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将房玄龄的建议告诉李世民，李世民这才故意做出请教的样子问房玄龄：“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房玄龄回答说：“国家患难，今古何殊。自非睿圣钦明，不能安辑。大王功盖天地，事钟压纽，神赞所在，匪藉人谋。”这个以政变方式夺取帝位的计划就这样产生了。身为秦王府文学馆十八学士之首的杜如晦也成为制订计划的骨干分子，他们与秦王府的将领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程咬金、段志玄、秦叔宝、张亮等人不断商议又分头活动，形成了一个以李世民为首的政变集团。李世民依靠这个政变集团作了许多政变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收买了李建成身边的太子率更丞王旺和把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人。玄武门是唐长安太极宫的北门，是守卫官室和国都的禁军屯守之所，在政变时双方的必争之地。看来常何是与李世民和李建成都有关系的人，李世民给他金刀子，当然是收买，恐怕李建成也会争取他的。他在玄武门之变后未得高升，估计并非是李世民政变集团人，仅利用职权给李世民提供了一些方便。当然，这就等于在政变时支持了李世民，这是李世民政变计划中十分关键的一招，然兄弟之情始终困挠着心地善良的李世民，他召集部下分析说：
今二宫离阻骨肉，灭弃君亲，危亡之机，共所知委。寡人虽深被猜忌，祸在须臾，然同气之情，终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后以义讨之，公意以为何如？
这是一个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的策略问题，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认为先下手为强，他们说：
人情畏死，众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虽存仁爱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计，祸至而不恐，将亡而自安，失人臣临难不避之节，乏先贤大义灭亲之事，非所闻也。以臣愚诚，请先诛之。王若不从敬德言，请奔逃亡命，不能交手爱戮。且因败成功，明贤之高见；转祸为福，智士之先机。敬德今若逃亡，无忌亦欲同去。……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王纵不从敬德言，请自决计，其如家国何？
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
李世民“犹豫未决”，一方面是他的老谋深算，一方面也是激烈的思想斗争。嫡长子继承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传统，李世民铤而走险，不但是向李建成、李元吉等政治对手宣战，而且是违背父亲的意愿向传统宣战，任何人一旦面对传统，总显得渺小而孤立，战胜传统观念的束缚，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当然，李世民有夺取政权做皇帝的欲望，从而支持他敢于向嫡长子继承制传统挑战，非反即死的险恶形势，又使他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而且，在这番讨论中又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特有作风，任何政治决策，他都不愿自己一下子先提出来，而是让其他人反复讨论，他虽然有自己的倾向性，却不轻易表露。
面对李建成与李世民箭拔弩张的形势，唯恐累及自己的李渊终于下定决心：支持李建成的继承权，削弱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实力，使李世民不得不低头认输。恰好“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人塞，围乌城”，李渊便乘机下令让李元吉挂帅出征。自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东征西讨一般均是李世民当元帅，这一次改由缺乏战绩的李元吉当元帅，显然是一种政治权术。李渊按照李建成的建议下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查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这其实就是让李世民交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本钱，到时后李世民只有俯首称臣了，李渊或许在世时还能保住性命，但李渊死了李建成即位，李世民只有束手待毙一条路了。何况王匪又向李世民报告了李建成迫不及待的阴谋：
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之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
李世民得知这一切后，自知已进入不反即死的困境，除了铤而走险，别无选择。他为了政变成功，召集心腹商议，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知道李世民若不采取断然措施，他们的下场比李世民还要糟，所以立即说：“大王若不速决之，则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可见李世民在决定发动政变前，已考虑再三了，说明他已经成熟了。过去，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现在，他在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中，也能够驾驭险风恶浪。他下令让房玄龄、杜如晦秘密回秦王府商议大事，二人不明形势发展到何等地步，而且李渊有令，若二人再“私谒”秦王，“必坐死”，于是说：“不敢奉教”。李世民决心已下，闻言大怒，取刀授尉迟敬德说：“公往观，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
政变箭在弦，不得不发，这是李世民一生最重要的一次决策，由此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帝王。
明经98锋芒内敛，世故通达
“凡事皆有度数，聚敛养内，职蓄力量，厚积薄发，世故通达，则大事可成。”
——李世民
群雄逐鹿、若无锋芒，何以称雄？若锋芒过露，又称雄几时？称雄而最后入主者，养内而世故是也。若论锋芒，与李世民并肩者不乏豪杰之雄，但若论内敛而厚积，唯李世民最为深谙，所以他薄发之时，必有冲天之力，排山之势，因此，等到鹿获其手，群雄谔然、服然。
突厥是我国北方境内的一个古老民族，北齐、北周时期渐趋强大，建立了“控弦数十万”的军队，进入阶级社会。隋初，突厥贵族集团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被隋炀帝战败，纳贡称臣；西突厥也一度衰落。隋末丧乱，东西突厥乘机复振，一跃而为雄据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夏的强大军事力量。正如杜祜所描述的：“（突厥）又更强盛，……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尽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刘文静聘使时，以“财帛金宝人突厥”作为借兵的交换条件。突厥可汗“始毕遣其特勤康稍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二千胡骑，微不足道，唐初不过借其声威，以作奥援而已。可见，李渊初起的力量是严重不足的，这可说是他称臣突厥的主要原因。
由于存在的这种特殊的隶属关系，故始毕不断欺凌唐朝：
“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计。始毕自恃其功，日益骄狂，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所谓“优容”，就是恣其所为、不敢违抗。武德二年二月，始毕可汗去世，“高祖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前往吊处罗，赙物三万段。”诏“百官”吊丧的隆重仪式是示以国君礼节的反映，以丝织品三万段孝敬嗣位的处罗可汗，这无异是变相的纳贡称臣的继续。
武德三年六月，处罗可汗率军助秦王攻刘武周，“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不能制”，实为不敢制，这是唐初称臣于突厥的一个旁征。故同年秋，处罗死，高祖亦“罢朝”致哀，“诏百官就馆吊其使”。
继处罗可汗而立的颉利可汗，他承父兄之业，兵强马壮，益轻唐朝。“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言辞悖傲，求请无厌。”所谓颉利“言辞悖傲”，流露了他想君临中原的野心。不过，这次“优容”为时只有半年左右，到武德四年四月因双方军队在雁门首次发生冲突，就渐趋消失了。
由上可知，从隋大业十三年六月晋阳起兵交好突厥，到唐武德四年四月双方交恶，前后近四年时间，唐初连续向突厥启民可汗的三个儿子，即始毕、处罗，颉利分称臣纳贡。称臣纳贡当然是一大耻辱，唐封建统治者与封建史家无不讳莫如深。
然而，在得意忘形之余，也会泄露天机的。贞观四年李靖大破颉利，唐太宗闻讯喜形于色，对近臣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国家“草创”，则无国力以御强敌，这是“称臣于突厥”的主要原因，至于“以百姓之故？，当属溢美之辞。其实，唐太宗指出乃父“称臣于突厥”，而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是不公平的。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太宗实为当时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李世民主谋称臣，可见，他与突厥可汗的密切关系，而他多次借兵突厥，组成胡汉联军，正是这一密切关系的反证。晋阳起兵前夕，他通过心腹刘文静向始毕可汗借到二千突厥骑兵，组成了反隋主力。这支骑兵可能是由颉利、突利率领的。
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当面指责颉利、突利叔侄带兵入扰时，曾说：“义军人京之初，尔父子并亲从我”一语可证。武德三年秦王李世民“受诏讨伐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与官军会”，就是与秦王军队会师，可见，李世民与处罗可汗的关系也很密切。此外，他还与未即位前的颉利可汗也有交情：“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因乱以其所部五原城隶属于突厥。（宇文）歆又说颉利遣长逊入朝，以五原地归于我。颉利并从之，因发突厥兵及长逊之众，并会于太宗军所。”颉利愿还五原之地与张逊部众归唐，除了唐高祖“遣光禄卿宇文歆赍金帛以赂颉利”之外，恐怕还与李世民的特殊关系有关，否则颉利不会发突厥兵与李世民会师。可见，李世民也向颉利借过兵。以上史实说明，唐初秦王比乃父高祖同突厥的关系密切得多。他屈辱借兵，必受制于人，难免称臣。究其原因，除了斗争的策略性之外，还与唐初国力不足有关。
锋芒的露敛，实乃为人处事的策略，非世故通达者不谙其度数。一飞冲天、一鸣惊人，这样的典故在李世民手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明经99铁肩大道，大气容人
“为人气量要大，才能超出常人，做出常人不能做之事。”
——李世民
为君者肩负天下之任，故必有容人之大气，才能做出超出常人之大举。李世民是一位政治责任感最强的帝王，他从不诿过于人、虚怀若谷，容臣民于道义；善于纳谏，积群策而成伟业，直令后辈帝王们莫不仰视！
贞观元年，右仆射封德彝等奏称使中男、十八已上简点人军。敕文连下三、四次，魏征执奏以为不可。封德彝重奏道：
“今见简点者云，次男内大有壮者。”太宗怒，乃发令：“中男以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这样做，完全违背了唐代关于服兵役年龄的法令，势必引起百姓的不满。所以魏征坚决加以反对。黄门侍郎王硅也不肯署敕。太宗召魏征及王硅，作色而日：“中男若实小，自不点人军，若实大，亦可简点，你们如此固执，朕不解公意！”魏征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臣闻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若次男以上，尽点人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陛下每云，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伪之心。自登极已来，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复何以取信于人？”太宗听了之后大为愕然，问：“不信者，何也？”征说：
“陛下初即位，诏书曰，逋租宿债，欠负官物，并悉原免。即令所司，列为事条，秦府国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为天子。国司不为官物，其物复何所有？又八月九日诏书，关中免二年租调，并外给复一年。百姓蒙恩，无不欢悦，老幼相欢，或歌且舞。
可是随即又降旨称，若已折已输，既已纳取了，所免者以来年为始。既已放免，复又征收，使道路之人，咸失所望。象这样随心所欲，任意更改法令，将何以取信于民？”太宗听了不得不承认说，“我见君固执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论国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寻思，计亦深矣。”于是停止简点中男人军之令。
张玄素谏止修建洛阳宫的事也很典型。太宗刚平东都时，见隋所造侈靡豪华的“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即位之后又安居卑宫，禁止营造。贞观四年，全国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太宗马上下诏修复洛阳的乾元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疏直谏，提出五条“不可”修复的理由’，还说：“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则余费又过倍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朝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听张玄素说自己连隋炀帝都不如，自然很不高兴，他反问玄素说：“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毫无顾忌，对答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终于被玄素“以卑干尊”的精神所感服，下令暂时停止修复乾元殿。连魏征看了也很佩服，说：“张公遂有回天之力。”
唐太宗喜欢打猎，大臣们多次劝说，未能阻止。太宗的儿子吴王李恪也喜欢打猎，在安州任都督，数出畋猎无度，严重损坏当地百姓的利益。侍御史柳范奏弹之。恪坐免官，削户三百。太宗对此虽未明说，心里是有疙瘩的。于是对柳范说：
“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知道太宗故意找茬，便说：“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
太宗听了知道话中有刺，大怒，拂衣而入。过了很久，独引柳范问道：“为何当面折我？”柳范答道：“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太宗听了转怒为喜。
还有一次，一位身居下位的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
“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
太宗看了后大怒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耶？”并想治以讪谤罪，惩办皇甫德参。魏征进言道：“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入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太宗觉得魏征的话有道理，于是改变了态度，下令赏赐皇甫德参。
当大臣们的谏诤言辞激烈，有切肤刺骨之痛时，太宗虽时而大怒，但“求谏”的心情往往还是占了上风。他在实际中也体会到自己的尊严是臣下进谏的一个障碍，因此对臣下说：
“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
卿等遂不避犯触，各封进事。”鼓励大臣进行“逆鳞”谏诤。
太宗还奖励大臣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小事”，说：“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改，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如此。”
贞观二年，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当时莫及。太宗聘为充华，诏书已发出。魏征听说她已许嫁陆氏，便立即进宫劝太宗停罢此举。其他大臣却认为：“大礼既行，不可中止”。魏征力排众议，坚持认为不可以这样做。
最后太宗还是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下令停聘郑仁基之女为充华。
贞观三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尝有台使至凉州，见有名鹰，暗示要李大亮朝贡。李大亮没有依照台使的意旨将名鹰进贡，而是密奏太宗：“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令表扬大亮没以曲顺，还送给他一部荀悦的《汉纪》，劝他“宜加寻阅，好好学习。”