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不仅是一位开明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奇”间用、出奇制胜；明于知将、以爱驭将；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荡平边疆次第叛乱，使四海安宁，民族振兴，中华辉煌。
明经76出虏不意，使之失图
“智勇之谋，诱敌深入，洞察时局，筹之已熟。”
——李世民
诱敌深入然后围歼之，是兵法中出奇制胜的招术，唐太宗颇精此道。贞观二十一年唐军征讨龟兹时，便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战术，结果“出其不意，使之失图”，大败龟兹兵，并生擒了龟兹王。
龟兹在西域诸国中为大国，都城是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龟兹以农牧业为主，盛产稻麦、葡萄、黄金，居民信仰佛教。“学胡书及婆罗门书、算计之事”，“其王以锦蒙项，著锦袍金宝带，坐金狮子床”。
唐朝建立时，龟兹王苏伐勃驶曾遣使到长安，朝见高祖。
他死后其子苏伐叠继位，号时健莫贺俟利发，贞观四年遣使到长安献马，太宗赏赐甚厚，自此每年进贡不断。然而龟兹同时又称臣于西突厥，郭孝恪讨伐焉耆时，龟兹随同西突厥出兵援助焉耆，从此向唐朝的进贡便日渐稀少。苏伐叠死后，他的弟弟诃黎布失毕继位，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完全倒向西突厥，彻底断绝了与唐朝的往来，并出兵“侵渔邻国”。这时唐朝已结束了对高丽的战争，薛延陀也已经灭亡，太宗遂把注意力移向西域，决心扩大唐在西域的影响，与西突厥一决高低，龟兹是西域大国，位置又紧靠焉耆，唐朝要西进，打击的首要目标必然是龟兹。
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太宗以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岜丘道行军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毖何力为副总管，率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家卿杨弘礼、左武卫将军李海岸等部以及铁勒十三、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部军队，共计十余万骑，兵分五路，大举讨伐龟兹。龟兹虽为西域大国，然实力毕竟有限，唐朝动用如此之大的军事力量，显然不仅是用于对付龟兹，还包括西突厥在内。
唐军首先击败西突厥处月、处密等部，擒杀焉耆王，从焉耆西面绕道进攻龟兹北境，龟兹没有料到唐军从这个方向进攻，守城诸将纷纷弃城逃走，唐军顺利地抵达距其都城三百里的碛口。阿史那社尔命伊州刺史韩威率千余骑为前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率军继进，直攻多褐城。龟兹王与其相那利、羯猎颠等率军五万前来拒战，战斗一开始，韩威领兵败退，引诱龟兹兵来追，未攻三十里，遭到曹继叔率领的唐军截击，韩威之军回戈猛烈反击，龟兹兵大败，唐军乘胜追击八十里，龟兹王退守都城不出。阿史那社尔指挥大军猛攻其城，龟兹王诃黎布失毕见唐军势大，知道此城难以保守，遂率轻骑出城向西逃走。唐军人城后，阿史那社尔命安西都护郭孝恪守城，又命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率精锐骑兵追击龟兹王。二人率兵紧紧追赶六百里，龟兹王见无法摆脱追兵，遂进兵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据城防守。唐军围攻四十日，于贞观二十二年闰十二月攻破该城，擒获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和其相羯猎颠。
唐军大败龟兹，不仅仅在于其人多势众，此战唐军能在短时间内全歼西域大国之倾国之兵，首先是在进攻方向上“出虏不意”，先声夺人，然后是诱敌深人，前后堵击，挫敌主力以丧其志，至此龟兹兵惶惶如丧家之犬，只有挨打和逃跑的份。唐军胜在出奇兵，仗未打完，胜负早已定，可见用兵之道，智者为赢。
明经77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以退为进，安定人心，待机而进，势如拉朽，一举可灭。”
——李世民
李世民用兵虚虚实实，令人莫测高深。他在突厥大兵进逼之际，先虚张声势，使“突厥大惊”，稳住阵势后，再待机而动，乘势取之。他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战略思想，在唐军与突厥一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展示。
太宗在未即位之前，挟突厥以自重，高祖因国力尚待恢复，无力平定突厥，也对突厥采取和亲政策。玄武门之变后，太宗即位执政，突厥为了获得金帛、子女，仍连年人寇，骚扰边境，如何解除边患便成了摆在太宗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由于太宗已经夺取了帝位，突厥便不再是他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砝码了，但是要马上扫平突厥，却不具备相应的国力，所以在即位初期只能仍沿袭以往的和亲政策。
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合兵十余万骑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京师戒严。
接着又进攻高陵（今陕西高陵），太宗派尉迟敬德率军阻截于泾阳（今陕西泾阳），斩杀千余级，获得小胜。由于突厥军力强盛，这些小胜根本不能阻止其向前推进，颉利可汗还很快地攻到了渭水便桥之北。颉利派其亲信执失思力到长安去见太宗，一方面窥视唐朝虚实，另一方面对太宗进行威胁。
执失思力对太宗说：“颉利、突利两位可汗统兵百万，已经逼近长安。”太宗谴责说：“我与你们的可汗曾结盟和亲，前后赠送金帛不计其数。你们可汗背盟负约，领兵深入我疆土，难道对我无愧吗？你们虽是戎狄之人，也有人心，如何能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天先斩了你再说！”执失思力畏惧，请求宽恕，太宗遂将他扣押于门下省。萧踽、封德彝都出面，请求对执失思力以礼相待，遣送回去。太宗认为如果遣送回去，突厥一定认为我畏惧胆怯，将会更加肆无忌惮。当进唐朝征调的诸州军队尚未开到，“长安居兵不过数万”，形势非常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太宗礼待执失思力，突厥就会从太宗的态度上判断出长安空虚，太宗态度强硬，使突厥不摸虚实，不敢贸然进兵。关键时刻显示出太宗的深谋远虑。
太宗扣押执失思力后，出玄武门直奔渭水便桥，与颉利隔河答话，谴责他背盟负约。旧史说：“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执失思力未返，而上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阵，独留与颉利语。”当时，萧踽认为太宗轻敌，劝阻不让去，太宗说：“我已经考虑成熟，突厥之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长安郊外，以为我国有内难（指玄武门之变），我刚刚即位，不能抗御之故。我若示弱，闭门拒守，突厥必纵兵大进，以后更加不好抵御。所以我轻骑独出，使其不摸虚实。突厥深入我国境内，必有畏惧之心，与其战则必胜，和则必固。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当日，颉利遣使请和，太宗同意，遂返回宫中。“乙酉，又幸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
关于旧史的这一记载，不实之处甚多。突厥既然倾国之兵而来，已经打到长安郊外，即使唐朝援军已到，恐怕兵力上仍居劣势，在这种情况下突厥如何肯定退兵呢？太宗君臣经常说突厥见利忘义，贪图子女金帛，其又没攻破长安，在郊外虽可能掠得一些财物，但必定有限，十余万大军千里行军，这点财物肯定不抵行军之费，就被太宗三言两语打发回去，似乎太不合常理。
事实是太宗这次退去突厥大军，付出的代价不小。他在军事上采取了李靖的建议，一面征集诸州军队到长安，准备抵御突厥军队，一面派李靖、长孙无忌率军迅速赶到幽州（今陕西彬县），切断突厥军的归路。由于当时唐朝国力较弱，太宗又准备争取以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即和亲定盟，多赠金帛。
关于定盟之事，我们已经论到，对于赂遗金帛之事，刘悚《小说》载：“倾府库赂以求和。”太宗自己也说：“赂以金帛”。可见唐朝这次花费了大量的资财，然后再由太宗与颉利单独密谈，大概是单独求和，最后颉利接受要求，遂引兵退回。引日《唐书·李靖传》说：“靖率兵倍道趋幽州，邀贼归路，既而与虏和亲而罢。”李靖之军不敢在归途邀击突厥军，使其顺利退出唐境，说明当时唐朝对突厥基本国策仍是以和为主，万不得已才兵戎相见。
突厥退去后，太宗却对群臣发表一通议论，以掩饰自己求和示弱的不光彩行为。他说：“我观突厥之众虽多却不严整，其君臣的志向惟在求取赂遗，当他求和之时，可汗单独在渭河以西，其贵臣显要都来谒见我，我若乘机把他们擒获，然后乘势进军袭击，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幽州，突厥败回时，伏兵阻其归路，大军从后追击，不难击败突厥军队。之所以不战，是因为国家未安定，百姓未富，一旦与其交战，结怨必深，长期对抗，对国家不利，故赂以金帛，突廒得利则退，志骄意满，对我朝不加戒备，然后积蓄力量，一举可灭。这就叫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唐太宗的这一番话有虚有实，说他此次可以很容易击败突厥完全是为了皇帝的面子，自我掩饰；说国家、百姓未富，不宜和突厥发生战争，却是比较明智的话，也是实话。至于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最后扫平突厥，是其未来的打算。应该说唐太宗此次对突厥采取的策略是现实的，符合当时的国力现状，正因为有此次求和，才会有以后的彻底扫平东突厥的伟大胜利。
明经78兵不厌诈，使敌懈怠
“君在内，将在外，相机进取，默然配合，以‘诈’取胜，决胜千里。”
——李世民
唐太宗在军事部署上一向有自己很独到的见解，同时他又允许在外作战的将领“相机进取”。根据军情变化改变战术打法，君、将默然配合，无往不胜。同时唐太宗深谙“兵不厌诈”之道，他认为：以“诈”取胜，往往来得更为“轻巧”。唐朝对薛延陀之役，就是典型的一例。
薛延陀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本是铁勒的别部。铁勒在北朝又称高车，隋唐之际，突厥势力强盛，铁勒诸部散居于大漠之北，薛延陀只是其十五部之一。其可汗姓一利嘎氏，在铁勒诸部中最为雄健，风俗与突厥大体相同。薛延陀长期受突厥的压迫，一度分裂为东西两部，贞观二年，东部的薛延陀乙失钵可汗死，其孙率七万部帐归附于东突厥颉利可汗。太宗为了削弱东突厥的势力，遂封薛延陀另一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大喜，遣使人贡。
东突厥灭亡后，其原居住地空虚，夷男乘机率部东移，从郁督军山（又称乌德鞭山，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的东麓）迁到都尉楗山独逻水（今蒙古境内土拉河）之南。原臣属于突厥的诸部族如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等纷纷归附于薛延陀，拥有精锐骑兵二十万。夷男势力强大后，遂把其所占据的广大地区分为南北二部，由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治。这样，薛延陀就取代了原来的东突厥地位，成为唐朝北方的一个大国。唐太宗消灭了东突厥，不料却崛起了薛延陀，这是他非常不愿看到的事，双方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激化起来了。
从贞观五年以来，薛延陀年年派使者入朝进贡，双方关系表面上比较平静，实际上太宗对薛延陀的逐渐强大忧心忡忡，深感不安。贞观十二年，太宗下诏封夷男二子为小可汗，表面上是对他们的优宠，“实欲分其势也。”也就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来促使薛延陀内部发生分化，以达到削弱其势力的目的。次年，由于以前发生了突厥降将阿史那结社率叛兵袭击九成宫的事件，太宗君臣讨论后决定把归附内迁的突厥人迁到漠南，恢复其政权，以防御薛延陀的南下。太宗封突厥首领、右武侯大将军、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俟利毖可汗，命他率安置在沿边诸州的突厥及粟特人渡过黄河，到漠南居住。但突厥人都惧怕薛延陀势力强大，不肯出塞。太宗遣司农卿郭嗣本出使薛延陀，转告唐朝此次让突厥复国的决定，并表示薛延陀受册封在前，突厥在后，前者为大，后者为小，想以此安抚夷男。太宗还告诉夷男，薛延陀在漠北，突厥在漠南，应“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腧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划分两国疆界也是为了制约薛延陀的扩张。薛延陀此时尚未做好反对唐的军事准备，故不敢违背太宗的旨意，尽管“夷男恶之”，即对此事非常不满，也还忍气吞声地承认了既成事实。于是李思摩率众渡河，建国于定襄城。
突厥此时复国，实力当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只有三万户人、马九万匹、军队四万，这点实力不可能与薛延陀相对抗。贞观十五年，李思摩上奏太宗，表示愿意子子孙孙为国家效犬马之劳，防守唐朝北方，“若薛延陀侵逼，请许家属人长城”，太宗同意。这就说明李思摩对自己所负的使命是非常清楚的，只是因为实力不如人，才奏请太宗，留下退路。
贞观十五年，太宗欲往泰山封禅，率百官抵达洛阳。夷男认为太宗东封泰山，边防空虚，乘此机会攻伐突厥如摧枯拉朽，乃命其子大度设率同罗、仆骨、回纥、琳竭等部军队，共计二十万，进入漠南，屯驻于白道川，占据善阳岭（今山西朔州北），进击突厥，李思摩兵少无法抵御，遂退人长城，进入朔州（今山西朔州）防守，同时遣使向唐朝告急。
太宗接到突厥告急书后，于十一月命营州都督俭张率所部军队，从东面进攻薛延陀；命兵部尚书李勋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六万，进驻朔州；命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步兵四万、骑兵五千，屯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命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率兵一万七千人，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以凉州（今甘肃武威）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总管，从西面进击薛延陀。诸将辞行时，太宗告诫他们说：“薛延陀自以为强盛，远程奔袭数千里，马已疲累。用兵之道，见利则速进，不利则速退。薛延陀长途进击，不能击李思摩于不备，李思摩人长城后，他们也不急速退去。我已命李思摩焚烧秋草，薛延陀粮草用尽，将得不到补充。最近有消息来报，说其马匹已将树木之皮啃食殆属于突厥的诸部族如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等纷纷归附于薛延陀，拥有精锐骑兵二十万。夷男势力强大后，遂把其所占据的广大地区分为南北二部，由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治。这样，薛延陀就取代了原来的东突厥地位，成为唐朝北方的一个大国。唐太宗消灭了东突厥，不料却崛起了薛延陀，这是他非常不愿看到的事，双方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激化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