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识时务者为俊杰。人生在世，时空在变，世态在变，因此人们一定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机遇，而每一种机遇的选择，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以后的命运。李世民生于升平，长于动乱；抓住机遇，起兵反隋；洞察天机，保存自己；调整决策，壮大自己。
明经1遇乱世，沉着应付
“世民观天时人事，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不若顺民心，举义兵，转祸为福，此乃天授也。”
——李世民
李世民逢世于隋朝由繁盛向衰败剧变的时代，其时，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社稷倾危。常言道：乱世出英雄。李世民这位皇家纨挎子弟，遇此时势，竟能临乱而起，在乱世中自我磨砀，沉着应对纷乱的时局和一切变故，随着他不断地成长和成熟，其改天换日的雄心壮志，已逐步显露出来。
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599年1月23日），李世民“生于武功之别馆”。武功座落在渭河平原上，它南临渭水，东连隋都长安。而武功别馆，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在武功县南十八里”，是“皇家旧宅”，武德年改为庆善宫。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世民八岁，朝廷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隋文帝被其子杨广所弑。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他以暴君的狰狞面孔，拉开了新的历史帷幕，全国的形势顿时为之一变。炀帝先后营东都，修西苑，开运河，三征高丽，巡游不息，声色无度，“头会箕敛，人不聊生”。不但劳动人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甚至无权少势的富有之家也在隋政权的敲榨勒索下不免陷于“冻馁”，“十家而九”。在政治上，暴君拒谏诛贤，贵族官僚中全身保禄的人在其淫威下“各求苟免，上下相蒙”。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官吏亦莫不因“朝政浸坏”而“人多赃贿”。统治集团胡作非为的结果，“皇纲不振，人皆变节”，不但人民群众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连上层显贵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在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激化为武装暴动，王薄在长白山（位于今山东邹平南，章丘和淄博市之间）首先发动起义，从此以后各地农民纷纷起事，广大的群众“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阵，星罗棋布，以千百数。”
王薄起义这一年，李世民已经十五岁了。从他稍懂人事开始，耳目所及，尽是政治的腐败，国家的动乱，人民的苦难和如火如荼的阶级大搏斗。李世民自幼较“聪明、玄鉴深远，临机果敢，不拘小节”，加上他一贯好尚武略，素习骑射，所以他虽然出身于贵族皇戚之家，却非一般贪图安逸，崇尚虚华之辈。对他来说，烽火弥天，时局动荡，不但不是什么不可抗拒的灾难，反而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难得时机。
从当时的斗争形势看，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在斗争中终于凝聚成了以下四支主要力量：第一支是以李密、翟让为首的瓦岗军，活动．于中原一带，在战阵上斩杀了隋朝的威将张须陀，并连破兴洛仓、回洛仓，“众至数十万。”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二月，翟让推李密为首，称魏公。瓦岗军横亘中原，声震全国，逼得隋炀帝“不敢还都”，只得留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苟安于东南一隅。第二支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曾于大业十二年大败隋将郭绚，“于平原（在今山东平原西南）斩其首”。接着在第二年于河间乐寿（在今河北献县）筑坛场，建德称长乐王，年号丁丑，署置官属。“第三支是杜伏威、辅公赀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他们与江都的小朝廷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在打败敌将陈棱之后又乘胜破高，邮（在今江苏高邮北），据历阳（在今安徽和县），伏威自称总管。一时江淮各地小农民军“争来归附”这支军队。第四支是林士弘领导的农民军，斗争于长江中游，至大业十二年冬已“兵至十余万”。这年底，士弘徙居虔州（在今江西赣县），自称楚帝，并派军广为略地，统辖范围发展至“北至九江（在今江九江市），南洎番禺（今广东广州市），悉有其地”，大致到大业十二、十三年之间，几支主力农民军已控制了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长安，东都（今河南洛阳市）和江都已经成为全国起义海洋中的几个孤岛，隋政权的覆灭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阶级斗争到了决战的关键时刻，隋朝统治的瓦解迅速加快了。农民起义的浩大声势，促使地主阶级进一步走向分崩离析，许多地主乘机起兵，豪强武装遍布各地。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底，“累世仕宦，赀产富厚”，“喜游侠”，家中豢养“食客常数百人”的刘霸道，首先在豆子航（为一盐泽，在今山东惠民县境）一带起兵，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随着隋政权的日见瘫痪，这种“保据州乡，镇静一隅，以待宁晏”和“纠合壮士，以卫乡里”的地主武装在全国星罗棋布，多达数十支。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第二次亲征高丽时，开国重臣杨素的儿子玄感“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利用“百姓苦役，天下思乱”的形势发动大规模的反隋起兵。尽管因为他缺乏正确的谋划和战略战术，斗争仅仅持续两个月就被隋朝扑灭，但杨隋这座政治大厦经此震动却更加摇摇欲坠了。不久，罗艺起兵于汲郡（在今北京市西南），梁师都起兵于朔方（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薛举起兵于金城（在今甘肃兰州市），李轨起兵于武威（在今甘肃武威）。随着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李渊、世民父子也卷入了历史的漩涡。
其实，李渊、世民父子的反隋之心并非自一日始。大业十年（616年），由于太原遭受突厥的侵犯以及镇压“历山飞”等农民起义军的需要，“诏以右骁卫将军唐公李渊为太原留守，以虎奔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为之副”，太原地处汾水下游的冲积平原上，为太行山以西至黄河之间的腹心地区，自古以来即为北方重要屏障，历代莫不驻劲兵镇守，因此太原乃是中国北方形胜之地，当时鹰扬府司马太原许世绪就对李渊说过：“公姓在图箫，名应歌谣；握五郡（太原、雁门、马邑、楼烦、西河）之兵，当四战之地，举事则帝业可成，端居则亡不旋踵；唯公图之。”李渊自己也被任命为太原留守感到高兴。他曾对李世民等人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由此可知，当李渊手握重兵，据四战之地后，便暗自下定了起兵的决心。适逢突厥数侵马邑，李渊便派遣高君雅率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敌，但为突厥所败，炀帝闻讯后，以李渊和王仁恭不能御寇，“纵为边患，遂遣司直驰驿，系帝而斩仁恭”。李渊对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芰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人亡，为英雄所笑”。但是不久，炀帝又颁布了不再追究李渊之罪的命令，于是世民兄弟“会盟津之师”的动议也就暂未实行。李渊迟迟未能起兵的原因，其一他认为自己的势力不够，其二时机尚不成熟。李渊自己就说：“天其以使促吾，吾当见机而作。”
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李渊同隋炀帝潜在矛盾的加深，到了大业十二年时，李渊的反隋思想进一步明朗化，最终成了晋阳起兵的思想动因。
晋阳起兵时，李世民20岁。在当时的政治风云中，李世民也在增长着政治才干。《旧唐书·太宗纪》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效死力。”可见李世民在协父举义的过程中，从密谋活动，到正式发难，他都是李渊的得力助手和干将。
从李世民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看，在阶级大搏斗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相交织的大动荡中，他从来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而是潜在历史舞台上最活跃的主角之一。李世民的脱颖而出，预示着中国的历史将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明经2年事不高，心忧天下
“古来虽复时遭遇丧乱，未有如隋朝者。”
——李世民
李世民人如其名，自他少年时就胸怀济世安民之志。他眼见隋室腐败，民不聊生，顿时心急如焚，“古来虽复时遭遇丧乱，未有如隋朝者”，正是发自他心底的愤怒之声。
李世民年事不高，却能忧国忧民，正应了一句古话：自古英雄出少年。而这位少年英雄的“早熟”与其家庭和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氏家族中多出武将，因为，这个家族崇尚武功，家庭的传统教育就是习读兵书，演习弓马、骑射、征战。李世民生长在这样一个尚武的时代，自幼又受到家庭尚武传统的熏陶，并且在李世民的叔父、堂兄弟中尚武的人很多，如江夏王道宗，河间王孝恭，淮安王神通。所以，他“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少年时代的李世民是个性情刚烈、意志坚强、骁勇果敢的英武少年。他的这种性格。是他能在战乱年代的戎马生涯中取得卓越战功的重要因素。少年李世民尚武，不精学业，但这并不等于他不学儒家经典，只是尚未达到精通的程度而已。特别是随着政治斗争形势的发展，李世民愈来愈重视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以总结历史经验，来指导他的政治活动。如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为太原留守时，便将当时的名儒张后胤“引居宾馆，太宗就受《春秋左氏传》”。当时天下的形势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炀帝逃到江都，“江都阻绝”。在这种形势下，李世民与晋阳令刘文静劝李渊举兵反隋，夺取天下政权。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李世民能静下心来拜儒家学者张后胤为师，学习儒学经典《春秋左氏传》，这表明他有着宽阔的政治胸怀。儒家思想对李世民政治思想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正是这种思想，成为“贞观时期”的政治指导思想。而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也没有忘记他的儒学老师。在一次宴会中，唐太宗从容地对张后胤说：“今弟子何如？”后胤回答说：“昔孔子领徒三千，达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为万乘主，计臣之功，逾于先圣。”太宗听后非常高兴，提升他的老师为国子祭酒。
在李世民的成长过程中，还有一位“贤内助”，使他受益不浅。
世民约在大业九年（613年），与长孙氏结婚，时年16岁。长孙氏是河南洛阳人，“其先魏拓拔氏，后为宗室长，因号长孙”。祖父长孙兕曾任北周左将军。其父长孙晟，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涉书史，悍鸷晓兵”，在隋任右骁卫将军。
可见，长孙家族也是军事贵族。长孙氏“年十三，嫔于太宗”。
长孙氏的母亲是隋扬州刺史高敬德的女儿。高氏是渤海著名的衣冠右姓，长孙氏的舅父高士廉，“少有器局，颇涉文史”。长孙晟病故后，长孙氏和其兄长孙无忌被养于舅父家。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之下，长孙氏“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其兄长孙无忌，“好学，读博文史”。无疑，这给崇武相尚的长孙家族吹进了一股儒学之风。李世民和长孙氏的婚姻，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长孙氏品貌双全，她显赫的家世和良好的个人素质，给予了李世民莫大的帮助。
此外，李世民的成功还得益于他丰富的社会阅历。他幼年随父历经陇州、歧州、荥阳等地，后定居长安，这时约在大业十年（614年）左右。随父迁居不定的生活，使他遍览了关中、陇右、关东等地的河山，熟悉了一些军事重镇的地理形势，并了解到了各地的民情风俗以及民间的疾苦，了解了许多社会现实，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使他的成长区别于一般安居深府的贵族少年，使他能见多识广，眼界开阔。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他养成了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平时头脑冷静，处事果断。史书称他年青时“玄鉴深远”，即所谓远见卓识，足智多谋。这当是过美之辞，但也多少说明李世民在少年时代已崭露头角，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华。
值得、提的是，李世民年青时还有一个特点，即“不拘小节”。这对于循礼蹈仪的封建贵族子弟来说，本是不合常度的，但李世民却十分以此自得。后来他当皇帝时，嫌太子李治年幼过于仁弱，对大臣说：“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
有一次李世民派自己的尚宫起居，给弟弟李元名送珍馔。元名年方十岁，保傅对他说；“尚宫品秩高者，见宜拜之。”元名答道：“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太宗听后喷啧称赞说：
“此真我弟也。”
可以看到，正是李氏家族良好的家庭教育，孕育了李世民成就大事业的潜质；其丰富的社会经历，又培养了他独立的个性，尤其是使他开始了对社会现实的冷静思索。所有这些不仅成就了李世民的一生，同时也给后世中入在如何教育和培养子女问题上以深刻的启示。
明经3知彼知己，所向披靡
“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昼则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不然，彼众我寡，若悉军来战，必不能支。”
——李世民
只知己而不知彼，易生仓猝；知彼而不知己，必生惶恐。
只有知己又知彼，方能调度自如，指挥若定，乃至机变百出，控敌于掌股之中。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北上巡边时被突厥人所困，少年李世民针对“我知敌而敌不知我”的实际情况，献计于军中，遂解天子之围，初步显示了其军事才华。
大业十一年（615年）四月，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于是李渊携家至河东。这年八月，炀帝巡视北边，突然遭到突厥始毕可汗数十万骑兵的围攻。隋朝时，突厥是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西魏时期，突厥势力逐渐强大，“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然而至隋朝初年，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在西面的为西突厥，在东的为东突厥。突厥不断侵扰隋朝边境，但自从其分裂之后，势力衰落。到隋朝末年，由于炀帝统治残暴，内政腐败，连年用兵，于是东突厥乘机又强大起来，成为隋朝北方的重大隐患。始毕可汗围困炀帝于雁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雁门郡共辖41座城，被突厥攻占了39座，只有雁门（今山西省代县西）和崞县（今山西省代县西南）没被攻。雁门城内有军民15万之众，存谷仅够半月，形势危殆，如同累卵。炀帝以精骑突围而出，当时的大臣樊子盖提出了“未若守城以挫其锐”，征四方兵人援的建议。
炀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一面慰劳、犒赏守城将士，一面等待援兵。当时18岁的李世民应募入伍，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营。他向将军提出建议：“始毕可汗举国之师，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猝无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去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这的确体现了李世民“玄鉴深远，临机果断”的性格特点。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任太原留守。因李世民少好弓矢，喜谈兵事，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因而李渊把他带在身边，而把建成、元吉等留置在河东。这一年农民起义将领魏刀儿，自号历山飞，拥众十余万，北联突厥，南寇燕赵，并率众来攻太原。李渊率兵征讨。至西河郡永安县雀鼠谷，双方发生激战。在这次战斗中，李渊“乃分所将兵为二阵，以赢兵居中，多张幡帜，尽以辎重继后，从旌旗鼓角，以为大阵”。玷果李渊陷入义军阵中，这时“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战，大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