的军统特务郭荫南，在昆明刑警队任职，他在收到警告信后，看清了反动派即将灭亡的命运，便请长假离开了刑警队，到嵩明投奔游击队。敌情小组掌握情况后，要他回昆明参加敌情工作，经过实践考核，发展他参加了秘密进步组织“云南救国正义同盟会"。敌工小组通过各种关系，争取了一批类似上述情况的人员，再通过他们互相串连，在警察总局、刑警大队，甚至在保密局滇站的公开机关保防处里，都建立了一些关系。敌情工作小组用“拉出来”的办法，在警备总部军法处、省府警卫营、宪兵十三团、保安团、第六编练司令部等敌营里建立了关系，发展了秘密革命组织。事实证明，根据客观形势发展所引起的敌营的变化倩况，敌工小组灵活执行对敌工作方针，把“打进去，拉出来”及时改变为以拉出来为主，打进去为辅的做法是完全正确而行之有效的。
民主运动与武装斗争
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把昆明的“一二一”学生运动，“李、闻惨案”、“反饥饿、反内战”、“七一五”反美抗日等斗争中培养锻炼的大批骨干逐步疏散到农村和民族地区，加强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农村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爱国民主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1948年11月，中共昆明市委成立，省工委、市委根据解放大军向南进军的形势，加强了城市民主运动的领导，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和外围组织，进一步扩大反蒋统一战线。这些工作对扩大和巩固农村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配合及支援作用。
1948年初，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长期准备后，中共云南省工委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烽火，人民游击战争在云南全省迅猛发展。昆明地区先后在路南、嵩明、寻甸、禄劝、宜良、安宁、富民、晋宁、呈贡等县发展了党的组织，组建人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农村游击根据地和新的人民民主政权。
石林县的武装斗争1948年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以石林圭山、弥勒西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为重点，点燃武装斗争的烽火，逐步推向全省。在省工委和弥泸地委的领导下，石林县的武装斗争从发动群众“反三征”、组织秘密武装开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逐步发展成一支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使石林成为滇桂黔边区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3年的游击战争中，石林2000多名优秀儿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所属二支队、三支队、十支队、一支队和六支队，足迹遍及云南大部地区和广西、贵州，有127位烈士为解放战争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经过武装斗争的考验，石林县的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先后建立了县委、区委、乡党支部和游击队中的各级党组织，建立了县、区、乡、村4级人民政权。组织了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石林县的武装斗争，是弥泸地区武装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并肩战斗，相互支援，石林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成为昆明市的革命老区县之一。
1948年冬，中共昆明市委对敌工作小组计划在嵩明县组织一支小规模的精干武装，在昆明外围的交通干线两侧山区，开展游击战，伺机袭军车、截军火、惩敌特，支援我根据地和城市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初，敌工小组派李荣光(民青成员)回到嵩明协助胡和光拉起一支10多人的武装。3月，队伍发展到百余人。部队番号“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嵩明游击大队”。4月中旬，队伍发展到200多人，大队即扩编为支队，下设3个大队，胡和光任支队长，群众称之为“胡支队”。5月，胡支队发展到700多人。胡支队的建立，受到了嵩明地下党的重视和省工委的关注。6月，省工委决定对胡支队整编，部队建立党支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嵩寻游击大队番号。游击大队在中共嵩(明)寻(甸)特支的领导下，活动于嵩寻两县及嵩昆边境地区。10月，游击大队奉命编入边纵六支队，又转战于滇东北的沾益、宣威、会泽和贵州省的威宁等地。该大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在宣传发动群众，支援游击根据地建设，打击地方反动势力，配合主力阻击国民党溃军和迎接解放大军解放云南的斗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宜良县城北部的马街(原称邑和乡)，地处宜良、嵩明、马龙、石林等县边界，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为配合当时滇东南、滇东北的武装斗争，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开辟宜良马街的工作，在此地建立革命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1948年3月，省工委委员侯方岳通过嵩明四营叶河煤矿经理何辅臣的统战关系，派地下党员李长猛(云大学生)到宜良马街小学任校长，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发展组织。随后，又增派党员、“民青”成员到马街，由李长猛领导在马街一带开展工作。
1949年5月，在省工委、昆明市委的领导下，在工运、农运的基础上，一支由煤矿工人、贫苦农民和知识青年组成的84人的革命武装，在宜良县马街乡龚家营村正式宣告成立，番号为“滇桂黔边纵队嵩宜路武装工作队”。省工委委托昆明市委负责人赖卫民亲自到部队作指示和布署，送给部队《十大军事原则》、《古田会议文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使部队学习掌握了初步的军事知识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懂得武装工作队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明确了在4面均为白色政权、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掌握政治与军事结合，打有把握之仗，不打消耗战，积极组织群众和建立革命根据地。
1949年8月底，嵩宜路武工队改为武工一大队，宜路陆游击大队改为宜良县武工二大队，由宜良县工委领导。1949年9月，部队经过几次战斗，不断发展壮大。至12月，解放了明良煤矿和喷水洞发电厂后，武工一大队武器增多，青年职工踊跃报名参军，部队发展到700余人。
嵩宜路武工队先后经过夜袭嘉玲镇、智取白龙乡、老爷山剿匪、锄奸除害、追击国民党军残部等几十场战斗，毙、伤、俘敌几百人，缴获轻机枪10余挺，步枪、卡宾枪、手枪700余支，子弹数万发及大批军用物资。确保了地下交通线的畅通，保护附近电厂和煤矿的安全、完成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
富民县是昆明通往罗次、武定、元谋、禄劝以及四川省会理等地的必经之路。1949年3月，云南保安司令部决定成立富(民)罗(次)联防大队，为云南省保安团准备后备兵力，镇压昆明附近的人民革命斗争。中旬，保安司令部任命段峻德为富罗联防大队大队长，到富民组建部队。段峻德曾在滇军十八师任过连长，1948年11月加入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段接到任命后，立即向上级联系人朱华作了汇报。经组织研究认为：要利用这个机会打人敌人内部，以合法身分把这支队伍组建成“白皮红心”的人民军队。
6月，滇北地委派中共党员万荣仁到富罗联防大队做党出领导工作。根据段峻德的表现和要求，经万荣仁、黄宗毅介绍，组织批准段峻德入党，8月中旬，中共滇北地委批准建立中共富民县特别支部，任命万荣仁为特支书记，党组织又先后派了一些党员和民青成员到联防大队开展工作。9月中旬，省保安司令部在昆明召开保安联防会议，决定将各联肪大队整编人保安团，堵击边纵西进部队，进攻游击根据地。昆明市委获此情报后，立即指示富民特支要在参加联防会议的县长回富民之前，把队伍拉出去靠拢滇北游击根据地，尽量多带武器弹药和军需品。9月27日联防大队借“剿匪”之名，出发前往罗次，按“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的命令，10月5日，全队130余人，于当夜2点多到达禄丰县秧草地会合“边纵”西进部队，受到朱家璧副司令员的接见。自此，富罗联防大队加入西进部队，后整编为“边纵”西进部队第六团二营，转战各地，为解放云南做出了贡献。
1949年，在禄劝、武定两县山区，诞生了一支以彝族为主体，汉、苗、傈僳等各族子弟共同组成的人民革命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三支队二十五团游击大队。当地彝族人民亲切地称为“阿斯塔厄梭”(即我们一家人)。5月，禄劝彝族青年三支队二十五团团长张天祥，奉命率领二十五团进入禄劝、武定一带开辟新区。在军事打击地霸、反动武装的同时，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先后在禄劝、武定两县山区建立了29个乡的解放委员会。
当二十五团进驻禄劝河外三乡时，汤朗的彝族青年、土司后裔金洪照派人到部队联系，要求带着自己率领的人枪参加解放军。经团党委研究决定，团长张天祥和团政治处副主任赵绶先(彝族)，亲自到金洪照家乡，讲明部队同意接收金洪照的50多人枪参加解放军，听候整编。
6月初，二十五团对金的武装进行整编、教育和训练。又有30多名彝族青年自愿报名参军。7月初，三支队党委决定在寻甸款庄马街(现属富民县)全面整训部队，金洪照率队前往，在支队代司令员杨守笃、政委许南波等领导的亲切关怀下，队伍发展到150多人，部队素质有一定提高。三支队党委决定，将这支队伍编为二十五团游击大队，下设两个中队，任命金洪照为大队长，李希明为教导员、张崇德为副大队长(后为张国彬)，韦家骧为副教导员，一批党团员和“民青”成员被派到连队，分别担任分队长、服务员、政治战士。
9月初，滇北地委从地方工作团又抽调一批党员干部到部队加强政治工作，游击大队正式建立了以李希明为书记的特别支部。这时禄劝中学和西康会理的一些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的组织下，陆续参加到部队中来，大队扩建了第三中队和政工队，发展为一支300余人的队伍。由于认真做好争取、团结民族上层的工作，连彝族小头人张宗俊兄弟两人，也带10余人枪参加了游击大队。云龙乡彝族上层开明人士杨汉森，其女儿杨国秀是抗日时期昆明中法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三支队二十五团来到后，杨汉森主动捐款献粮支援游击队。杨汉森被群众选为乡解委会主席，云龙乡成为禄、武地区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