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李世民能成大事，能抚四夷，能安百姓，不是依赖至高无上的皇权力量，而是以自己的大智、大德、大勇，激流勇进，做中流砥柱。他凭着自己的人格力量、人格魅力，令四海臣服，人，心思上，国富民强。本章通过李世民经天纬地14个要义，诠释其人格魅力。
明经95择人而事，不可草草
“朕所以能成事业，在乎用人，用人之事，在乎择人，择人之事，不可草草。”
——李世民
选贤任能，至关重要，辨识人材，谈何容易？人的择用得当了，事的成功也就稳操掌内；人的择用不当，失败也就在眼前。因此李世民每遇到事必告诫自己，择人一定要对，事之成败系这一举。于是，李世民开国国便成，治国国便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终成一代开国明君。
唐初统一边疆是以广阔的沙漠作为驰骋的战场的，生活艰苦、气候恶劣、给养困难、路途遥远，非择知兵将领统率不可。
唐太宗深知李靖的知兵奇才，首灭突厥，次平吐谷浑，他都选中李靖为行军统帅，这是他知将的表现。
李靖确实不负太宗厚望。定襄大捷旗开得胜、阴山决战马到功成，称雄于漠北的东突厥不堪经受李靖率领铁骑掩袭，不到四个月就彻底垮台，战期的短促、战绩的辉煌，均为唐初武功的楷模。
贞观八年底，唐太宗欲打开河西走廊的通道，决计西征吐谷浑。当时，他心、目中理想的统帅首推李靖，曾对大臣说：
“得李靖为帅，岂非善也！”然而，李靖已年过花甲，且又患病，太宗不忍开口难为他。但是，知将之心又驱使他非靖莫属。
“上欲得李靖为将”的意图被李靖窥知后，李靖感奋之余，不顾年老多病，毅然“请行”，唐太宗“大悦”。十二月辛丑，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诸军”。
唐太宗为什么一意倾心于李靖？是因为他明了李靖知兵的缘故。李靖在统一战争中所显露出来的军事才能，深受太宗赏识，他也与太宗一样既善于以正兵挫敌，更擅于以奇兵掩敌。正如陈亮所说的：“昔者李靖盖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问何以讨高丽，则欲用正兵。此其意晓然可见矣。
颉利之敌，脆敌也。奇兵以临之，使之不及拒。苏文之敌，坚敌也。正兵以临之，则彼无所用其能矣。”可见，正兵、奇兵的巧妙运用，在于因时因人因势而异。历观李靖作战之能获胜，无不正、奇间用、以奇为主。
明于知将固然重要，如果将领不肯倾心出力，也属枉然。
要调动将领带兵作战的积极性，还需以爱驭将，才能乐其为用。
贞观四年五月，御史大夫萧踽弹劾“李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虏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人见，上大加责让，靖顿首谢。”唐太宗明里曲意回护而不加罪，私下严加责备而不轻纵，可谓宽严相得。过了一段时间，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吸取隋帝“有功不赏，以罪致戮”的教训结果，故他采取了驭将以爱的方法。为此，加官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增加食邑户数至，五百户。不久，唐太宗弄清了所谓“御军无法”是谗毁之言，叫他不必介意，再次赐绢二千匹。贞观乙年，李靖已官至尚书右仆射，他以病辞谢。年底，唐太宗以“特进”名义召他“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据此，胡三省特引欧阳修注云：“平章事之名始此”。足见唐太宗对李靖的特加垂青，这当然使李靖感恩不尽，竭其力用，主动承担了平定吐谷浑的指挥重任。
人能成事，亦可败事，用之于国，则能成一国之事或废一国之事，为国之君，焉能草草？
明经96天下事，必躬自人局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若成行，必当躬自入局，切身践约。”
——李世民
人不一定能胜天，但大凡成事者皆有胜天之志，如不殚精竭虑，大业岂可成？如不躬身践约，天子之位果真能授神与？
李世民天生就不信邪，不服输，至于迷信，他认为那是懦弱天子们的傻事，与他毫无缘系，在武德年间，在贞观年间，随处都可见一个强大者的身影，凡是有轰烈的声响，必有这强大者的身影，最后，这强大者——李世民一躬身，以自己伟力的双手，推开了“贞观之治”的大门。
陇右相当于今甘肃兰州、天水一带地区，与关中西北相邻。盘据在这里的是薛举父子武装集团，这对李唐统治地区威胁极大。
薛举原是金城郡的富豪，还在李渊晋阳起兵前，他就已占据郡城起兵反隋。随后，薛举攻占陇西、西平、天水诸郡自称“秦帝”，定都上邦，雄据西北。李渊集团攻克长安刚一个月，脚根尚未站稳，薛即派其子薛仁呆领兵进犯关中，围攻扶风郡城，被李世民率军击退。次年，即唐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唐刚刚建国，薛举亲自率军前来争夺泾州，李世民又出兵迎战。
当时战争的双方具有如下特点：
唐军方面，这时拥有关中、巴蜀和山西等广大地区为后方，掌握着储备丰富的长安府库和永丰仓。赤岸泽牧监供给了唐军大批战马。关中、河东一带又是隋代府兵集中地区。
所以唐军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远远超过了秦军。另外，李渊进入长安后，立即宣布约法十二条，尽除隋朝的苛禁，因此，李唐集团不仅得到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并使其统治区内的阶级矛盾相对得到缓和。总之，唐军的后方是巩固的，具备了战胜薛举的许多有利条件。
秦军方面，陇右地区是隋的牧监所在，又是隋防御突厥和吐谷浑的要地，人人善骑射，习战备，故秦军中多有精骑骁将，军锋锐盛，薛举父子也是能征善战的惯将。这些是秦军的长处。但是陇右一带民户寡少，生产较为落后，天水、陇西、金城等郡，就是在隋大业盛时，合计也不过七万多户。至于秦已占领的平凉、安定等郡，户口虽然稍多，但因为地处前线，薛氏父子无法严加控制，所以秦军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不足，最怕持久作战。尤其重要的是，因后方民户稀疏，薛氏父子几乎没有第二线的兵力。
唐、秦两军的初次会战发生在七月，地点在高？。高塘距唐军后方近，距秦军后方远，对秦军来说，最好是打速决战。秦王李世民深深地了解这一点，故在战略上采取深沟高垒，闭门避战的办法，以己之长制敌之短。可是此时李世民忽然患了疟疾，只得将军务委托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并且告戒俩人说：“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刘文静、殷开山对秦军的长处认识不足，对方的弱点没有充分利用，加上唐军新定关中，官兵存在着骄傲情绪，急于求战。因此当秦军来挑战时，刘、殷率军出城布阵于西南，匆匆应战，他们恃众轻敌，没有保护后军，结果遭薛举从阵后掩袭，在浅水原大败。
唐军折兵十之五、六，大将军慕容罗喉、李安远、刘弘基也被俘。
李世民只得带兵退还长安休整。这一仗由于轻躁致败，使年轻的李世民得到极大教训。在此后的统一战争中，他一直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他的军事指挥艺术也在经历这一次败仗后，逐步走向成熟。
八月，薛举乘胜遣薛仁杲进围宁州，甚至还想直捣长安。
不料薛举得病暴死，仁杲继立为秦帝，屯居拆摭城。李世民乘机率军进临高？，薛仁杲派大将宗罗喉领兵拒战。这次李世民吸取了上次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唐军新败，士气受挫，而秦军恃胜而骄，不宜与之交锋。于是坚壁不出，以挫秦军士气。秦军一再前来挑衅唐军有一些将领沉不住气，接二连三地向李世民请战。但李世民头脑冷静，坚守不出。这样相持了六十余日，秦军粮尽，军心动摇，加上薛仁呆轻狂自负，与诸大将多不和，牟君才、梁胡郎等叛离降唐。李世民审时度势，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命行军总管梁实带一支小部队在浅水原扎营。宗罗喉求战心切，不知是计，倾巢而出，想吃掉这支小部队。梁实据险扼守数天，秦军屡攻不下锐气受挫。这时，李世民高兴地对诸将说：“可以战矣！”于是派右武候大将军庞玉率军再至浅水原布阵。宗罗喉掉头来攻。双方苦战正酣，李世民又亲率大军从浅水原北面出敌不意，猝然袭击。宗罗喉忙引兵抵挡，但阵势已乱。李世民领精骑数十人乘势杀人敌阵，左冲右突，唐军多方夹击，呼声动地。宗罗喉哪里抵挡得住，士卒大溃，急忙带领残兵败将往折？城撤退。李世民立即率骑兵二千乘胜追击，令步兵随后赶上。李世民的舅舅大将窦轨见其率少数人马穷追，叩马苦谏说：“仁呆犹据坚城，虽破宗罗喉，未可轻进。”李世民胸有成竹地说：“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说完就拍马飞奔，迅速进至拆？城下，扼守住泾水南岸，切断宗罗喉残军的归路，使其不能和薛仁呆守城军队汇合，从而削弱了秦军的守城兵力。晚间，唐大军赶到，渡过泾水，围住折？城。半夜，秦守城土兵纷纷出降，薛仁杲自知不能敌，第二天被迫领精兵万余降唐。
人不谋，事何成？人若谋，天下事何患不成？
明经97担当敢为，不避利害
“我不杀汝，汝必戮我，兄弟残杀，昭之若揭。”
——李世民
狭道相逢勇者胜，风暴突来何处避？骨肉相残，宫廷争斗，演尽政坛多少悲、壮剧！犹豫者头颅落地，敢为者坐殿登极，与所有的英明果敢之主一样，李世民没有躲避，他也幸亏没有躲避，因为历史的楔机就在一瞬间，大唐的辉煌与灿烂因这一刻而激动不已，历史也曾为这位敢当敢为者大浪滔天，世民之幸也！大唐之幸也！
李世民要与李建成决一雌雄的形势是十分明显的，李渊虽然偏袒李建成，但到底还没有消灭李世民的决心，还对他的调解工作抱一线希望。至少李渊认为只要自己做皇帝，儿子们还不敢胡作非为。结果，后宫、外廷迅速分化，或中立不问，或支持一方以求日后进取，几乎每个人都在看风使舵，又想保住官位得好处，又怕押宝错了吃大亏。李建成在太原起兵前与李元吉在河东看家，后来又留守京师，自然与后宫嫔妃关系好一些，如张婕妤、尹德妃便对李渊说：“使陛下万岁后，（秦）王得志，妾属无遗类。东宫慈爱，必能全养。”不过李世民也不会不插手，他的妻子长孙氏“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他在打败王世充返长安时，“贵妃等私下向世民求宝货及为亲属求官”，李世民显然曾用战利品来结交宫中妃嫔，使得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斗争又严重影响了朝廷大臣，李世民的主要支持者是内史令萧踽，在李渊面前常为李世民说好话，所以后来李世民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此人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还写诗赠萧踽说：“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门下侍中陈叔达也是李世民的支持者，《旧唐书》卷61《陈叔达传》载：
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阴行谮毁，高祖惑其言，将有贬责，叔达固谏乃止。至是太宗劳之曰：“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
唐代中央三省六部制，李世民是尚书令，萧踽曾任内史令即中书令，陈叔达是门下侍中，说明就宰相体系而言，李世民是占上风的。不过唐高祖最宠信的大臣是尚书左仆射裴寂，他知道李渊不想换嗣，于是便公开袒护李建成，继萧踽之后任中书令的封德彝是个看风使舵的人，他曾与李世民一道东征王世充，关系密切，任吏部尚书时有安排下级官吏的人事权力之便，是个有地位的大臣。他看到李世民与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却看不出谁将是胜利者，于是“潜持两端”，既给李世民出主意，又在李渊面前替李建成说话，等到杨文干起兵叛乱，“高祖将得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之。然所为秘隐，时人莫知。”当他发现李渊的态度日益倾向于李建成后，便“阴附建成”，使得李世民经营的朝廷政治势力渐渐向不利方向发展。结果，李世民也不愿再拖延下去，这个本该由李渊来解决的难题，只能李世民和李建成各自凭实力与权术来自行解答了。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是这场决战爆发的一年，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私募骁勇达数千人，远远超过了李世民“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的数量。他们又直接见父亲，请求诛杀李世民，理由是李世民“谋反”。李渊说：“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李元吉说：“秦王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不过李渊尚难舍弃父子之情，他对李建成、李元吉的要求不置可否，于是二人只好加紧决战准备。他们通过李渊将秦王府猛将程咬金调为康州刺史，程咬金对李世民说：“大王手臂今并翦除，身必不久。知节以死不去，愿速自全。”李建成、李元吉又用金帛收买秦王府的其他将领如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尉迟敬德将一车金银器物退还李建成，回信说：
敬德起目幽贱，逢遇隋亡，天下土崩，军身无所，久沦逆地，罪不容诛。实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隶名藩邸，唯当以身报恩。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
若私许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
尉迟敬德将李建成、李元吉的活动向李世民汇报，李世民说：“公之素心，郁和山岳，积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来但取，宁须虑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阴计，足为良策。，’这是李世民能够得到人心的长处，他能为尉迟敬德设身处地着想，而且当李建成、李元吉在李渊面前说尉迟敬德坏话，欲置之于死地时，他还要挺身而出，“固谏得释”。结果，尉迟敬德成为他发动政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李建成、李元吉又攻李世民的主要谋士房玄龄、杜如晦，他们认为：“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经过一番造谣中伤，终于将房、杜二人逐出秦王府“归第”，并不许再私谒秦王。面对李建成、李元吉的逼人之势，李世民自然要考虑对策。他曾问过灵州大都督李靖和行军总管李勋，这两人已伍高官，见李建成势大，不敢有过于激烈的行动，唯恐事败自己受牵连。在这关键时刻，为李世民作出发动政变决断的首先是长孙氏，虽然史书对她的言行着墨不多，但我们知道这场政变的首谋是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而且当政变开始前，“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人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看来，李世民的这位妻子确是他事业最有力的支持者。长孙氏的意见主要通过其兄长孙无忌来体现，史载：“武德九年，隐太子建成、齐王元吉阴谋加害太宗，无忌请太宗先发诛之”，这是长孙家族为政变的策动力量的证明。长孙无忌与房玄龄在武德七年年底李世民在东宫夜宴中毒吐血而归后有一番讨论：
玄龄因谓长刊、无忌日：“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汹汹，人怀异志。发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无忌曰：“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