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欲成就霸业，必须明确“固本为营，进退自如”的谋略。
——曹操
张角的叛乱事件平定后，身为骑都尉的曹操因军功被受任为济南相。他仍坚持早年的政治理想，新官上任便雷厉风行，肃清贪污，罢黜无能的郡县官吏，自然又得罪了不少宦官及外戚豢养的特权阶级。尤其是禁绝由汉室宗亲刘章所发起的邪教庙祠，严厉处分向人民敛财的神棍，使州郡内的特权势力几乎被彻底铲除，得到不少人民的掌声，曹操铁面无私的声望不断高涨，但朝廷里的既得利益者却恨得咬牙切齿。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朝廷下令，将曹操调为东郡太守。名义上是升了官，曹操却判断这是宦官要陷害他的阴谋，因此他以健康不佳为由，向朝廷请了长假回乡养病。他在谯县的城郊偏僻处建立一座小茅屋，独自一个天住在那里。
日后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写的《自明本志令》（又称《12月已刻令》）中，曹操描述了自己在这段退隐期间的生活及心境：
我在相当年轻时便被举为孝廉，自认为并非属于隐藏山林的名士，更不愿被大家界定为凡庸的官僚。所以在出任郡的行政长官时，便努力整顿地方政治，铲除贪官，推展教化，为的是想在这个世上展现名声。不料在担任济南相时，为了去除腐化政风，任用公正官吏，得罪不少朝廷宦官及权贵，更受到特权者的怨恨。
果然，不久便被调为东郡太守，我认为这是有心陷害我的阴谋，因此以生病为由，申请回家乡养病。我想，同年的孝廉有不少是五十开外的人，我还相当年轻，即使等个二十年，天下的乱局比较稳定后，再出来当官也不迟。
因此，我在谯县东方五十里的地方，建了一座书斋，准备春夏两季读书，冬秋两季狩猎，不问政事，不理俗务，过着独自静养的生活。
其实，当时的曹操并不如他所讲的那样单纯，从以下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就在他隐居谯县东区的那段期间，冀州刺史王芬、党锢之祸主角故太傅陈蕃的儿子陈逸、名道教法师襄楷、豪侠周旌、著名的策土许攸等共同阴谋政变，废立灵帝，诛杀宦官，为陈蕃等报仇。基于许攸的关系，他们决定拉拢在洛阳城隐居民间声望崇高的曹操加入，以提高政变阴谋的合法性。
曹操接到密函，曾写了一封反对的信给许攸（见《魏书》），在信中他明确地表示：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诧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应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指昌邑王刘贺）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昔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指七国之乱。汉景帝时以吴王为首的七个同姓诸侯共同作乱，三个月后为名将周亚夫平定）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从这封信中可看出曹操绝不是汉皇室的“死忠派”，许攸敢建议找他，可能便已看出曹操的心态。因此，曹操的反对并非政治伦理，而是政治利害。他认为，要废立君王，只有在像霍光对昌邑王、伊尹对太甲的情势下，才有可能成功。那是因为太甲及昌邑均刚上任，权力未稳固，而且内朝的皇亲、外朝的大臣都不支持皇帝，反而较倾向元老权臣的伊尹和霍光，所以废立之事才有成功的可能。
曹操回到家乡谯之后，“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应该说，鉴于当时的情势，曹操称疾归乡里，实乃韬光养晦，沽名钓誉的绝好机会，也是充实头脑、锻炼身体的好机会。曹操常以“非岩穴知名之士”而自憾，如果能得机会做一段“隐士”，当是莫大快事。由此看来，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的另一段话也是可信的。他说：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指同年举孝廉者）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春夏读书，秋冬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得如意。无疑，曹操确曾做过长时间隐居的准备。第一，既然“不能违道取容”，隐居当是最好的选择。第二，天下大乱之势已定，既然不能立即驰骋沙场，“待天下清”后而再举亦是最安全之策。所以说，曹操“称疾归乡里”的最终目的是侍机乡间，窥视局势，等待时代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