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五年以来，薛延陀年年派使者入朝进贡，双方关系表面上比较平静，实际上太宗对薛延陀的逐渐强大忧心忡忡，深感不安。贞观十二年，太宗下诏封夷男二子为小可汗，表面上是对他们的优宠，“实欲分其势也。”也就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来促使薛延陀内部发生分化，以达到削弱其势力的目的。次年，由于以前发生了突厥降将阿史那结社率叛兵袭击九成宫的事件，太宗君臣讨论后决定把归附内迁的突厥人迁到漠南，恢复其政权，以防御薛延陀的南下。太宗封突厥首领、右武侯大将军、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俟利毖可汗，命他率安置在沿边诸州的突厥及粟特人渡过黄河，到漠南居住。但突厥人都惧怕薛延陀势力强大，不肯出塞。太宗遣司农卿郭嗣本出使薛延陀，转告唐朝此次让突厥复国的决定，并表示薛延陀受册封在前，突厥在后，前者为大，后者为小，想以此安抚夷男。太宗还告诉夷男，薛延陀在漠北，突厥在漠南，应“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腧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划分两国疆界也是为了制约薛延陀的扩张。薛延陀此时尚未做好反对唐的军事准备，故不敢违背太宗的旨意，尽管“夷男恶之”，即对此事非常不满，也还忍气吞声地承认了既成事实。于是李思摩率众渡河，建国于定襄城。
突厥此时复国，实力当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只有三万户人、马九万匹、军队四万，这点实力不可能与薛延陀相对抗。贞观十五年，李思摩上奏太宗，表示愿意子子孙孙为国家效犬马之劳，防守唐朝北方，“若薛延陀侵逼，请许家属人长城”，太宗同意。这就说明李思摩对自己所负的使命是非常清楚的，只是因为实力不如人，才奏请太宗，留下退路。
贞观十五年，太宗欲往泰山封禅，率百官抵达洛阳。夷男认为太宗东封泰山，边防空虚，乘此机会攻伐突厥如摧枯拉朽，乃命其子大度设率同罗、仆骨、回纥、琳竭等部军队，共计二十万，进入漠南，屯驻于白道川，占据善阳岭（今山西朔州北），进击突厥，李思摩兵少无法抵御，遂退人长城，进入朔州（今山西朔州）防守，同时遣使向唐朝告急。
太宗接到突厥告急书后，于十一月命营州都督俭张率所部军队，从东面进攻薛延陀；命兵部尚书李勋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六万，进驻朔州；命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步兵四万、骑兵五千，屯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命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率兵一万七千人，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以凉州（今甘肃武威）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总管，从西面进击薛延陀。诸将辞行时，太宗告诫他们说：“薛延陀自以为强盛，远程奔袭数千里，马已疲累。用兵之道，见利则速进，不利则速退。薛延陀长途进击，不能击李思摩于不备，李思摩人长城后，他们也不急速退去。我已命李思摩焚烧秋草，薛延陀粮草用尽，将得不到补充。最近有消息来报，说其马匹已将树木之皮啃食殆可乘。
太宗同意契毖何力的建议，下诏要求夷男亲到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迎亲，届时太宗将亲往灵州，与夷男相会。夷男大喜，打算亲到灵州去，他的部下却劝他不要亲往，防止被唐朝扣押。夷男说：“吾闻唐天子有圣德，我得身往见之，死无所十艮，且漠北必当有主。我行决矣，勿复多言！”太宗连派三使接受薛延陀所献杂畜（聘礼）。薛延陀是游牧民族，国家没有库藏，夷男只好向诸部征调杂畜，向唐朝输送。往返万里，道路遥远，途中又有沙碛，缺乏水草，牲蓄死亡大半，致使不能按期交割。于是太宗便以薛延陀聘财未能备足为由，与其绝婚，并追还三使。
对于太宗这个举动，褚遂良颇不以为然，他上疏指出：
“陛下许与薛延陀通婚，天下百姓，无不知晓，四方夷狄，均皆晓谕，今日一朝生改悔之心，国家声誉大受损害，应当有始有终。且大漠以北，部落无数，诛杀不尽，当怀之以德，使失信者在彼不在华夏。”当时许多大臣都纷纷上言，主张不可失信于戎狄，“更生边患”。太宗见群臣纷纷反对，只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大家，以平息舆论。他说：“你们皆知古而不知今。往昔匈奴强盛，汉朝力弱，故饰子女，送金帛，以换取边境安宁。而今我朝强盛，戎狄衰弱，我朝步兵一千，可敌胡骑数万，薛延陀之所以屈服于我，不敢骄慢，是因其新为可汗，杂姓部族众多，欲借我朝的势力威服诸部。这些杂部族如同罗、加纥、仆骨等十余部，各自拥兵数万，如果联合起来，不难攻灭薛延陀，之所以不敢进攻，主要是顾虑他是我朝所立的可汗，害怕我朝讨伐的缘故。我如果仍然嫁女给他，他必然自恃大国之婿，杂姓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稍不如意，必然反目骚扰我朝，今日我断绝其婚姻，追回使者，杂姓部族得知我的态度，不日将瓜分割裂薛延陀。”
从唐太宗的这席话可以明确地了解他“诈婚’’的意图。
事实也证明唐太宗的军事和政治远见。贞观十八年八月，唐军彻底消灭薛延陀后，铁勒诸部纷纷“自请入朝”，连回纥、拔野古等十一部也遣使人贡，归／顷大唐。
明经79详察蝗灾，善抚百姓
“你们只要真的有情有义的话，我甘愿奉献出我的肺腑任你们咬噬撕扯，只请求你们不要再与人民为难了！”
——李世民
贞观初年，大唐社会百废待兴。唐太宗筹躇满志，欲兴前无古人之宏业，做振古以来第一圣明之主。然而此时唐朝面临内忧外患，唐太宗即位之初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周边少数民族频繁扰边的同时，国内又天灾不断，其中尤以洛阳一带的蝗虫灾害最为严重。
贞观三年，唐太宗为了摸清灾情，便带着魏征、房玄龄、秦叔宝和一干随从侍卫微服出访。李世民一行数人出了长安城之后直奔洛阳，因为洛阳是个大城，而且有两个极大的粮仓，历来积粮颇多，而那里的蝗虫据报又最为厉害，因此李世民便率先将行程的第一站定在了洛阳。
一进入河南境地，蝗虫果然就出奇地多了起来，田野里的庄稼也都被这些长着巨齿獠牙的丑陋东西咬得惨不忍睹。
而这些恶虫吃饱了之后更是姿态傲慢，或纵跃于田野麦垄之中，或横行驰骋于大道之上，便是有人来，它们竞也没有丝毫惧意，依旧是我行我素，好像它们已经主宰这个世界似的。
李世民等人下马步行，专找那些身宽体胖，正在路上耀武扬威的大蝗虫碾踩，只听一阵阵骨折肛爆的响声，顿时便有不少的蝗虫丧命于众人的践踏之下，这也使众人沉重忧愁的心情略微轻松了一些。但当他们看到那漫坡遍野蠕蠕而行的蝗虫，他们顿时又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沮丧不已。
“看，那是什么东西？”一名随行的侍卫突然大叫起来。
众人顺着他手所指的方向极力望去，只见他们的正前上方正有一片东西在远处的天空中漂浮着。众人揉了揉眼，又仔细看了看。对，是在漂浮着。极像一片大乌云，但却又比乌云厚重恐怖一些，而且那“云”一边漂浮着，一边还不断地增大着自己的体积。那“云”不断地向众人所在的这个方向漂浮着。他们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云”，不但非常低，而且千变万幻，没有一定准的形状。渐渐地，那“云”接近了，地上能够飞动的蝗虫都不停地振动着翅，像正在呐喊助威的士兵一样，跃跃欲飞。“是蝗虫！”不知又是谁大叫了一声。众人这才吃惊地看清那漂浮动荡而来的“云”原来是庞大的飞蝗的队伍，正密密麻麻地低空飞行着。当众人看清楚那漫空飞舞的原来是蝗虫的大军的时候，跟在他们身后的马匹见到这黑鸦鸦的蝗虫，个个都竖起耳朵，那嗡嗡的刺耳的振翅高飞之声也清晰地传到众人的耳朵中来，唏溜溜暴叫不止，不停地蹋踏着四蹄，摇晃着脑袋，想挣脱众人的牵缚。
“赶快保护二爷！”秦叔宝大叫一声，抽出腰间的佩刀站在李世民的身边。众人也赶忙将座骑拴在一边光秃秃的树干上，各抽兵刃站护在李世民的周围，严阵以待。
但是，当那一大片一大片的由飞蝗组成的黑云真的到达众人的头顶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软弱无力。呆愣间，那些蝗虫已经密如雨点一般籁籁地倾泄下来了，不断地落在众人的身上。他们只得将手中的兵刃挥舞得密不透风，用刀光剑影来遮住蝗虫的侵袭，任凭斩碎的蝗虫的液汁不断地喷溅到自己的身上，他们也丝毫不敢松懈，虽然他们的耳边不断传来座骑的暴叫声，但他们已是自顾不暇，哪里还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座骑呢？他们就这样置身于一片铺天盖地的飞蝗之中，无力但却不得不强自支撑着，虽然他们不敢睁开自己的眼睛，但他们却分明感到汹涌而来的大潮的力量。他们就好像站在潮间的猎渔者一样，不能后退，后退就有可能被挤压于石壁之上不得脱身；而他们更不能前进，因为驻足于大潮之中已经耗费了他们半数的精力。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们耳边骤响的振翅之声渐渐远去，终于消失无声了。他们吃力地睁开眼，望着地上狼藉一片的蝗虫的残碎的尸体，而众人的身上也都被溅满的蝗虫的体液，粘粘腻腻，？而且还隐隐有一股恶臭，使人几欲作呕。魏征连忙命令一名侍卫去寻找一下哪里有水源可以清洗一下手和衣服，而李世民却似乎对满身的粘乎乎的汁液并不在地虽遭遇罕见灾害，然而人心稳定，社会秩序也没有出现过动荡，创造了封建社会历史的一个奇迹。
明经80养马千日，在于骑兵
“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
——李世民
面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方略，只有找对了锐不可挡的好矛，方能戳破其盾。此乃做事的道理，在做战中也同样适用。唐太宗在统一中原的战争中，多以骑兵袭取胜，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更是如此。因为沙漠作战必须采取高速的军事行动，广阔无边的沙漠，地理环境决定了长距离的行军与急速的突击，非倚仗速度极快与威力极猛的骑兵兵种不可。其次，由于当时构成边患时突厥、吐谷浑等都是游牧民族，他们善于骑射，要解除边患，也非得以高质量的骑兵兵种对付不可。
建立骑兵的前提必需备有战马。太原首义，来不及养马，只能得自敌方，所谓“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实有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
可知唐初为建立骑兵，曾高监牧养马于陇右，太宗朝曾进行大规模的养马，而且成绩卓著，其数量不仅能自给，而且还赐与邻国，这与太宗重视养马备战大有关系。太宗对善于养马的专家给以殊遇，就是他重视养马的绝好证明。马周曾于贞观六年上疏指出：“韦磐提、斛斯正则更无他材，独解调马。
纵使术逾侪辈，伎能有取，乍可厚赐钱帛，以富其家；岂得列预士流，超授高爵。遂使朝会之位，万国来庭，驺子倡人，鸣玉曳履，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窃耻之。”
马周非议韦、斛“使在朝班，预于士伍”，以卑贱的“驺子”目之，耻与同列。可见，他不理解唐太宗垂青“驺子”的意图，其实由他的：独解调马”、“术逾侪辈”点明了。“调马”者，养马也，也就是说，韦、斛之辈是养马技艺超群的行家。
估计能养良种的战马，而这种良马往往混有胡马的血统或纯属胡马。一般说来，北地胡马比中原马匹优良，故引进突厥马种，加以纯种繁殖或混血杂交就能大大提高战马的战斗力，也就是提高骑兵的战斗力。据陈寅恪先生研究认为：“唐代之武功亦与胡地出生之马及汉地混有胡种之马有密切关系”，这是极有见地的卓识。马周识不及此，故有非议。而太宗识及良马与武功的密切关系，故对韦、斛另眼相看，甚至让他们在“万国来庭”的国宴上与西北诸族酋长及朝士同饮共食，这一异常举动，反映了唐太宗重视本朝马政与发展骑兵的战略眼光。
养马是为了建设骑兵。唐初建设骑兵兵种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武德初年，秦王为了东征西讨，取胜于敌，就着手建设精锐的骑兵队伍。他即位初曾对群臣言及自己常胜的经验说：“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敌方乘胜只能“逐奔数十百步”，此必步战，故追不及远；而唐军能“出其阵后反击之”，此非速度极快的骑兵而莫能办到。到武德四年，随着养马的发展与平定东都战事的胜利，骑兵队伍迅速扩为万骑。其年七月“秦王李世民至长安。世民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勋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这比起晋阳起兵时的二千骑已扩至五倍。武德七年四月，高祖以突厥不断犯边，“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延等为将军，简练士马，议大举击突厥。”所谓“简练士马”，就是精练骑兵，以便对付突厥。
唐太宗即位后，继承了乃父建设骑兵的基业，骑兵已初具规模，基本上可以防御突厥人扰，这从贞观初年突厥入犯次数的减少与失败次数的增加也得到反证。然而，唐太宗的战略目标是击溃突厥、统一边疆，当然不会满足固有的骑兵队伍，必会加速骑兵的建设，致力于提高骑兵的数量与质量大体上到贞观三年底，已建立了一支具有足够数量与高度质量的骑兵队伍，故当时能以“众合十余万”的规模“分道出击突厥”；至于骑兵的质量也大为提高，仅李靖所属麾下就有“精骑”一万。由于具备以上条件，才能由武德贞观间的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即由农业地区的防御战转入沙漠地带的反攻战，才能多次发动长距离的奇袭战役。李靖指挥的定襄之战，以三千“骁骑”的高速进军而出敌不意。由于“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而遭惨败。可见，李靖之所以能出奇胜，是建立在唐初且有高质量的骑兵基础上的。再如阴山之战，李靖“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可知这支“精骑”能经得起二十天的连续急行军仍能保持旺盛的斗志，反映了它具有非凡的作战能力。这既要有坚健体魄的骑士，也要有适于沙漠生活习性的良马。由于汉马不足以当此大任，故非有胡马不可。这也是唐太宗特别器重有胡人血统的韦檠提、斛斯正等养马高手的原因。
有了强大的马匹与骑兵才使唐太宗建树了卓越的武功。
如贞观八年李道宗取得库山大捷后，吐谷浑退军人碛以避唐军，李道宗以柏海路遥，途无马草，难以深人为由，主张缓追。
侯君集认为应乘胜追袭，并为李靖采纳。李靖为知兵老将，如无把握决不敢冒险深入，其凭借是“实资马力”，由此可以窥见唐军马力之强，骑士之锐，应该说强大的骑兵是取胜吐谷浑的关键。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贞观十三年十二月，侯君集率领骑兵，长征七千里，深人沙漠二千里，历时五个月，一举攻破高昌城。无庸赘言，这支骑兵的素质是何等的精良了。相形之下，高昌的赢骑当然不是唐军的对手，这连高昌境内的百姓都意料到了，有首童谣说：“高昌捕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这首童谣反映了唐初铁骑经过唐太宗的精心建设，已成为雄踞华夏的劲旅了。
唐太宗李世民在诸多战役中屡屡“得手”，出“骑”制胜是其法宝之一。骑兵队伍机动性好，冲杀力强，能远奔也能近袭，其威势和奇效远非步兵作战时所能及。唐太宗曾说：
“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百里，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一语点破了运用骑兵出奇制胜的精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