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许多成大事者都颇得“借一种旗号”号令天下的真传和实惠。吾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自己的政治优势。
——曹操
古往今来，许多成大事者都颇得“借一种旗号”号令天下的真传与实惠。众人皆知的春秋首霸霸主齐桓公就是通过了“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其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又是运用这一谋略的经典示范。
曹操刚崛起时，天下主要势力各有优势，如孙策凭借长江天险而固守，刘备则凭借“光复汉室”的招牌而感召天下，在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下，欲想谋求霸业，必须营造一种自已的优势来号令天下，曹操经过比较权衡，决定以“奉戴天子”作为自己的政治优势。
但是，曹操对此事看得特别慎重，因为先有董卓控制献帝这面“义旗”的失败，如何吸取前车之鉴？又如何采纳内部高参们的不同意见？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直接而严峻地考验着曹操的胆识和能力。
史载，曹操刚刚自领兖州牧，从事毛即对曹操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又说：“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这些话，正合曹操之意。于是立即使从事王必到河内太守张扬处“借路”西去长安。张扬不听。当时正好袁绍任命的魏郡太守董昭因得不到袁绍的信任而刚离开袁绍，意欲经河内去长安，为张扬所留，董昭因说张杨：“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当时，曹操尚倚持于袁绍，而董昭竟能看出将来成功者是曹操而不是袁绍，亦可谓是善断大事而识人者。经董昭一点，张扬豁然明白，于是准许曹操的使者经过他的地盘而到长安上事，并表荐曹操。同时，董昭还以曹操的名义写信给长安诸将李催、郭汜等，并且到处打点送礼。
曹操的使者到了长安，李催、郭汜等以为关东军阀都想自立为天子，现在曹操虽有使者，但也不一定诚实，准备把使者扣留，以示拒绝。黄门待郎钟繇劝催、汜说：“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李催、郭汜听从了钟繇的意见，对操“厚加答报”。自此开始曹操便有使者通皇帝。
所谓“厚加答报”，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承认了曹操自领兖州牧的合法性，献帝“拜操为兖州牧”。
曹操得到拜授之命，立即写了一份《领兖州牧表》给献帝：文字不长，曹操竟充分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不忘皇恩，忠于汉室之心不变，以至不敢顾惜性命；第二，将戈帅甲，征伐不暇，都是顺天行诛，是符合你皇帝的意愿的，从而把自己的连年用兵的真实用心掩盖过去；第三，说愧对皇帝的恩封，深感功、秩不相称，怕别人讥笑，有点进退两难。这样的表章，既接受了授命，又出言得体，理所当然地得到朝廷的赞赏。
建安元年秋八月，曹操在许（治今河南许昌东），、谋迎天子，部属中的许多人觉得条件不具备，认为山东（亦称关东，泛指崤山、华山以东）未定，韩暹、杨奉居功自傲，暴戾恣睢，很难控制。荀或力排众议，劝曹操说：“昔晋文公纳周襄工，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白天子蒙尘，将军首倡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今銮驾旋珍，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韩暹、杨奉，安足恤哉！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这里，荀或据引历史，讲述了迎纳天子的好处，也指出了迎纳天子的紧迫性，若不马上决定，就来不及了；同时还给曹操戴了高帽，说他“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说明现在正是表现自己的最好时机，进而指明，此时迎纳天子是“大顺”、“大略”、“大德”之事。荀或、曹操在对待汉室这一重大问题上，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确出目“忠心”，后者则视或“权宜”。尽管如此，他们在即时迎纳天子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曹操接受了荀或的意见，立即派遣扬武中郎将曹洪率兵西迎天子，但‘‘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装苌奴据险，洪不得进”，此时，董昭已在天子身边，诏拜议郎。他又一次帮了曹操的忙。董昭考虑到杨奉兵马虽强，但比较孤立，便于笼络，所以再次以曹操的名义作书。这封以曹操名义发给杨奉的信中说：“吾（操）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指杨奉）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董昭这封捉刀代笔信，颇具曹操风采，先把杨奉吹了一通，然后表示诚心联合，死生与共。据说，杨奉收到信后很高兴，对诸将说：“兖州（指操）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于是表荐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爵费亭候。
曹操得封以后，内怀潜喜，外诈谦抑，连上三表。三让而后就。
正当曹操积极谋划进驻洛阳以迎天子的时候，时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本来是董承凭险拒操，但这时曹操突然收到董承“潜召”。史载，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于是“潜召”操，操乃引兵进驻洛阳；进了洛阳，曹操当机立断，趁其他兵众大多在外之机，“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
这时张杨、杨奉之兵均在外，韩暹又跑了，洛阳城中兵势最大的就是曹操。他甚知如何利用天子，更知如何对付反对力量，因此当即依靠暴力夺取了权力。
献帝七月甲子到洛阳，八月癸卯封张扬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杨奉为车骑将军，辛亥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前后不到五十天，汉天子便落到了曹操的控制之中。
与此同时，曹操在考虑当时有没有条件把皇帝移出洛阳，一时拿不定主意。他让董昭坐到自己身旁，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董昭回答说：“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僚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董昭在这里分析了形势，进而鼓励曹操要行非常之事，就不要管那么多。董昭一番话坚定了曹操的决心，说：“此孤之本志也。”当时曹操怕杨奉兵精为累，董昭又为他作了分析：“奉少党援，将独委质。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时遣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奉为人勇而寡虑，必不见疑，比使往来，足以定计，奉何能为累曹操很钦佩董昭的分析，利用对方弱点，先安其意以成自己的大事，然后徐图之。这正是曹操之所长，因而立即遣使到杨奉那里，先给杨奉一粒定心丸；同时立即布置挟帝出京之事。八月庚申（公元196年10月7日），也就是在其自领司隶校尉的第九天，曹操趁诸多外兵尚无察觉自己的意图的情况下，按照原来的谋划，迅即“移驾”实是挟持）出洛阳，经冁辕（今河南偃师东南）而东，迁都于许。等到杨奉明白过来，已被曹操击败，他的大将徐晃也投归了曹操。
许县完全在曹操的统制之下。献帝别无所依，为了收拢曹操，到许之后，亲自到曹操军营，封曹操为大将军、武平侯。曹操原来袭爵是“亭侯”，现在新封是“县侯”。高了一个等级。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乘乱起兵的大多数领导者，只有军事家的头脑，而很少有政治家的眼光。而只有曹操独具慧眼，清楚地认识到政治决策的正确与否，民心的向背是决定胜负的首要因素。因此他毅然接受了僚属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世之略”，把献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都。
曹操迁天子到许都，使皇帝摆脱了其他军事力量的控制，而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他清除异己，稳定袁绍。“冬十一年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这时的曹操已开始走上最高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